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刚带上红领巾的时候就知道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还着实自豪了好一阵子。但知道他还是抗日时期我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已是1985年6月的一个晚上了。
那时我已经在我们开滦集团公司赵各庄矿财务科工作三年了。晚饭后，我看父亲挺有兴致的，就和他聊起天来，提及单位的事，随口说了一句：矿上劳保科接到矿务局下发的一份通知，是传达省里文件精神的，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入党的老革命在退休待遇上给予照顾，我们科负责补发。
坐在一旁的父亲听了，不经意地念叨了一句：“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在内？”我激灵一下“爸，你是老革命？是真的吗？” “你怎么没说过？爸你真是的。” 坐在炕上的母亲见我不住地缠着父亲问这问那，一把拉我坐在炕沿，告诉我：“你爸是老革命，抗日那时候入的党。”
记忆中，我只知道三叔是烈士，四叔是伤残军人，爷爷奶奶就成了军烈属。三叔在解放丰润县榛子镇的战役中牺牲了，年仅19岁。四叔在解放北京密云县城的战役中负了伤，一直到去世，胸部还有一块未取出的弹片。多年来，父亲极少提起自己的这些往事，母亲也不多话，只言片语中听到他们聊得比较多的是四叔的伤病。
突然知道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让我惊讶不已，就感觉像电影里面一样，兴奋又好奇。我急切地望着父亲，催他多说点，还不住地埋怨他隐藏不露，一直不和我们说。父亲瞅了瞅我，淡淡地说了句：“有啥说的？老家村里的老党员多着呢，人家不都这样过着平常日子吗？我现在过得挺好，挺知足。”父亲的几句话，不多，但掷地有声，当时给我的感觉父亲豁然高大了许多，敬重中又多了几分仰慕之情。
下午到单位，我专为父亲的事咨询了矿上和局里负责退休待遇的主管部门，证实了父亲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但最关键的是要写一份详细的自传体纪实材料，并上报省里，等待进行外调、核查、审批，最后落实待遇。
晚上回到家，我把情况如实和父亲做了说明，父亲低下了头，好久没说话。我明白父亲难住了，这份自传，很沉重，要回忆起40年前的点点滴滴，并且整理成文字材料，对于仅读过二年书的父亲来说，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爸，我来写！” 我郑重地对父亲说。“你？中吗？”父亲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
“我，能中。”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为了安慰父亲，我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好，那我就好好想想以前的事，然后说给你，你写吧。”父亲的眉头舒展开了，露出了笑容。
整整四十天，父亲几乎每日把自己关在屋里，炕上放着饭桌，一只铅笔和一个小本子，想啊写啊，密密麻麻、歪歪扭扭地记下了满满好几页。晚上有时我就坐在桌前陪着父亲，听他口述一些回忆起的往事片段，用心地记下来。更多时候我就独自静下心，专心整理父亲记录得断断续续的笔记，为最后编写自传做准备。
