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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庆难忘的记忆续集之五十八——记忆中受难的老干部们(一)
作者:王西庆


在文革之中,有好多的老干部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批斗、抄家、游街甚至死亡。我岳父和我父亲也不例外,在运动一来,他们分别被两个工厂的造反派们夺了权,靠边站了,不过我岳父过了一个时期之后,很快被解放。而我父亲却不然,一些人、一些造反派认为我父亲有“问题”,而且认为有“严重的”的问题。找借口总是不予解放。

后来我才知,在他的档案里,过去抗日战争时期有好多个证明人,后来都成了将军,就是唯有一个证明人却找不见了,这个证明人就是八路军129师386旅,敌工科科长曾柯同志。我曾听父亲说过;曾柯同志曾经是父亲的一位领导,也是河北人,曾是清华园的大学生。

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在北平读书的青年学生曾柯同志,接受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主张,1936年11月,他毅然离开了清华校园,投身到了革命队伍之中,在八路军129师386旅,担任政治部科长和“敌工科”科长。在敌后战场工作的八年中,他长期担任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瓦解日伪军工作,他先后又担任了太岳军区敌工总站站长,敌工部副部长等重要职位。

我父亲有段时期就是在曾柯同志的领导下,作为“工作员”,经常深入到敌后去工作,骗取日本人的信任,担任过日伪军的一个副营长,利用党给的经费,以喝酒吃饭、打麻将为淹护,窃取了敌人的许多重要情报,这些情报都是通过曾柯工作站同志的手,送到我八路军的手中,使我八路军在一些战斗中主动出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上面也曾经提到过,父亲在上级的领导下,还成功的策反一个营的伪军,受到386旅陈赓旅长的表扬。这要是没有对党的忠诚,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一般人是很难完成这项特殊的使命的。

然而,就是父亲其中的这位领导,档案里重要的一个证明人,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在调查父亲的材料时却找不见了,这使得父亲在文革之中蒙受其冤,被开除党籍。其实、其实父亲后来在全国解放后,一直都在打听他的领导、战友、曾柯同志的下落,只知道解放后被上级调到中央工作去了。

在1979年,我因工出差来到北京,来到了父亲的一个亲戚家里,父亲的亲戚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我向他提到曾柯同志这个人,是不是到了中央以后改了名字了?听亲戚说;中央当时有两个人姓曾。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来叫曾柯的这个同志。后来经亲戚在中央打听到,给我说曾柯同志,在中央的两个,哪个都不是。

在当时,通信很不发达。其实,父亲到去世时也可能都不会知道,他的这个领导、战友、曾柯同志,早在1965年间,文革前就因“社教运动”而蒙受其冤,下放到东北农场以后含冤去世,时年才四十七岁。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和父亲分别,成为解放军某军180师的副政治委员,父亲则到了14军41师司令部工作,并兼任当时保山县,公安局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为祖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柯同志任命西北军区军需部政治委员,1952年10月调到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为应付朝鲜战争需要,父亲则被派到重庆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军事理论。

在当时苏联军事教官指导下,贯穿的是苏联人一整套军事序列。那时父亲已经是准团级干部,在军校担任三大队四中队的队长。

人生的道路总是坎坷不平的。通过历史资料才知道,1955年,曾柯同志在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期间,因亲属问题,被定为“包庇反革命分子”的问题。

后来,就在六十年代中期,在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又向曾柯袭来,他心如死灰,就在1965年1月的时候含冤去世。

文革后,1982年总参情报部党委,对曾柯同志在该部期间的问题进行了复查,认为曾柯同志的问题不属于包庇反革命分子,决定撤销原处分,在政治上恢复名誉,撤销1955年1956年先后给予的曾柯同志开除党籍、撤销副部长职务和正师级降为正团级的处分。后来我看了父亲去世后的档案,为什么在父亲的证明人曾柯的名字后面,写有一个“问号”,这其中就明了了。

除造反派调查父亲材料找不到个别证明人外,再加上下面的一些人认为我们家里生活很好,不够艰苦朴素。

在一天中午,我看见父亲穿着一身工作服回到家中,满脸很不高兴,后来我才知道在工厂的全体党员会上,父亲被宣布开除了党籍,在那个时候,我看见父亲是最难过的,我当时还想他是不是能够挺过这一关。

