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由国先生近照）
爸爸，一个多么亲切而温馨的称呼啊！爸爸，代表着关爱和呵护，象征着圆满和美好，是依靠和安全的化身。然而，所有这些感受，在我的童年都是没有的。
我在八岁之前，没有见过爸爸，更没有享受过父爱，家中大人也很少跟我讲爸爸的事。从村里人们的闲谈中我渐渐地知道了：我爸爸叫顺绪，到了外边以后改名叫刘伍，是个老革命，在北京的军队上做大官。还听说他以前在贺龙领导的队伍里，打过许多仗。还有人说他是在军队的文案上做事的。而更多的人则是喜欢谈论爸爸刚解放回村时的情形，说是骑着一匹大白马，穿着一身黄军衣，扎着绑腿，后边还跟着一个背着冲锋枪的警卫员-----。就这样,我不是用眼睛，而是用耳朵“认识了”自己的爸爸。
然而，我“认识”的爸爸，只是一个神秘而陌生称呼，是一个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模糊影象。而爸爸究竟什么样子？北京到底在哪里？爸爸为什么不回来看我？我啥也不知道，啥也说不清。问家中大人，大人们只是含含糊糊地应付，好像并不愿意对我说清楚。我从小就自卑，也不敢问村里人，生怕人家笑话，说这娃娃连他大（村里人把父亲叫大）是谁都不知道。
在村里和人闲谈玩耍时，我最害怕别人问有关爸爸的事。每当遇到这类话题，我总是有意地借故走开。实在不能回避时，我便强装着知道得很多、很清楚，虚张声势地夸耀着，说我爸爸在哪里哪里，在干什么什么事情，是如何如何地关爱我等等。有时甚至编造“我爸爸的情况是军事机密”的谎言，以掩饰自己的尴尬。
这种自卑的心理一直影响了我许多年，等我长大后在上学、入团，直到入伍、入党时，我都有一个不小的心理障碍：最害怕填写履历表。看着表格中那些“家庭成员、职业、与自己的关系”等等栏目，我郁闷极了，感觉很压抑，不知怎样写。别的同学、战友都简单明了、清楚而迅速地写完了，而我却无从下笔。许多问题在我脑子里缠绕不清：从未在一起生活过甚至都未见过面的爸爸，算不算我的家庭成员？为什么和我一起生活、至亲至爱的伯父、大妈不算我家成员，而要算作什么社会关系？妈妈在农村务农，爸爸在北京做高干，这叫别人怎么理解？还有让一个更让我羞于告人、难以启齿的事，就是还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后妈。她算不算我 家成员？和我是什么关系？----，简直难死了，写谁不写谁？怎么才能写清楚？这些问题就像乱麻一样，缠绕在心头，剪不断，理还乱。使每一次填写履历，都变成一场心灵的煎熬和精神的折磨。
我八岁那年，奶奶去世了，不知为什么，当时爸爸没有回来。过了很长时间，在一个夏秋之交的日子里，有人捎信儿说爸爸要回来了。离家多年的游子，刘门里走出来的将星，皇城北京的大官就要回老家了。消息像风一样吹遍全村，传遍了三乡五里。人们奔走相告，纷纷前来看望。有曾经和爸爸一块长大的老年人，有带着好奇心来看热闹的青年人，还有一群一群像我一样的孩子，跑来跑去地玩耍。所有的亲戚都来了，大姑、小姑、大舅、二舅、三舅------。屋子里，院子里，全都挤满了人，大家像迎接盛大的节日一样，等候着爸爸归来的那一刻。妈妈，大妈，则满面春风，忙里忙外地给人们端板凳，拿扇子，招呼人们喝水。
伯父去接爸爸了，究竟去哪里接的，我不知道。大约端晌午时分，伯父和爸爸一起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用扁担挑着东西的人。我怎么看，也不像传说中背枪的警卫员，后来才听说，是从县城里雇来送行李的挑夫。
老远看去，爸爸的个子并不高，脸有些黑，说话的声音浑厚而有些沙哑。这与我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但却又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有些面熟。爸爸穿着一件浅色的洋布上衣，深灰色的裤子，衣服扎在裤腰里，样子明显与村里人不一样。他手里拿着一把纸扇子，满脸笑容地向家门走来，老远就与等候的人们打招呼。大家纷纷迎上前去，和爸爸问候、握手，还有和他熟识的人拉着手，在他身上拍拍打打，亲热得不行。