父亲累病了。有几天，父亲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尤其是回忆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年代当县委交通员那段往事时，经常是又激动又着急。母亲悄悄告诉我，父亲有时自己想着想着拿笔的手就会颤抖，眼泪也会扑簌簌掉下来，怕母亲看见，总会把她支出去。有时记不清的事情使劲想，越想越急，自己就会焦虑烦躁。连日来的苦思冥想、情绪起伏变化，导致急火攻心，父亲的心脏有些承受不住。
我能理解我的父亲，平静了这么多年的心境，就像一汪湖水，突然扔下了一颗石子，泛起的涟漪一圈圈扩散开来，打破了原本的安宁。我看到过父亲半夜不睡觉，双眼望着窗外，神情凝重，手中的旱烟徐徐燃着，这袅袅轻烟伴随父亲的思绪，追溯着那艰苦的岁月。
二
1943年6月15日，16岁的父亲经同村的共产党员王天顺介绍入党，经过一段时期的考察，组织上安排他担任了丰润县县委专职交通员，主要负责传送文件和情报。那时的父亲个子不高，但身材敏捷，反应灵活，尤其是两条腿结实有力，跑起来像风一样，就如他自己说参加儿童团练就飞毛腿的工夫此时派上了用场。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父亲往各村传递情报，根本没有马，交通工具全凭两条腿，遇到日本鬼子扫荡时父亲就更加马不停蹄的往各村传递情报，常常是居无定所，有时路过家门口都不能回家看看爷爷奶奶。如果有重要的情报就必须连夜出发，一点都不能耽搁，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想方设法的把情报送到各村的联络员手中，然后再返回县里待命。碰到鬼子大搜捕，还要躲避追击，常常是精疲力尽，疲惫不堪，每天连衣服都不敢脱，绑腿都不敢松开，生怕有敌情耽误时间。
记得父亲和我聊起他担任交通员时的一件事，当时他说得轻描淡写，可我听了特别的心疼。
1943年的冬天特别冷，父亲在各个村子里跑情报，常常是晚上睡觉不脱衣服、不解绑腿。因为没有统一发放的服装，父亲的衣服都是奶奶做，粗布棉袄棉裤，手工纳的千层底棉鞋。父亲的绑腿总是绑不结实，他担心有敌情耽误大事，就扎紧一次多少天都不解。时间长了，绑腿里奇痒难熬，父亲知道是绑腿里生了虱子，但他的绑腿技术实在不敢恭维，无奈只好忍着，实在痒得受不了，就用刺刀往绑腿里生捅，直捅得外面的绑腿浸出了血迹才罢手。
有一天，组织同意父亲回家看望生病的奶奶。县里交通根据地离家不算远，三十五华里的路程对父亲来说不在话下。回家后见过爷爷奶奶，父亲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坐在凳子上，在双腿下架个火盆，松绑腿。只见父亲一圈一圈地解开绑腿，只听火盆里嗤嗤直响，只看那火苗一闪一闪，长了尾巴的虱子被父亲全部抖到了火盆里。父亲一边抖落着一边嘿嘿笑：“这虱子够肥，再养养长俩翅膀可以满屋飞了。”
我当时看到父亲说到这时，眼睛都瞪大了，特别惊讶。一旁织毛衣的母亲见我这个样子，停下针线笑着对我说：“别不信，是真事，和你父亲结婚后，你奶奶也说过，说你父亲刚把绑腿松开一会，人就斜靠着炕沿帮睡着了。地上摊摆着两堆带有点点血渍的绑腿布，只见你父亲两条小腿耷拉地上，腿肚子一道一道的血印子又红又肿，有的地方结了痂，有的地方还浸着血。你奶奶进屋见你父亲累得那样，心疼得直骂他，非要你父亲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别再提着脑袋干那要命的事了。任凭爷爷奶奶说破嘴皮子，你父亲就是一声不吭，爱说啥说啥，趁着爷爷奶奶不注意，睡醒吃饱扛着枪就跑了。”
三
父亲说过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参加大部队，亲自冲杀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但他把三叔和四叔送进部队多少弥补了父亲心中留有的一丝缺憾。
