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王万举所著《文化产业创意学》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与作者此前出版的《文学艺术创意学》《文化创意学》，共同组成了文化创意学“三部曲”。历时三年，三部专著的陆续出版，标志着作者对文化创意学学科体系的系统化研究和建设初步完成。三部专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刻总结了自新时期文艺失却轰动效应以来，文艺和文化形态的发展变化，提出了建立“文化创意学”学科研究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界定“文学艺术创意”“文化创意”“文化产业创意”、铸牢学科基础概念为起点进行逻辑展开，结合对创意实践成果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论点、新思路、新方法。

      社会科学成果的学科体系性，既表现为命题的真实性、关联性、逻辑性和系统性，也表现为论题对实践的依存性和服务于实践的有效性。三部专著的学科体系性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感性的具体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以学术创新的勇气从实践发展中发现和梳理新的学科体系创立的方向。“创意”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逐渐成为热词，形成了“文化创意”“创意产业”“创意经济”等新概念，与此相关的理论著述、科研单位、教学单位和实践机构不断创生涌现。作者将“文化创意”提炼、转化并提升为文化的创新理念和“文化创意学”的基础概念，赋予其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动机”和“方向盘”的意义，完成了三部系统性的专著，显示出开拓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文化创意”作为“文化创意学”（包括文学艺术创意学、文化产业创意学）的基本概念，并非“灵光闪现”的结果，而是社会生活的赐予。1993年，中国文化产业化进程开始，“文化创意”工作从文化产业具体形态和具体项目中逐渐分离和独立，之于文化产业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独立或半独立的文化创意专职人员构成新的职业阶层，“文化创意”日趋形态化了。作者高度关注“文化创意”对文化建设特别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开始研究“文化创意”是什么、有没有、文化创意能力能否培养、“文化创意学”有无实践需求及其能否构成学科体系等问题。可以说，“文化创意学”这一学科体系的构想和创立，是作者长期追踪文化产业发展实践，并对其不断分析研究、进行理论总结而形成的。

      二、遵循“历史进程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文化产业创意学》开宗明义讲“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将“文化创意”从开始形态化（外化）的文化事实（1993年以降的文化产业化）向上追溯，归结为审美产生的人类物态化活动，将其源头置于人类劳动、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即马克思阐述的“自然的人化”。如果说，从第一把石斧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历程，那么从“发言为诗”“手舞足蹈”到哲学、宗教、文艺、社会意识形态的演进则标志着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两个文明之总和便是所谓“文化”，它是实践的产物或者实践本身，反映着文化创造从物质生产独立出来的特点，人类意识逐渐分化；反映着文化产业化的特点，文化创意逐渐形态化；反映着实用物品艺术化的趋势，文化创意与科技研发相结合势在必行。有了逻辑的与历史的一致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指导，“文化创意学”的许多创新观点便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基于历史（现实）的科学抽象和概括。

      三、将文化形态和物质形态对比，找出二者的共性和区别，以对文化形态特殊矛盾性的研究作为文化创意学的研究对象。新的学科体系能否创立，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特定的研究对象是否真实存在，是否独一无二。而寻找研究对象的工作，一般从与研究对象相近形态的对比中进行。物质形态的发展是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或可说是科技与生产的矛盾运动。文化形态的发展，是文化创意转化为文化生产的过程，或可说是文化创意与文化生产的矛盾运动。因文化产业的兴起而导致的文化创意的形态化、独立化、职业化和专业化，使这一矛盾运动的轨迹愈加凸显。文化创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化创意有没有、是什么的问题，就是文化创意的社会实践如何可能的问题，就是文化创意如何与科技研发共同作用于产业发展和产品生产的问题。作者把文化创意学划分为“文学艺术创意学”“文化创意学”和“文化产业创意学”，所依据的同样是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在这个体系中，文学艺术创意被视为文化创意的核心，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创意（狭义）构成“文化创意学”（广义）的一体两面；“文化产业创意学”则专门研究文化产业化进程中文化创意（广义）的地位、作用以及社会实践的问题。作者用动态视角把不同的研究对象联结起来并由此推出新说。例如，他认为文化是文学艺术通由接受和物质载体的社会化延伸，“艺术与文化”的反馈产生一个巨大的“亚艺术体”，它是后工业化社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事实”；文化产品生产过剩的解决、对网络文学的认定、如何将审美由静态观照引入物质生产等问题，都与这个“亚艺术体”的理论解析密切相关。

      四、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不仅需要文本中各要素形成一个整体，还需要理论与实践能形成有机互动，能够回到实践中去继续接受实践检验并服务、指导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基于此，三部专著均编入了“创意方向”单元，或从文化产业的特定业态着眼，或从特定艺术品种着眼，分别依据文化创意学原理指出它们创新的突破口。作者指出，文化创意的社会效果不都是好的，不有效鉴别、批判、遏制不良文化创意，就难以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化、产品化过程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这些观点，都体现出“文化创意学”学科建设的实践品性。

      五、三部专著还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文化创意学旨在培养人的“无中生有”的文化创新能力，因此，作者在总结文化创意人才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创意能力的形成和培养设立了“创意例说”“文化创意实现的社会机制”“不良创意批判”等单元，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如何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创新，提出“文化创意能力的养成需要善的情怀”“情感是文化创意的发动机”等观点，系统梳理了文化创意学转化为教学内容的一些重要元素。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立足并扎根于社会现实生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标，是理论创新的核心价值，失之于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就会失去源头活水。“文化创意学”追踪着实践的发展脉络和轨迹，其理论内容永远在不断研究、总结、创新的道路上。从这一点上看，王万举的三部专著对于深化文化创意学理论研究、催生新的学术成果都有可资借鉴的意义，其开创性价值值得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