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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的红包》
作者:传承

      昨天,老妈突然打电话:“大儿子,上我这来回”。老妈和老爸早晨回的老家。我开车急匆匆赶了过去,一见面,老妈说:到老家才听说“现在又流行给儿子、儿媳妇、闺女、姑爷发红包、买桃罐头,说是今年是寡妇年,必须吃桃罐头消灾避难。他们说一个孩子66块钱红包,我给你们每个人660”。我以为耳朵被酒精烧坏了:“妈,你说啥,多少?”,“660!”老妈真的以为我没听好,大声重复了一遍。“你给俊峰送过去,你们必须把罐头吃了啊,红包在枕头底下压一晚上。”“妈您不是也不相信么?”“这跟信不信啥关系啊,人家传言咱们就办呗,省着心里犯咯叽……”。好吧,老妈的这份心,这份永远祈盼孩子们好的心,必须收下,更何况老妈如此大方了呢。

    攥着老妈用炕席下找出来的破旧红纸包的红包,转过身,热泪盈眶。

      印象里,老妈一直是一个很“抠门”的人,可能与小时候过惯了苦日子有关系。
     老妈姊妹弟兄五个,上面一个大姐,下面一个妹妹、两个兄弟,排行老二。老妈十几岁的时候老爷撒手人寰,撇下姥姥和五个孩子自己去天堂享福去了。
     姥姥虽然说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千金小姐,姥爷家也是不小的地主,可是特殊的历史时期把土地、房屋都还给了穷苦人,自己不但没有剩下分毫,还潦倒到食不果腹。成分不好挨欺负,再加上没有劳力挣工分,一家人的生活可想而知。妈妈三年级没上完就早早辍学到生产队上班,用她那羸弱的身躯给家里每天挣5—6个工分,总算不是吃闲饭的。大姨本来算是半大劳力,可是到了婚嫁年龄也出阁了,家里只有妈妈苦撑。一年下来不但分不到钱,还要倒找生产队。后来实在撑不下去,两个舅舅也辍学了,这样反到让妈妈轻松了一点。
     妈妈二十岁就嫁给爸爸这个穷教书匠,那时候叫“臭老九”,没有社会地位,工资少的可怜。后来有了我们兄妹三个,光靠爸爸那点微薄的工资根本不能养活一家五口。于是,爸爸在节假日的时候学着做木匠活,骑着自行车贩卖粽子叶、大蒜,妈妈因为没有文化只能选择每天步行往返几十里去工地搬砖、和泥、供作,累死累活一天挣几毛钱。这样,勉强能让一家人不饿肚子。

     妈妈和姥姥一样,养成了一辈子“抠门”节俭过日子的习惯,自己从来舍不得买一件像样的新衣服,甚至两毛钱一瓶的雪花膏都没买过。即便是现在生活好了,手头宽裕了,也不会乱花一分钱,儿女们给了钱也是精心攒起来。到了集市上、超市里,总是选最便宜的买。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上年纪了,吃点啥都中,孩子们得吃好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几十年在社会上的打拼,越来越理解老妈的“抠门”,不然我们怎么长大成人。

   笑纳老妈的红包,笑纳老妈的“抠门”……


作者李增林,笔名传承,河北滦州人,中共党员,作家、新闻工作者。现任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华夏之旅栏目采编部副主任、中国教育电视台光耀华夏栏目制片主任兼小记者事业中心主任、中国记录者在线副总编、金榜头条新编社河北分社社长、河北省人大文化交流促进会四届理事、河北省作家艺术家采风学会唐山工委副主任、《山东政报》传媒集团红色文化顾问、冀东革命史研究会副会长、滦州市互联网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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