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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事小记》一文中，孙犁说：“作家品质有所下滑。”由此，我联想，我十三年有余的文学写作经历，经历了品质好的作家，令人感动，铭记不忘；也经历了品质不好的作家，见钱眼开，仿佛成为这一类人的共性。他们的文学写作似乎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文学的本身。所以我远离这样的人，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一个为文学献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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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文事小记》一文中，孙犁说：“文学既是商品，一发表即是进入市场，人人有权辨别其真伪，指摘其差错。”所以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求真务实，要经得住文化市场的考验。所以一个作家一定要树立求真的文学精神，不要弄虚作假，尔虞我诈，以假作真。特别是历史文学，一旦作假，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假的文化变成真的了，这样的事例在我县，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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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场亲历记摘抄》一文中，孙犁说：“领风骚，谈何容易？我不仅不想独领，即使和别人共领——这样的野心，也不敢有。因为我并不是，像一些名家自吹自擂的，遐迩闻名的，一流作家。”“中国文革以后文艺新潮的创导者。”我阅读，我联想我县的文坛，有的领导文学写作者曾经对我说，某一个文联主席就是我县文学写作的引领者。大体意思是这样，因为时间长了我记不住。我说，他引领谁？如何引领？向着什么方向引领？一出口，就这个是文学大师，那个是文学大师，这个掌权，那个有强势，乱七八糟的，我感觉不堪入耳。我认为，我喜欢文学写作，不与哪一个比，自己阅读，自己写作，自娱自乐。

“文坛本是香火地。官场是在文艺团体，及其庞大的附属机构。鄙人一向对这种地方，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历次文代会，几乎都未参加，更未广交朋友，结为团伙，拉选票，谋职位。”“凡官场都有利可图。我洁身自好，实在不愿沾这些地方的边。”我有所感知，一旦文场与官场交织，编织的人品又如何？编织的文品又如何？不能弄成一半是人一半是鬼吧？所以具有这样的混合性质的磁场，我不会走进其大门的，因为我追求的是文学，而不是官学。另外，有两个永平的作者，被聘请为临时编辑，兴奋的不得了，自己的通讯地址都搬迁了。哎，小文人，经不住小名利诱惑。如果在革命战争年代，这样的文人就成为汉奸，一心一意整死自己文学圈的人。还有一个文人，被领导认命为什么副主席，从此，说话的语气不同以往了，我想起我小时候倾听乡亲们说，吃着罗锅饭还说什么土锅腔，真难听。走起路来，趾高气扬。这样的文学写作者，我远离，因为官不像官，民不像民，简直就是小人。哎，我只好自己走自己的文学路。

“当然有时也关心文艺的前途。因为文艺和国家民族的前途，息息相关。”从我县文学来说，之所以我不得不说，缘于我是永平人，又是一个行吟在永平山水间的文学人。日久生情，所以，从我内心深处当然不得不关注永平的文学领域。当然，我的关注也许是杞人忧天，我已经自觉意识到这一个问题，但我还是要自发地关注，没有办法停止。这种文学情感，叫做有大爱就有大恨，如果没有爱就没有恨。

“呜呼！文坛乃人民之文坛，国家之文坛，非一人一家、一伙人之文坛。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注视它，这能禁止得住吗？不许人盯着它，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可怜的是，近年来，文坛上的一些人物，不自爱重，胡作非为，人民已经不愿意再关心和爱护这个坛口了。”从我县的文联来说，也如此，是永平的，是集体的，是永平人民的，是党和政府的，而不是哪一个人的，也不是哪一家的，因此不是领导说了算的。再说，别人注视文联是好事情，比如提意见，提建议；如果不注视就不好了，说明永平的文学存在的价值让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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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和青年作家》一文中，孙犁先生说：“我这一阶段的热情，很快就冷却下来，先是声明不再为人作序，后是拒绝再为人看作品，特别是成名参赛之作。”因为，为青年作家的作品写了读作品记，写了优点也写了不足之处，但效果不佳，表现在：“凡是提了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后的关系就冷了下来；凡是只说了好处的，没有涉及坏处的，则来往多了一些。”另外，“原来关系不错的青年作者，或因观点不同，或因另辟新路，或因小嫌隙，或因大走红……种种原因，而渐渐疏远，即刻决裂的，也不乏例证。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律，无可奈何。”

