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的冬天，天气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般寒冷。冬日的阳光如金色的丝带，轻柔地洒满大地，这温暖的阳光，让人沐浴其中， 心情愉悦，涤荡心灵。它让人仿佛嗅到了春天的气息，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与希望，更对未来充满着无限的憧憬与期待。

这年刚入冬，我被抽调到县委整党办公室，负责文教卫生系统的整党联络工作。有一天，县委组织部刘部长对我说：“前些日子推荐你到地委组织部工作，今天上级派人来考察，下午三点在招待所找你谈话。”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既紧张又兴奋，一上午心跳如鼓、手心冒汗，生怕谈砸了。我静下心来一想，近三年的基层锻炼，让我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这不正是展现自我能力的好机会吗？于是，我深吸一口气，放松心情，准备迎接这次“大考”。

下午，刘部长和贾吉民带我到了招待所，他指着一位方脸干部和一个精干的小伙子说：“这是刘素宽科长和杨宏池干事，你们谈吧。”刘科长问了我一些家庭情况，侧重了解了当前开展的整党工作，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我沉着冷静，对答如流。他突然话锋一转：“组织上准备调你到外地工作，你有啥想法？”我毫不犹豫地说：“谁都愿意在家乡工作，但是如果需要我到外地工作，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不讲价钱。”刘科长很满意，接着说：“你回去就以整党为主题写一篇材料，明天一早送给我。”

我回到林果公司时，天快黑了。真不凑巧，那天晚上单位停电，我赶紧买了一包蜡烛，连晚饭都顾不得吃。点上蜡烛稍作思考，便写下了《全面发动，措施有力，文教卫生系统整党全面展开》。全文两千多字，我修改了好几遍，又一笔一画工整抄好，忙到凌晨两点多才休息。第二天一早，我赶紧把材料送到了刘科长手中，随后又到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贾丛书的办公室汇报。她说：“这次地委组织部选人非常严格，要求是副科级、大专以上学历，有一定的基层工作经验和文字水平，这几条你正好都占了。”停顿了一下，她又说：“刘科长昨天找我们几个部领导谈了话，也征求了县委书记肖建章和副书记刘茂谦的意见，大家对你反映都不错。这几天好好工作，别出差错，静等消息吧。”就这样，我又平静地工作了一个多月。有一天，贾部长通知我：“地委组织部让你马上报到。”

报到那天，年长我一岁的同事安树国带我买了饭票和碗筷。刘科长说：“你暂时住办公室，过几天再安排你到单身楼住。”那年我二十三岁，正式成为地委组织部最年轻的一名干事。

地委大院后边有一栋筒子楼，人们都习惯叫它 “单身楼”，地委从外地调来的干部职工，大多住在这里。这座略显老旧的小楼共三层：一层是司机班和幼儿园，二、三层住人。每层有三十多个房间，每个房间不足十平米；每层还设有公共卫生间，以及一间供大家洗漱的水房。后来，地委为解决干部两地分居问题，不少随调而来的家属子女也临时住在这里，“单身楼” 渐渐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属楼。家家户户都在楼道门口摆上一个蜂窝煤炉子做饭，狭窄的楼道里，人们时常擦肩而过，夹杂着彼此的问候声、孩子们的喧闹声，营造出一种格外鲜活的生活气息。每一户都在这有限的空间里，认真经营着日子，悄悄编织着属于自己的小故事。这楼虽简朴老旧，却处处透着温馨与和谐；住在这里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学会了相互包容、彼此帮扶，更在关键时刻显露出一股强大的凝聚力 。

我家住在单身楼三楼。屋子里用两个凳子支起一块木板床，再摆上一张办公桌、一把凳子，不足十平米的空间就被塞得满满当当。自从我家属调到市建行，我们便开启了在单身楼的生活。记得刚搬进来那天，我们夫妻俩正忙着收拾，在档案局工作的邻居李善明给我们搬来了一个旧蜂窝煤炉子；在团地委工作的老乡侯伏军，从家里拿来煤本，跑前跑后帮我们拉了五百斤煤球。三轮车刚停到单身楼门口，安树国、李彬英、毛伟华，温保山几个邻居就自发地抄起铁簸箕，七手八脚帮我们把煤球一趟趟端上三楼，堆在楼道的角落。对门邻居二话没说，直接从自家炉子里夹起一块正燃着的煤球，轻轻放进我家的煤炉里。不一会儿，火苗就“噌”地蹿了起来，橘红色的火光映在我们脸上，也映亮了小小的楼道。这份邻居间的温暖与热情，就像这跃动的火焰，瞬间照亮了我们小两口的心窝。我爱人一边往炉子里添煤，一边忍不住感慨：“单身楼的人可真热情，素质也高！”我笑着说：“住这儿的是地委从各地选来的精兵强将，品学兼优、德才兼备，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物资供应还比较匮乏，买东西几乎都要凭票 —— 每个人一个月能领到两斤猪肉票、半斤花生油票，还有三十斤粮票。一到周日，我们就赶紧往革新街副食店跑，排着老长的队买一斤猪肉，还得跟服务员说好话，盼着人家多给割点肥肉 —— 回家炼成猪油，炒菜时挖一勺，香味能飘满整个楼道。那时各家的生活都简单，大多是从食堂买几个馒头，回家炒盘大白菜就对付一顿。三楼李振国家属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需要补充营养，有一次他托熟人买了十来斤猪肉，邻居们羡慕坏了，谁家一次买过这麽多猪肉啊。家里那张办公桌，利用率最高，做饭时放上案板切菜，吃饭时擦干净当饭桌，到了晚上，看书学习，它又成了书桌，真是一物多用啊。 二楼庞瑞须家孩子们多，他的大女儿正在上初中，一间小屋生活用具就放得满满当当，只好在楼道支了一个小桌子，孩子放了学就在楼道里学习，每天都聚精会神地学习到深夜，这种勤奋精神让邻居们十分赞叹。

