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之中，有好多的老干部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批斗、抄家、游街甚至死亡。我岳父和我父亲也不例外，在运动一来，他们分别被两个工厂的造反派们夺了权，靠边站了，不过我岳父过了一个时期之后，很快被解放。而我父亲却不然，一些人、一些造反派认为我父亲有“问题”，而且认为有“严重的”的问题。找借口总是不予解放。
后来我才知，在他的档案里，过去抗日战争时期有好多个证明人，后来都成了将军，就是唯有一个证明人却找不见了，这个证明人就是八路军129师386旅，敌工科科长曾柯同志。我曾听父亲说过；曾柯同志曾经是父亲的一位领导，也是河北人，曾是清华园的大学生。
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在北平读书的青年学生曾柯同志，接受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主张，1936年11月，他毅然离开了清华校园，投身到了革命队伍之中，在八路军129师386旅，担任政治部科长和“敌工科”科长。在敌后战场工作的八年中，他长期担任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瓦解日伪军工作，他先后又担任了太岳军区敌工总站站长，敌工部副部长等重要职位。
我父亲有段时期就是在曾柯同志的领导下，作为“工作员”，经常深入到敌后去工作，骗取日本人的信任，担任过日伪军的一个副营长，利用党给的经费，以喝酒吃饭、打麻将为淹护，窃取了敌人的许多重要情报，这些情报都是通过曾柯工作站同志的手，送到我八路军的手中，使我八路军在一些战斗中主动出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上面也曾经提到过，父亲在上级的领导下，还成功的策反一个营的伪军，受到386旅陈赓旅长的表扬。这要是没有对党的忠诚，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一般人是很难完成这项特殊的使命的。
然而，就是父亲其中的这位领导，档案里重要的一个证明人，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在调查父亲的材料时却找不见了，这使得父亲在文革之中蒙受其冤，被开除党籍。其实、其实父亲后来在全国解放后，一直都在打听他的领导、战友、曾柯同志的下落，只知道解放后被上级调到中央工作去了。
在1979年，我因工出差来到北京，来到了父亲的一个亲戚家里，父亲的亲戚当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我向他提到曾柯同志这个人，是不是到了中央以后改了名字了？听亲戚说；中央当时有两个人姓曾。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来叫曾柯的这个同志。后来经亲戚在中央打听到，给我说曾柯同志，在中央的两个，哪个都不是。
在当时，通信很不发达。其实，父亲到去世时也可能都不会知道，他的这个领导、战友、曾柯同志，早在1965年间，文革前就因“社教运动”而蒙受其冤，下放到东北农场以后含冤去世，时年才四十七岁。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和父亲分别，成为解放军某军180师的副政治委员，父亲则到了14军41师司令部工作，并兼任当时保山县，公安局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为祖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柯同志任命西北军区军需部政治委员，1952年10月调到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为应付朝鲜战争需要，父亲则被派到重庆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军事理论。
在当时苏联军事教官指导下，贯穿的是苏联人一整套军事序列。那时父亲已经是准团级干部，在军校担任三大队四中队的队长。
人生的道路总是坎坷不平的。通过历史资料才知道，1955年，曾柯同志在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期间，因亲属问题，被定为“包庇反革命分子”的问题。
后来，就在六十年代中期，在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又向曾柯袭来，他心如死灰，就在1965年1月的时候含冤去世。