我的文学写作到现在2019年1月28日，已经走进第14年，年龄呢？快要56岁，在这双重时间关节点上，我感觉，我仿佛孙犁先生，在人际关系上渐渐失去热情，好像对一些人也不必要付出没有意义的热情，因而，在我们永平，我渐渐走向孤独的文学之旅。回首文学往事，也许经历了，就不必要经历，也就走向谈定的文学生活。这也许就是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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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与文艺团体——文场亲历记摘抄》一文中，孙犁先生说：“中国古时，文人组织有文社。小规模的，只谈诗文，规模大的，则常带政治色彩，甚至干涉朝政，因而常有文字之祸。”类似这样的文学团体，我参加过，但现在阅读了孙犁先生的肺腑之言，我更加明白，如果参加文学社团，要选择真正的文学社，与政治无关。业务要搞好文学写作，就必须走进文学本身，不要在文学外绕来绕去，一是浪费时间，二是不利于真正的文学创作。也明白了文字之祸之因。

“文人宜散不宜聚，聚则易生派别，有派别必起纷争，纷争必树立旗帜，有旗帜必有代表人物。因此，人物之争，实为文艺界纷争之关键。”“文人尤不宜聚而养之”。孙犁先生这么一说，我知道何去何从。

“养之”又如何理解？孙犁先生说：“古代，亦有国家或诸侯聚养文人之事，如太学、翰林院，然皆不同于协会。文人必须放诸四海，周游华宇，使之自谋衣食，知稼穑之辛苦，社会之复杂，如此，方能形成真正的百家争鸣。写一两篇成名之作，国家就包下来，养其终身，虽下愚亦必知其不可，不只无益于国家，更无益于个人及文艺。也绝对形不成百花齐放的景观。至于说，养起来，则易于为政治服务，有利于安定团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我阅读，我深感这一番心语的文学意义。一是国家养文人，是为政治服务；二是自己养活自己的文人，如农民，如没有端铁饭碗的城市居民，也如业余的文人。因而可知，作家，从体制角度区分，有体制内作家，即国家养的作家，有体制外的作家，即自己养活自己，包括单位上的业余作家。

因而，从这个角度看文学领域的百家争鸣，如何百家争鸣？答案是：无百家争鸣。我认为，文学的百家争鸣是需要条件的，即平等。但在现实社会中，体制内与体制外不可能平等，有的领导在县级大会上说，民间文学写作是自生自灭！也就是体制外的文学写作就是自生自灭。意味着文联下的作协机构是国家养的，是主流的，是权威的。那么，体制外作家、民间作家的地位呢？便是作协的附庸。如果不当附庸，那就自己走自己的文学写作路吧，那就自鸣吧。

此时此刻，我深知，在我们县，我自己自鸣文学的艰难，而那些体制外的许许多多文学爱好者，骄傲地充当附庸，鸣于体制内。

“近年来，尤其令我失望，当然，首先是社会风气，其次是文坛现状。”孙犁先生的这番话，我铭记，因为有共同的感受。

作者简介：马永欢，男，永平职中教师，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回族文学》等多家刊物微刊专栏签约作家，《永平回族》杂志主编，《东方散文》杂志编委。作品在《散文百家》《北极光》等报刊上发表，出版9部著作。作品入选多种选本，荣获采风网2018年度“银牌作家”奖，荣获河北省采风学会2018年度“银牌会员”奖，荣获大理州2013年度公开出版图书奖等多项奖项。参加第八届全国回族作家、学者笔会，《踏雪寻梅》首发式在《东方散文》遵义笔会举行，奔流文学院第七期作家研修班学员。文学成就载入《中国回族文学通史》，《永平记忆》等5部著作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责任编辑：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