一到周日，要是有谁回老家带了土特产，总会让邻居们尝尝鲜。在宣传部工作的刘国玺，有次从老家拉回来几个圆滚滚的大南瓜，刚扛上楼就喊着家属和儿子，抱了一个送到我家，笑着说 “自家种的，甜得很，熬粥最香”。至今我家属一见到国玺爱人还总是提念这件事。

那个年代，虽说家家户户生活简朴，但人们的精神状态格外好，大人孩子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欢声笑语响彻整个楼道。几年间，鲜少听闻邻里争吵，单身楼里家庭和睦、邻里互助成了主旋律。这份邻里间的包容与温暖，为艰苦的日子带来了温馨和希望。

当时，地委组织部有四十多人，组织科在机关大楼三楼东头办公，一共十三人：科长刘素宽，副科长杨风林、姜贵增，其余十人都来自不同单位。我住得近，每天清晨总是第一个到岗，拖地、拎暖瓶打水成了雷打不动的习惯 —— 双手拎着四个暖瓶，一口气爬上三楼，日复一日，坚持了好多年。

那个时候，单位的年轻人个个怀揣梦想，朝气蓬勃、积极向上，遇到重活累活都抢着干，从不退缩。大家晚上经常加班，往往工作到深夜才回家休息。八十年代还没有电脑，写材料全靠手写：全凭一个脑袋，一双手，一支笔的真功夫。先把初稿写好请科长修改，再一笔一画抄到稿纸上，送部长审阅通过后，交给打字员一个字一个字打到蜡纸上，最后油印装订。我常年握笔的右手中指，磨出了一块粗糙的老茧，至今仍未褪去。

有一次，我与同事张万顺一同拎着暖瓶打水，我先放下暖瓶，又下楼接应他。接过两个暖瓶飞奔上楼，刚放在桌上便听见 “啪” 的一声 —— 一个生锈的暖瓶底部破裂，滚烫的热水瞬间浇在我的右腿上。夏天单薄的的确良裤子紧紧粘在皮肤上，满腿红肿起泡，医生小心翼翼剪开裤腿给我抹药，疼得我汗珠直冒。由于烫伤比较严重，在家敷药数日未见好转，有一个邻居推荐钢铁厂医院治疗烫伤效果好，我爱人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了这家医院，治疗了半个月才痊愈，腿上却留下了永久的疤痕。同事杨洪池开玩笑地说，那天挨烫的本来是张万顺，结果让你赶上了。面对同事的调侃，我一笑而过 ，这点伤痛，算不得什么。

有一天中午下班，住在单身楼的人们三五成群，沿着门诊部西边的窄巷往家走。大家步履轻盈，脸上洋溢着笑容，边走边聊，分享着工作和生活中的点滴趣事，欢声笑语在巷子里久久回荡。刚走到单身楼下，就看见门口围了不少人——原来是二楼小孙家三四岁的孩子，从屋里爬到了窗外，两只小手抓着窗框，身体半悬在空中，吓得哇哇大哭，随时有坠落的危险。情况危急！有人立刻飞奔上楼，却发现小孙家屋门紧锁。众人急中生智，迅速跑到幼儿园借来一块床单，几人紧紧拽住四角，形成一张坚实的保护网。就在此时，孩子体力不支滑落下来，恰好落在床单上面，一场危机化险为夷。一位女邻居连忙抱起受惊吓的孩子轻声安抚，直到小孙的爱人赶回来，满脸感激地向大家连连道谢。这场紧急救援，使单身楼的凝聚力愈发深厚。