文革后，1982年总参情报部党委，对曾柯同志在该部期间的问题进行了复查，认为曾柯同志的问题不属于包庇反革命分子，决定撤销原处分，在政治上恢复名誉，撤销1955年1956年先后给予的曾柯同志开除党籍、撤销副部长职务和正师级降为正团级的处分。后来我看了父亲去世后的档案，为什么在父亲的证明人曾柯的名字后面，写有一个“问号”，这其中就明了了。
除造反派调查父亲材料找不到个别证明人外，再加上下面的一些人认为我们家里生活很好，不够艰苦朴素。
在一天中午，我看见父亲穿着一身工作服回到家中，满脸很不高兴，后来我才知道在工厂的全体党员会上，父亲被宣布开除了党籍，在那个时候，我看见父亲是最难过的，我当时还想他是不是能够挺过这一关。
父亲历来就把党当成了自己的母亲，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从事革命，是党培养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1935年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共产党，领导工人罢工，并带领部分工人参加了八路军。（曾有人说父亲是带着一个回民支队的一个分支）怎么说开除就开除了呢？他坚信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党是会把他的问题弄清楚的。
夜晚，在星月当空的夜晚，父亲没有睡觉，他悄悄地手里拿着东西，走出家门，然后把门轻轻关上，生怕惊醒了我在外屋的睡觉，他一个人来到了小院当中。
其实、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睡着，我在外屋床上一动不动的假装睡觉。在他关住门的一瞬间，我马上坐了起来，窥视着窗户外面的一切，一切的情况，监视着父亲的一举一动、生怕他想不开来。
在夜晚、在夜晚明亮月光的照射下，他好像是一个人偷偷地在哭泣。这个时候他是多么的怀念他的战友，这时候他是多么的怀念他的部队首长啊！我突然看见他划着了一根火柴，好像是在烧着什么，一股浓浓的刺鼻烟味儿，透过门窗的缝隙，逐渐传到了我嗅觉得鼻子里，我赶忙起身悄悄地来到了窗户旁边，看看他究竟是在想干什么，干什么！
只见父亲拿着厚厚的一叠“纸”，用火柴点然，黑暗之中，那“纸”上发着奇怪的光芒，我仔细地贴近窗户的玻璃看去，在奇怪的光芒照射下，他正在烧着一个个的纸片，啊!那不是纸片，不是。我看清楚了，他是在烧着一张张的相片，一张张的相片。他把那些过去部队时期的、带彩色的、带军衔的、大小相片，还有，还有穿有大礼服军装的相片，统统烧掉了，看得出来当时他心里是多么的难受。······
父亲住“牛棚”期间，对于工厂两派的群众组织，曾经有人让他表个态支持某个组织，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他从来都没有发表过如何支持意见，如果要是那样，另一方的造反派们就会说他支一派压一派，甚至会遭到更大的打击和报复。所以父亲干脆就对哪一派也不发表如何支持，尽管是这样，还是遭到了两派群众组织的批斗，三次被抄家。
后来听母亲说：“那些工厂的造反派们非常凶狠的很，他们像疯狗一样。”母亲在说的时候加重了“疯狗”两个字。
“在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一伙人拿着棍棒，强行砸开了门闯进家里来，到家里后翻箱倒柜的，见到什么东西都往口袋里装。”
母亲说的时候很难受，停了一会儿又说：
“他们借口说你父亲是带军衔下来的，一定有小手枪，还说要找其他造反派们、曾经给家里转移过来的黑材料，他们找遍了‘卡卡缝缝，’（四川话：缝隙）翻透了天花板上，连小手枪影子都没有找到。”
后来，我从学校回到家中，在清理我的东西的时候，那些人把我的一些东西都被抄走，还把我平时戴的，喜欢的父亲黄军帽也被抢走。不仅这样，他们把父亲存放大礼服的皮箱翻出来打开，把带有军衔的大礼服军装拿走，幸亏是他们没有发现箱子里的两枚勋章，要不然也是会石沉大海。
他们甚至把父亲在部队时的武装军用皮带也拿走。唉！他们那伙造反派们在工厂里，在人群中间，挨个穿上父亲那一身军装，都想过过当大军官，当大将军的瘾，耀武扬威的，看来他们就差一支手枪和洋刀了。
他们把那身珍贵的海蓝色、崭新的大礼服军装，（父亲只有文革前市里开“五一”和国庆大会时，上主席台才穿）穿在油腻的工作服上，脖子上歪戴上军服上的领带，头上斜戴着解放军帽徽的大盖帽。他们又把父亲的军用皮带用剪刀剪短，然后两个扣环扣住后，斜跨在大礼服上。其实，其实那武装军皮带并不是在大礼服上挎的。唉!他们这些人，可谓在人群中间真得是出尽了洋相，出尽了风头。彻底玷污了解放军的形象，他们也不仔细的想想，这身军装是他们穿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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