在众人的簇拥下，爸爸走进这阔别十年的家门，在前边的厦子房门口坐下。人们围着他，有说有笑。年龄大的人坐在板凳上，年轻点的都站着，寒暄说话，问长问短。爸爸则向村里的老者、长辈们一个一个地请安、问好、敬烟，又不时地问一些叫不出名的后生们，是谁家的孩子，谁家的媳妇。人们纷纷地作介绍，爸爸高兴地笑着，一一和他们见面问好。
爸爸回来了，全家高兴。而我好像并没有太多的兴奋与期盼。最使我高兴的倒是家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人，特别是有这么多小孩一起玩耍，觉得特别开心。我们一起嬉笑打闹，在大人们中间钻来钻去，尽情地撒欢。而当爸爸真的走进家门，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却不知为什么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刚才还兴高采烈、胡蹦乱跳的我，一下子没了精神，怯生生地站在大人们的后面，不敢向前一步。我甚至都没有真真切切地看爸爸一眼，脑子里随即闪出一个极其奇怪的念头：赶快逃跑。于是，我趁着混乱，从喧闹的人群中，悄悄地溜出了家门。
村里人大概都到我家去了，巷子里空空荡荡，没有遇到一个人。我茫然地信步乱走，来到我家东边一个很大的空院子里。听人说这个院子和房子也是我家的祖业，只是被生产大队借用，当作保管室。在院子里，横七竖八的堆满了砍下来的树枝，有柳树、杨树，还有榆树，密密麻麻，堆得比院墙还高。那时候搞大跃进，吃食堂，这些树枝是食堂里用来烧火的。平日，我和小孩们有时也来这里玩耍，在浓密的树枝下藏猫、说话、做游戏。
今天来到这里，周围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是偶尔飞来一两只麻雀，在树枝间惊恐地来回跳跃，吱吱细语。我钻进一处树枝最密集的地方，把周围的树叶往一起刨了刨，堆了堆，很快就做成了一个软和舒服的小窝。我侧身躺在里面，心里一直嘭嘭地在跳。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害怕，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逃到这儿藏起来，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只是隐隐约约地感到，将有更加不愿意面对的事情，要降临到我的身上。想着想着，竟不知不觉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估计时间不是很长），我被一个大人的声音惊醒了，一看，原来是对门自家屋里的叔父进学，（他小名叫豆娃，我叫他豆大）。豆大见我睡在这里，赶紧把我叫起来，一边拍打我身上的树叶和泥土，嘴里不停地责怪我：“你大回来了，要见你，到处都找不着，你咋跑到这儿来啦嘛！走，快回走。” 便不由分说，拽着我就往家里走。原来，爸爸和村里人说了一阵话后，便急切地问：“由国在哪里？”人们这才想起还有我这个宝贝，便派人到处去找。屋里屋外，村东村西，都找遍了，那里也没有，到底还是让豆大找着了。
当我被像押俘虏一样带到家门口时，妈妈、大妈、伯父以及舅舅、姑姑等很多人都在门口等着，他们听说把我找到了，都高兴地出来迎接。大妈赶紧把我抱起来，一边往里走，一边在我耳边说:“我娃甭害吓，唩是你大回来啦嗼，快到你大跟前去，叫你大把我娃看看。”说着，走到爸爸跟前，把我放下来，就往爸爸面前推。看着眼前这个和蔼而陌生的人，我本能地往后退缩着，直往大妈的怀里拱，差点儿把大妈推倒了。