爷爷奶奶生了八个孩子，四男四女，父亲在男孩里行二，上有大伯，下有两个弟弟。爷爷奶奶都是老实本份的庄稼人，胆小怕事，最大的希望就是我父亲兄弟几个安稳在家，娶妻生子过日子。爷爷憨厚朴实，大伯勤快能干，爷俩漂亮的木匠活远近闻名，靠他们的手艺养家糊口，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父亲性格很倔强，看准的事一干到底。12岁参加了儿童团，16岁加入共产党，又把三叔和四叔送进部队，都没有和爷爷奶奶商量。
父亲回忆说，参加儿童团时，整天在村南边的山上站岗放哨，看守着“信号树”，就是在山包上栽颗像树一样的木头。如遇到日本鬼子从南面袭击时，就把“信号树”往北面放倒，村里的乡亲们看到就会马上向北转移。爷爷奶奶担心受怕，生怕父亲被日本鬼子逮住活埋，每次都让大伯去拽他回家。可父亲总是唬着脸把大伯轰回来，气得奶奶一直骂父亲是“拗别种”。
父亲说到这段历史时，我突然想起了电影《鸡毛信》，父亲不就是那个真实勇敢的抗日小英雄吗？
父亲在谈到送三叔和四叔去部队参军打仗的情景时，心情有些沉重。不是父亲后悔送弟上前线，保家卫国，而是三叔的牺牲、四叔的负伤让父亲觉得愧对爷爷奶奶。两个弟弟一直把我父亲当做偶像崇拜，啥事都愿意和父亲商量。当父亲把他们送进部队后，三叔和四叔学习父亲的样子，勇敢顽强，服从命令，在部队表现很出色，还受到过连队的嘉奖。一直到牺牲和负伤，三叔和四叔几次路过家门都没有私自回家看望爷爷奶奶。父亲一直为有两个这样争气的弟弟骄傲和自豪。
三叔的牺牲一直是父亲心里抹不掉的痛，爷爷奶奶因此始终记恨着父亲。因为三叔是爷爷奶奶眼里最乖的孩子，脾气好，性子柔，聪明好学，从来不惹二老生气，三叔的死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
父亲回忆说：三叔参加的战役地点离家里不远，当他的遗体抬回村子时，全村的乡亲们都赶来围在遗体旁，儿时的伙伴有的抱着三叔哭的泪人似的，有的叫着三叔的小名唏嘘不止。赶回来的奶奶刚一见到三叔的遗体，一下子就昏厥过去。爷爷的眼睛直勾勾看着天空，铁青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痛失爱子的巨大悲痛让他们觉得天要塌了。奶奶醒过来后，狠狠地望着父亲，突然，发疯似地扑到父亲身上，又捶又擂，嘴里不停的喊：“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非要把两个都带走，你为什么不替三儿去死！”
父亲当时一声没吭，任由奶奶捶打。父亲的心很痛很痛，刀剜一样！一奶同胞的两个弟弟，自己亲手送进了部队，还不到两年，先是一个负伤，现在又一个牺牲，父母怎能忍受得了？父亲真是恨不得自己替他们去伤、去死！他的心在淌血！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组织上安排父亲留在了县里，担任解放部队的后方补给供应的负责人。这项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特别不容易。由于连年战乱，粮食非常短缺，老百姓本身就吃不饱，还要节省一些粮食留给部队打国民党。父亲忠心耿耿，服从指挥，每天带领后方补给人员跑东村到西村，筹集粮草，筹集急需物资。同时，还要绕开敌伪还乡团的围追堵截，躲避他们的搜查和掠抢。
记得父亲回忆说：有一次，当他们筹备完将要送往前线的几车粮食和草料后，已经是后半夜了。在回县里的路上，忽然接到情报，说有叛徒告密，还乡团要截粮草，命令父亲紧急处理，确保粮草安全。接到命令，父亲临危不惧，果断地带领小分队一班人火速返回粮草存放地，连夜又将粮草转移到安全地方，一直到天快亮时才掩藏完毕。
小分队分散回来的路上，真的遭遇到了还乡团的搜捕，父亲机智地跑进一户庄院，把枪藏在了猪圈的猪槽底下，自己又躲在一个废弃的大缸里，扒拉些秸秆堆在缸上。缸底都是烂泥，又黏又臭，足足两个小时才脱身。
