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因为有事，我出门早点。地铁的车到了离我要办事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吧做些什么呢？我一想今天办事的地点离着东四南大街的中国书店就有两站地，这里是我常常光顾的地方，不如趁着开门后到书店里看看，“寻摸寻摸”都有些什么书。

      这家书店也许是京城比较大的一家中国书店。它主要以回收有些家庭的旧书，折价而后再卖给需要的读者。当然在这里挑上一本旧书，比在新华书店买上同样的这本书价格要便宜许多。所以这里深受没有多余钱而又想看书人的青睐。

     我来这里是常事了。几年前在东四四条有一位老朋友住在胡同里，他就是我写第一本书《桑干河畔感恩园》的主人公——全珈斌。每次到他这里聚餐之前，我都要到书店里来看看，找找有没有我需要的“新书”。记忆中到这里来就基本没有空着手出过门，多的时候一次买上七八本，少的时候也捎上一两本。

      我总是以为书不分新旧，只要能读就可以了。即使被撕得再破，书皮甚至主页中缺少页面，简单地修修补补，包个书皮都是可以读的！我是看书的内容，而不是看书的新旧。所以对我这个爱看书又缺少银子的穷书生来说，不可奢望的这旧书一样可读。

      小时候住在西单的宣武门内大街，也就是西单路口的南侧。这大街的路西有一家中国书店，不是很大，可能是东四这家书店的几分之几了。但旧书不少，来这里看书和购书的人也不少。

      我的老师张骥良在疫情其间的2020年读书日来临之前，在北京晚报登了一篇《与中国书店结缘的五十年》的散文。他写到：“要说我和中国书店的故事，那真是太多也太长了。从十五岁到六十六岁，半个世纪了，我和中国书店的故事，从来没有中断过。”是的骥良老师长我两岁，读书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文中说到：“在我十五六岁时，那是一个没有书读的年代。班里我们几个爱读书的同学，到处想方设法找书。当时，一个同学的父亲告诉我，和平门琉璃厂西街有一家中国书店，花几分钱就能买一份《中华活页文选》——究竟花了几分钱，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记得有一次买的《中华活页文选》，选的是《鸿门宴》。那是我第一次读古文，有很多不认识的字。好在有父亲，父亲虽学历不高，但他是一个喜爱读书的人。在他的耐心辅导下，我认真地阅读了这篇文章，很快我就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了。这是《史记》中的一个片段，篇中的人物活灵活现，被描写得那么生动、形象。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阅读古文，也与中国书店结了缘。”

      张骥良老师回忆：“改革开放后，文艺的春天真正来临了。我在一家街道小厂上了班，每月有了一点收入。从那个时候起，我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文学创作之路。中国书店我去得更勤，几乎每个星期必去一次。”这是骥良老师回忆到中国书店的喜悦。

      我在中国书店买到的第一本很有意义的书，是王蒙先生的五十年代就发表过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那时候是八十年代初我从部队回来，春天的一个周末我来这里转悠，眼前一亮这本不太厚的小说映入我的眼帘，我赶紧抓起来就是我的了！

       我在一家书店转上四五个小时是常事。有时空手而归；有时也能买上一两本心仪的书。我知道中国书店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永远吸引着我。它是我知识的加油站、是我的精神家园和心灵的依托。

       除了书店书籍吸引我以外，这里的工作人员也用他们的爱心，温暖了我的心。在地安门店，一个大雨滂沱的上午，一个工作人员把他的私人雨伞借给了我；在灯市口店，忘带手机的时候，工作人员总是亲切地让我使用他们的电话；在琉璃厂店，他们帮我把遗失的书包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