这时，周围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向爸爸介绍：“这就是你娃啊！”、“这就是你的由国！”爸爸脸上洋溢着爱意，堆满了慈祥的微笑，说道：“啊！这就是由国呀，都长这么高了！快过来让我看看。”爸爸的声音有些沙哑、苍老，却很温和，膛音很重，我听着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又有几分威严的感觉。望着爸爸，我的眼里充满了疑虑、惊恐和胆怯。我害怕极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不动也不说话。爸爸亲切地向前欠欠身子，笑着来拉我的手，摸我的头，我不自觉地挣扎着脱开了。
大舅走过来，把我抱住，指着爸爸对我说：“娃子，你不是常问你大吗，这就是你大。我娃快叫大，快叫大。”我紧闭着嘴没有叫，只是一个劲的往后退。这时，周围站着许多人，这个说：“快叫大，”那个说：“快叫大，”“叫大”、“叫大”------，一时间，屋子里一片“叫大、叫大”催促声。大家都在等待着这父子初见的第一声问候，等待着最精彩、最感人的一刻出现。然而，我从来没有经过这种场面，脑子一片空白，心里紧张极了。那一片七嘴八舌、异口同声的“叫大、叫大----”声，就像滔天的巨浪一样，铺天盖地地向我压过来，我简直都要窒息了。我不叫，也不动，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心里的胆怯、委屈和压抑，一下子像决堤的洪水一样爆发了，“哇——”的一声嚎啕大哭。
我这大煞风景地一哭，竟引起周围人一片笑声。这个说：“你这小子真嘴硬。”那个说：“你才是个没鸡彩（没胆量的意思）。”一见这样，几位姑姑赶紧向爸爸解释，这个说：“娃还小，不知道啥（即不懂事），你甭在意。”那个说：“村里娃，没见过世面，看着你面生，过一时就好啦”。爸爸哈哈地笑着，好像并没有生气。
听见我哭了，妈妈赶紧走过来，蹲下身子，把我抱在怀里，心疼地用手和衣襟，擦我脸上的眼泪和鼻泣，边擦边劝我说：“不叫了就算啦，唩可哭啥哩嘛，快甭哭啦，甭哭啦。”满腹委屈的我，一下子跌进了妈妈温暖的怀抱里，就像一只备受风霜摧残的小鸟回到了巢穴，我更加放声地大哭起来。妈妈也没有办法，无奈地把我抱起来朝里屋走去。我趴在妈妈的肩膀上，不停地抽泣着。只听妈妈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叫的他做球呀，把他叫一声又能咋嘛！看把我娃吓的------”
过了一会儿，紧张的情绪稍微缓和了一些，我也不是那么害怕了。慢慢地敢到爸爸所在的厦子房下去耍了，但仍然不敢到他跟前去。村里许多人还聚集在那里和爸爸说话，一群孩子们仍然是哪里热闹往哪里钻，跑前跑后地戏耍不停。看见我过来了，爸爸大声地叫着我的名字，给我分配了一个合适的任务。他说：“由国你过来，我回来带了一包糖，你拿去分给孩子们吃吧。”这自然是我很乐意干的事情，我壮着胆子勇敢地走过去，接过爸爸手中的一大包糖，高兴地向门口走去。
孩子们闻声都围了过来，一个一个把手伸到我的面前。我毫不犹豫，大把大把地抓着糖块分给大家。伯父看见了，赶忙走过来笑着制止说：“不敢这样发，一个娃发一疙瘩就行了，不然后头的娃就没有了啊。”我这时才注意到纸包里的糖所剩不多了，而后边还有许多孩子在伸手等着，看样子后边的娃只好每人发一块了。
第一个只发了一块糖的娃便是淑云。淑云家住在我家的西连墙，她比我大一岁，论辈份还比我大一辈哩。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整天在一起玩耍，是村里女孩子中和我最要好的朋友了。她家孩子多，特别穷，小小年纪，曾经出去讨过饭，但她心地善良，很会疼人，我特别喜欢和她一起玩。看着别的孩子拿着大把大把的糖，高高兴兴地去吃了，淑云也争着把手伸过来。就在我把一小块糖放在她手里的时候，她抬起头，用惊讶而忧郁的眼神望了我一眼，面带难色，欲言又止。而后，慢慢地接了过去，一声不响地转身低头走了。
