真正的文艺基于人性，源于生活，长于审视。文学革命时期，鲁迅先生以“药”为题，传递了探求疗救旧中国病态社会的良方的人生观表达。一百年后，由80后文牧野导演、宁浩和徐峥监制、徐峥主演的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我不是药神》同样以“药”为突破口，透过底层视角，触摸尖锐话题，展现对现实存在的审慎开掘和对人性之美的坚定扶持。法律至上还是人文关怀？契约精神还是人道主义？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戳中社会的软肋，拷问时代的良心。

对悖论性生存处境的洞察和对困境式命运张力的呈现是文艺的生命存在形态之一。文学革命以来，有鲁迅笔下从‘狂人’开始、以魏连殳之死结束的陷入无物之阵的孤独者的困境。有曹禺剧中复仇的欲望、内心的谴责与无罪的辩护相绞缠的原野似的悖论。新时期，张承志于世俗中寻找精神超越和心灵圣地，在时间流逝中抵抗难以化解的宿命，埋下精神悖论的种子。进入新时代，海宴《琅琊榜》对初心的坚守与本性的迷失、真情的可贵与权位的贪婪予以观照，给人带来观赏的疼痛感。“他就想活命，他有什么罪”“这个案子我真办不了，所有的后果我来承担”，《我不是药神》将人情社会与法理世界难以抉择的难题摆在观众面前，实质上却陷入“一个不够合理的体制”和“一个有过错的个人”孰是孰非的更深的困境。探寻两者契合点，体现司法为民价值观，真正肩负法律的神圣使命，考验执法者的智慧，煎熬观众的内心。

隐喻作为一种文化反应和认知方式，在文艺创作中建构作品主题、产生艺术效应。传奇作家张爱玲通过在黑暗中爬行、在光明中又缩回去的乌壳虫意象，揭示现生活在现实封锁中的众生百相和普遍宿命。宗璞以黑丝绒盒中血点儿似的两粒红豆象征跨阶级的不同理想的一对恋人的分离。美国影片《阿甘正传》对洁白轻柔、随风飘落的羽毛进行了细致的拍摄，深刻诠释漂泊不定、方向难辨、永不停息的戏剧化的人生。《我不是药神》中鲜艳饱满、酸中带甜、价格低廉的橘子成为吕受益生命的隐喻。小小的橘子汇聚了白血病人对生存的渴望。初次与程勇见面，他递过一个橘子套近乎。濒临死亡时，又忍着痛对前来看望的程勇说“吃个橘子吧”。病逝后，黄毛躲在没有人的角落，边哭边往嘴里塞橘子。讨好、亲近、苦涩，每一瓤都五味杂陈。

所谓难关，不在身外，而在心中。徐峥从演员到导演再到监制，在作品中极力呈现精神突围和心理闯关模式。《李卫当官》中官场的愣头青、时代的异类李卫因对岳思盈怀有隐秘的难以表达的情感和血液里渗透着坦荡无私的正直品性而假冒钦差、涉足官场，一路艰辛，几经磨炼，也曾心灰意冷、感伤失落，在红颜知己岳思盈等人的陪伴和协助下越挫越勇、突出重围。《港囧》中坚守艺术梦想的画家徐来，难忘已成为香港新锐艺术家的大学初恋，执着追寻心中的“白月光”和“朱砂痣”，最终仍不免一直错过，一转身就是一生。《幕后玩家》 中钟小年经过遭人绑架、身败名裂、妻子遇险等一系列的囧境后，重拾良知，实现自我救赎。《我不是药神》则以原有作品的终点为起点，再次表现囧境闯关、悖论突围的主题。

艺术应给人以精神上的活力和鼓舞，而不是向人生亮出虚无主义的冷冰冰的魔鬼的拳头。四川作家马识途在《盗官记》中对张牧之做了被捕游街、百姓含泪相送的艺术处理，感人肺腑，荡气回肠。《我不是药神》则相信未来有“自生长”的理性力量，在被捕相送的基础上增加了司法减刑和医保普及的情节，既剖开复杂人性、充满悲悯力量，又予人光明未来、展示辽阔前景。

艺术的价值还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思路、助推时代发展。近日李克强总理就进口‘救命药’买不起、拖不起、买不到等问题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急群众所急”，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有了坚强的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相信这些难题必将得到彻底解决，而我们国企中铁电气化局也将积极配合政府，发挥自身优势，做好保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