记得有一年夏天，天气热得像火炉烘烤一般。单身楼被烈日暴晒了一整天，晚上回到家，窗外的热浪扑面而来，整间屋子就像蒸笼一样。打开电扇，吹出来的风也是热乎乎的，整夜汗流浃背、酷暑难耐，实在难以入眠。热得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屋门打开，让电扇对着楼道吹，借着空气对流才勉强有了一丝凉意。抬头一看，对门周树仁家早已敞开屋门，电扇正呼呼地往外送风，两家的电扇就这样隔空对吹。最热的那几天，不少人家都是开着门睡觉。好在当时社会治安良好，大家都能安然入眠。这种夜不闭户成了单身楼夏夜独有的景象。

住在单身楼里，生活条件确实艰苦，每一处都透露着生活的不易。然而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抱怨，而是满满的热情。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单身楼，大家都抖擞精神，准备迎接新的一天。无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正在上学的学生，都带着坚定的信念和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在这里，大家学会了珍惜，学会了感恩，更学会了用热情去感染每一个人，使得单身楼处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洋溢着积极向上、团结友爱的正能量

有一次，大家下了班刚到单身楼，看见李善明在楼道里抹眼泪，他那无助又绝望的眼神让人揪心不已。大家一问才知道，他的爱人和孩子得了重病，正在地区医院治疗。善明是单职工，爱人和两个孩子都生活在农村，家里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父亲，经济十分困难，家属和孩子住院连三四百元的医药费都拿不出来，他心里十分着急，急得一个大男人在楼道里哭。邻居们十分同情他，便自发组织捐款。当时大家工资都不高，一个月才挣五六十元，大多拖家带口，日子过得都比较紧张，但大家还是伸出了温暖之手，你十元、我五元地捐款。那次我捐得最多，给了善明三十元钱。很快，大家就凑了三百多元，帮他交了医药费。由于治疗及时，他的爱人和孩子很快康复出院，一家人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邻居们都替他高兴。

单身楼的人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每当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这个大家庭总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展现出团结友爱、和谐互助、积极向上的精神，大家都叫它“单身楼精神”。这种精神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也让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有一年冬天，天气异常寒冷，冷的连空气都仿佛就要结冰了，天空中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的飘落着，街上的人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袄，急急忙忙的往家赶。这一年，干部新老交替，县乡调整干部的力度非常大，新进领导班子的干部比较多，省地委都要求对县乡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开展大调查，找准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强化干部管理。我和科长刘明献冒着严寒，踏着积雪，有时坐公交车有时骑自行车，到十几个县三十多个乡村搞调研，和上百名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在行唐县九口子乡政府住的那一周，我们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偏远山村，凛冽的寒风把两只手冻得裂了好几个大口子，渗出血丝，可当时满脑子都是调研任务，竟一点没觉得苦和累。

调研结束后，撰写调查报告的工作随即展开。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晚上加班到深夜，回到单身楼睡觉时，梦里都在梳理材料逻辑、琢磨表述。有时深更半夜突然想起一句话、一个重要观点，生怕转瞬即逝，急忙打开灯，在本上匆匆记下来，好几次都把身旁的家属惊醒。爱人看着我熬红的眼睛，心疼地劝：“可别这么拼了，看把身体累坏了。” 我嘴上应着，第二天依旧早早到办公室投入工作。

这份凝结着心血的调查报告完成后，很快以地委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区，引发了强烈反响：晋州市委书记看到文件中提及的本地负面事例后，高度重视，当即严肃批评了组织部，要求迅速强化措施抓好干部队伍建设；灵寿县委书记读到 “灵寿县有三名在山区乡任职的书记、乡长因怕艰苦，多次要求调回县直部门工作” 的内容后，专门让县委组织部给我打电话，详细询问这几名干部的具体信息和材料来源。显然，这篇调查报告在全区的影响远超预期，切实为强化领导班子建设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而每当回想这段经历，我都格外感念单身楼 —— 它就像我坚强的后盾，提供了安稳的居住环境和便利的生活条件，让我能毫无后顾之忧地把全身心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

组织的培养，单身楼的磨炼，使这里走出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常丽虹、李振国走上了省部级领导岗位；张国亮、安树国、王建海等五六人走上了地市级领导岗位；齐瑞学、刘素宽等老领导，以及王文志、胡海江、李善明、刘明献，彭主旗、冯书启、周树仁、颜晋峰、李彬英、张献考、刘国玺、石文更、毛伟华、解丽芳、李进朝、李建民、李敬海、杨柴、马中林、贾芹英、温宝山、齐彦同等四五十人，都走上了县级领导岗位。这座小小的单身楼，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干部摇篮”。

如今，随着时代变迁和城市发展，筒子楼或许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它所承载的那段难忘历史和深厚人文情怀，永远不会被忘却。尤其是那份弥足珍贵的“单身楼精神”，更不会因岁月流逝而消失。它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铭刻在每一个曾经在此居住过的人们心中。让我们传承和发扬这份精神，让它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永远向着更美好的未来迈进。        

作者简介，闫炳华，赞皇县西龙门村人，曾在赞皇县委组织部，石家庄市委组织部工作，历任无极，晋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常务副市长，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副书记副局长，正县，一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