事情过后，我非常懊悔。按说给她发得最多才对呀，可是谁知我竟神使鬼差地只给了她一块糖。许多年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她那忧郁眼睛和难言的神态，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好像是做了对不起她的事，亏了她、欠了她什么似的，总想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送给她一大包最好的糖。
到了下午，来看望的人渐渐地都走了，屋里只剩下家人和几位主要的亲戚。爸爸拿出一个电壶（即暖水瓶，村里人叫电壶），说是在西安买了一些冰糕，怕路上化了，所以装在电壶里，拿回来叫家里人尝一尝。他叫妈妈拿来几个小碗，然后从电壶里往外倒，又用筷子往出掏。也许是保温不好，也许是时间太长了，倒出来的冰糕已经变成了糊块状，像村里人熬的稠稠的红薯米汤一样。爸爸叫几位老人先吃了几口，都说又凉又甜，好吃得很。
我从小只听说城里娃吃冰棍儿，我们都很向往。在冬天下雪时，村里家家屋檐下都吊着一串一串、晶莹剔透的“冰凌棒”，煞是好看。我们孩子们都喜欢敲下来当冰棍吃，含在嘴里，冰凉爽口，我们想象着城里的冰棍也许就和这差不多。至于什么是冰糕，没见过，更没有吃过，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这时，大姑端来一碗冰糕走到我跟前说：“来，叫我娃先吃些。”说着，用筷子夹了一大块冰糕递到我的嘴边，我急切地一口吞了进去———天哪！就在冰糕下喉的那一瞬间，我竟然感觉是热的，甚至有点发烫。当再吃第二口时，才觉着确实是凉的，确实很好吃。多年以后，当我向别人讲起第一次吃冰糕感觉发烫时，大家谁也不信，都说不可能。然而，我当时的感觉却是千真万确，至今回忆起来，都真真切切。
吃完冰糕，爸爸又从提包里拿出一套小孩衣服来，说是送给我的礼物。他把衣服交给妈妈，让妈妈给我穿上。
那是一套“少儿海军服”，洋布做的，雪白雪白的，缝着蓝边边，四方形的大领子向后翻着。裤子是背带式的，两个长长的带子，从后面背到胸前，一边有两个钮子扣住。还有一个小海军帽，前边印着“中国儿童海军”几个金字，后边还有两条黑色的飘带，很好看。我从小都是穿妈妈做的粗布衣服，没见过、更没有穿过这么精美的服装，很是喜欢。
妈妈、大妈和姑姑等人一起动手，把我身上的衣服脱了，又七手八脚地帮我穿上了海军服。穿好了，大家围着看着，都说好看。我感觉稍微大了一些，袖口和裤腿有点长，而且光着脚穿着妈妈做的粗布鞋，也有些不太相配。听大人们都说好看，我也很高兴，把裤腿、袖口使劲往上挽了挽，便跑出去雾（显耀）去了，竟招来许多小孩子们围观。大家有的摸摸衣服，有的拽拽帽子后面的飘带，感觉很好奇。我走到哪里，孩子们都前呼后拥地跟到哪里，羡慕得不得了。
在村里东跑西跑地耍了一会，忽然我觉得要拉屎，这下可难坏了我。我平时都是穿叉叉裤（即开裆裤），而海军服是裆裆裤，而且又是背带，又是纽扣，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解。当着许多小孩的面我又不好意思问，更不好意思找人帮忙。于是，我东跑西找，又一次跑到东院里我用树枝做窝的地方。
我一个人在那里东拽西扯，弄了半天，才解开一个扣子，裤子怎么也脱不下来。而这时，我已经憋得实在受不了了，眼看就要拉在裤裆里，我便不顾一切地把裤子使劲往下一扯，立即蹲下就拉。等拉完屎站起身子一看，我一下子傻了眼，虽然没有拉在裤裆里，可是裤子边上还是粘了一些屎。我赶紧抓起一把树叶来擦，然而那恶心的黄印怎么擦也擦不干净，而且把雪白的衣服擦得黑一道，黄一道的，更难看了。那一条拽下来的背带，也不会往回系了，吊在背后滴溜当啷地摆来摆去，狼狈极了。我怕人看见笑话，直躲到天黑，才悄悄地溜回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穿过那件海军服。
爸爸在家没住几天就走了，当我再一次见到他时，已经是十二年以后的事了。那次是爸爸接我出来当兵，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走上了学习和进步的军旅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