那时候父亲他们经常忙得几天不睡觉，饿肚子是常有的事。父亲性格耿直刚烈，做事咬钉嚼铁，雷打不动。每次执行任务，都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不管冒多大风险，拼着性命也要完成。父亲讲到这些时，脸上的表情特别满足，高兴地说：“还好那时没出过岔子，任务完成的都不赖，几次都得到了县长的夸赞。” 望着父亲憨厚的笑容，我的心里也美美的。
父亲是条硬汉，在我的记忆中他极少掉过眼泪，可回忆起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时，不禁喉头哽咽，眼睛湿润。父亲时常在月夜，追忆起当年牺牲的战友，想念牺牲的三弟，也倍加珍惜今天。经常嘱咐我们兄妹好好做人，做一个正直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没有豪言壮语，更不会夸夸其谈，一辈子堂堂正正，挺直腰杆做人。教育我们，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人要知足，事要做好。直到今天，父亲的这句话一直是我们兄妹的座右铭。
记得我们爷俩整理自传空闲时，我与父亲聊天，曾经问他：“爸，你那么小，就当地下党，不怕鬼子逮住你活埋吗？”
“那时候小，根本不知道害怕，就想着把他们快点赶回他们自己家去！” 父亲抽着旱烟说。
“那你不怕还乡团那帮坏蛋报复奶奶一家吗？”
“咋不怕啊，说不怕那是假的，就担心家人遭黑手。但要不把这帮坏蛋消灭，庄里人哪有好日子过啊。” 父亲当时的表情有些激动。
“爸，听我妈说爷爷奶奶不喜欢你，一直不想你，不待见你，是不是因为三叔和四叔的事？” 我楞眉楞眼地问了一句，问完就后悔了，吓得直伸舌头。
父亲的眼睛垂了下来，脸色有些难看。我戳到了父亲的痛点，那是父亲最不愿意提及的事情。
记得母亲说过，奶奶在家特别强势，也特别迷信。父亲送走三叔四叔参军后，奶奶悄悄找了街上的算命先生，占卜三个儿子的吉凶祸福。算命的先生是个瞎子，掐掐手指摇摇头，说：“两个孩子都没事，一个性子最犟的命不保。”万万没想到，奶奶最喜欢的三儿子没了，再加上四叔战场上负伤回家，奶奶窝了一肚子的火全部撒在了父亲身上，动不动就埋怨指责父亲。父亲默默忍受着，但他不后悔自己干的事，他觉得最大的孝顺就是在二老面前不顶嘴不争辩，在家时就拼命多干活，苦活累活抢着干，让奶奶心里痛快点。
全国解放后，父亲在县政府干了四年的后勤工作，1952年，父亲辞去了工作，带着母亲离开了老家，到离家50多里的煤矿
当了工人，一干就是三十年，直至退休。
五
父亲的待遇终于批下来了。
经过几次的修改和整理，父亲的自传材料才被省里收下。剩下就是漫长的等待，要进行外调、审查，核实。半年后，单位劳保科通知我，父亲认定为抗日战争的老革命，退休费按照省里规定进行上调，并补发近一年的补贴。
为父亲记录、收集和整理自传，始终怀着一颗敬畏之心，那种感怀让我久不能释然。平凡的父亲，平凡的一生，他没有立下过赫赫战功，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更没有炫目的名声地位，和许许多多为国家解放、民族独立奉献青春的前辈们一样，默默无闻，无悔自己坚守着的那份信仰和执念。就像一条潺潺的小溪，平静地流淌着，无声地走入生命的里程。
记得六个月后的一天，当得知父亲的待遇获得批准的消息时，我当时兴奋得放下电话就跑回了家，进屋冲着父亲就喊：“爸，批下来啦！批下来啦！”父亲戴着老花镜，坐着马扎，正在看报纸，见我风风火火跑进来告诉他这一喜讯时，父亲激动了，只见他缓缓地站起来，拿着报纸的手有些抖，嘴里不停地说着：“好事儿，好事儿。”
此时的父亲，满足感充盈着内心，这份幸福的感觉让父亲就像个孩子，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温暖。
当劳保科的同志去家里看望父亲，正式宣布这一好消息时，我看到了父亲眼里的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