父亲历来就把党当成了自己的母亲,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从事革命,是党培养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1935年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共产党,领导工人罢工,并带领部分工人参加了八路军。(曾有人说父亲是带着一个回民支队的一个分支)怎么说开除就开除了呢?他坚信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党是会把他的问题弄清楚的。

夜晚,在星月当空的夜晚,父亲没有睡觉,他悄悄地手里拿着东西,走出家门,然后把门轻轻关上,生怕惊醒了我在外屋的睡觉,他一个人来到了小院当中。

其实、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睡着,我在外屋床上一动不动的假装睡觉。在他关住门的一瞬间,我马上坐了起来,窥视着窗户外面的一切,一切的情况,监视着父亲的一举一动、生怕他想不开来。

在夜晚、在夜晚明亮月光的照射下,他好像是一个人偷偷地在哭泣。这个时候他是多么的怀念他的战友,这时候他是多么的怀念他的部队首长啊!我突然看见他划着了一根火柴,好像是在烧着什么,一股浓浓的刺鼻烟味儿,透过门窗的缝隙,逐渐传到了我嗅觉得鼻子里,我赶忙起身悄悄地来到了窗户旁边,看看他究竟是在想干什么,干什么!

只见父亲拿着厚厚的一叠“纸”,用火柴点然,黑暗之中,那“纸”上发着奇怪的光芒,我仔细地贴近窗户的玻璃看去,在奇怪的光芒照射下,他正在烧着一个个的纸片,啊!那不是纸片,不是。我看清楚了,他是在烧着一张张的相片,一张张的相片。他把那些过去部队时期的、带彩色的、带军衔的、大小相片,还有,还有穿有大礼服军装的相片,统统烧掉了,看得出来当时他心里是多么的难受。······

父亲住“牛棚”期间,对于工厂两派的群众组织,曾经有人让他表个态支持某个组织,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他从来都没有发表过如何支持意见,如果要是那样,另一方的造反派们就会说他支一派压一派,甚至会遭到更大的打击和报复。所以父亲干脆就对哪一派也不发表如何支持,尽管是这样,还是遭到了两派群众组织的批斗,三次被抄家。

后来听母亲说:“那些工厂的造反派们非常凶狠的很,他们像疯狗一样。”母亲在说的时候加重了“疯狗”两个字。

“在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一伙人拿着棍棒,强行砸开了门闯进家里来,到家里后翻箱倒柜的,见到什么东西都往口袋里装。

母亲说的时候很难受,停了一会儿又说:

“他们借口说你父亲是带军衔下来的,一定有小手枪,还说要找其他造反派们、曾经给家里转移过来的黑材料,他们找遍了‘卡卡缝缝,’(四川话:缝隙)翻透了天花板上,连小手枪影子都没有找到。”

后来,我从学校回到家中,在清理我的东西的时候,那些人把我的一些东西都被抄走,还把我平时戴的,喜欢的父亲黄军帽也被抢走。不仅这样,他们把父亲存放大礼服的皮箱翻出来打开,把带有军衔的大礼服军装拿走,幸亏是他们没有发现箱子里的两枚勋章,要不然也是会石沉大海。

他们甚至把父亲在部队时的武装军用皮带也拿走。唉!他们那伙造反派们在工厂里,在人群中间,挨个穿上父亲那一身军装,都想过过当大军官,当大将军的瘾,耀武扬威的,看来他们就差一支手枪和洋刀了。

他们把那身珍贵的海蓝色、崭新的大礼服军装,(父亲只有文革前市里开“五一”和国庆大会时,上主席台才穿)穿在油腻的工作服上,脖子上歪戴上军服上的领带,头上斜戴着解放军帽徽的大盖帽。他们又把父亲的军用皮带用剪刀剪短,然后两个扣环扣住后,斜跨在大礼服上。其实,其实那武装军皮带并不是在大礼服上挎的。唉!他们这些人,可谓在人群中间真得是出尽了洋相,出尽了风头。彻底玷污了解放军的形象,他们也不仔细的想想,这身军装是他们穿的吗?




                                                                                                                                                              责任编辑   卧龙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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