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氏县宋曹镇的东部平原上，南苏村如一位沉默的老者，静静伫立在槐河之畔。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泥土，都承载着数百年的岁月记忆。从北宋碑刻中的初见，到元代望族的深耕，再到明清时期的烟火传承，南苏村的历史脉络在史料与传说中缓缓铺展。
南苏村作为一个明确的村落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追溯至北宋建隆四年（963 年）。这一年，元氏县城开化寺（又称开业寺）的僧侣与邑众共同修建尊胜石幢，所刻《真定府元氏县邑众等敬造尊胜石幢赞并序》碑阴题名中，清晰出现了 “南苏维那靳文亮”“苏方”“苏广” 等名字。“维那” 本是佛教寺院中管理僧众事务的职位，此处特指参与建幢的南苏村负责人，这表明在北宋初年，“南苏” 已作为一个成熟的村落存在，且村民积极参与地方宗教公共事务。
有趣的是，同一碑文中还提到了 “北苏村”——“建造石幢都维那头王行，本贯深州下博县人也，今寄元氏县北苏村”。南苏与北苏的对称命名，暗示着两村共享一个以 “苏” 为核心的地理参照系。这种 “南北对称” 的村落命名模式，在华北平原十分常见，多因两村围绕某一核心地标（如河流、高地、古聚落）发展而来。由此推测，在北宋之前，这一区域可能已有名为 “苏” 的原始聚落或地理标志，南、北苏村因相对位置得名，逐步发展为独立村落。
从地理环境看，南苏村位于元氏县城东十五里，地处槐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灌溉便利。这样的自然条件，为早期农业聚落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北宋石幢中提及的 “南苏” 村民参与宗教活动，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村落已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社会组织能力。
虽然南苏村名的出现早于槐阳苏氏家族的迁入，但元代苏氏家族的深耕，无疑为村落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据苏天爵《元故建昌州判官苏君（恒）墓碣铭》记载，苏氏本是赵郡栾城人，为唐宰相苏味道后裔，“五季之乱，始分处邻邦”，苏恒的祖先先从栾城迁至高邑，至其祖父辈再徙元氏，最终在这片土地扎根。
苏恒作为苏氏家族在元氏的代表人物，其事迹在崇祯《元氏县志》中有详细记载。他 “夙性颖悟”，弱冠时由学士李冶命名 “德常”，早年师从翰林李冶研习儒学，后任吉州永丰主簿。在任期间，他以 “惠爱元元” 为宗旨，面对当地 “健讼乐斗，抗拒徭役” 的乱象，“约束严明，威震狡横”；面对草寇割据，他拒绝武力剿灭，“单骑入贼寨，谕以祸福”，最终招抚千余户流民垦荒，“岁增税银千石有奇”，因政绩卓著被百姓 “刻石颂美”。晚年归乡后，他 “优游社里，教诸子读书”，内翰杨朝顺为其书斋题 “诚馆阁” 匾额，可见其在乡邻中的威望。
苏恒去世后，葬于 “元氏县神嵓乡辅村原”（今辅村东），与南苏村南的槐阳苏氏墓群相邻。元代至大年间，苏氏家族为其立 “槐阳苏氏先德之碑”，由翰林学士王思廉撰文、赵国公王颙篆额，规格颇高，足见家族地位。碑文中 “赵郡之苏族蝉嫣，自栾来鄗已有年…… 槐阳卜筑又一迁，稍微更炽祐自天” 的诗句，印证了苏氏在元氏的发展壮大。尽管苏氏并非南苏村名的起源，但作为当地望族，其家族活动与南苏村的联系日益紧密，成为村落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明清时期，南苏村的发展轨迹在方志中留下了更多印记。崇祯《元氏县志》记载：“清院寺在县东十五里南苏村，至正二年建。” 至正二年为元至正二年（1342 年），这座寺院的建立，既反映出元代后期南苏村宗教活动的兴盛，也说明村落人口持续增长、经济相对稳定 —— 唯有一定的人力物力基础，才能支撑寺院的修建与维护。
从地理格局看，南苏村与西南的辅村（原名付村）、东北的北苏村形成三角分布，三村之间道路相连，往来频繁。辅村作为苏氏祖墓所在地，与南苏村在宗族祭祀、土地耕作等方面联系密切；北苏村则与南苏村共享 “苏” 字村名，推测在明清时期仍保持着共同的民俗传统或经济协作。这种村落集群的形成，为区域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县志中还记载南苏村东有 “元代郭将军墓”，与辅村东的 “元代苏公墓” 遥相呼应。两位元代名人墓葬的存在，不仅说明南苏及周边区域在元代的重要地位，也暗示村落可能承担着守护古墓、传承地方记忆的功能。这些历史遗存，成为连接古今的纽带，让村落的历史有了可触可感的实物见证。
尽管南苏村名早在北宋已出现，但 “苏” 字的含义仍待考证。无论 “苏” 字源于何种原因，南苏村名自北宋定型后便稳定传承至今，成为区域地理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槐阳苏氏家族的融入，为村落历史增添了家族文化的厚重；清院寺的修建与古墓的留存，则让村落的宗教信仰与地方记忆得以延续。
从北宋开化寺碑文中的 “南苏维那”，到元代苏恒的善政与家族荣光，再到明清县志记载的寺院与古墓，南苏村的历史如一条蜿蜒的河流，将不同时代的印记汇聚成独特的文化脉络。它的名字或许藏着未被完全解开的密码，但每一块碑刻、每一段记载、每一处遗存，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与传承。如今的南苏村，依然在槐河之畔续写着新的故事，而那些沉睡在岁月中的历史记忆，始终是村落最深沉的文化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