郅江涛

提笔写下父亲二字，竟不知从何写起。父亲是个很沉重的字眼，重的好像压在我心头的一座大山，我想大喊，即便声音再大，回声缭绕，也逃不出他的怀抱。三十多年来，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零星碎片便是这山上的层层巨石，挪不走，搬不掉，日积月累，终究堆积成一尊模糊的石像，历经风吹日晒，岁月磨砺，道道沟壑便成为他脸上的皱纹，藏满他一生经历的酸甜苦辣，抑或是他付出的片片艰辛。

一

父亲是个农民，现在老了，也就成为一个老农民。对于一个在土地上摸爬滚打一辈子的老农民形像，画家罗中立在油画《父亲》里已经刻画的淋漓尽致：一个枯黑、干瘦的老人，脸上布满了像沟壑又如车辙似的皱纹，深陷的眼睛露出了凄楚、迷茫又带着恳切的目光，像是在缅怀过去，又像是在期待未来，让我们感受到那牛羊般的善良目光的“通视”。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封干许久，仅剩一颗门牙的嘴里不知饱尝过多少的酸、甜、苦、辣，犹如耙犁一般的破伤的大手捧着一个破了又被重新锔起的粗瓷碗在喝水，细小毛孔里渗出的汗珠不知已滑落多少，稀疏口胡须，还有那像征着悲剧色彩的苦命痣，都无不打上了他艰苦劳动，生活悲惨的烙印。《父亲》虽然只是一张平面的图画，却能使人真切的感受到他身上特有的烟叶味，感到他的肌肤在抖动，他的血液在奔流。我的父亲大抵也是这个样子。只是在我的脑海里，也有一幅关于父亲的画面，顽强并且牢固，甚至有时还要闯进我的梦里：秋天傍晚，劳累一天的父亲蹲在地头抽着烟，解着乏，目光毫无目的的扔向远方。初秋的风，燥热里已经有些发凉，凝固了他身上的汗渍，吹动着他披在肩上的深灰色衣衫，也顺手撩拨着地头正灿烂开着的山菊花。烟已燃近手指，烟灰掉落在裸露着脚踝的布鞋上，他并不去弹掉，甚至也不去理会鞋面上、脚面上沾满的泥土。在他的身后，已是收获后装在蛇皮袋里摆放整齐的庄稼，谷穗或者玉米。再远的地方，是和他一样黝黑、沉默的大山，一轮夕阳，迫近山头，几许留恋、几许温和，最后的光线将整个田野抹成金黄。

二

父亲幼年丧母，我的祖父又常年在山西谋生，父亲和姑姑自幼便跟着他们的祖父母生活。我无法想象一个从小缺少双亲关爱的人，会有怎样的一个童年。原先我始终认为，这种部分残缺的家庭，给父亲带来了一点点的性格缺陷。比如，在家庭亲情面前，总是显得有一些淡漠。就拿父亲和姑姑来说，这对自小相依为命的兄妹，在各自成家后，竟能因为家庭琐事反目，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互不关心、不相往来。作为一个晚辈，我无法也不愿去厘清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我甚至把他们的这种固执理解成受遗传因素的影响。祖父后来又成了家，定居山西，在那边养育一男四女，对留在老家的一对儿女极少关心。即便是父亲娶我的母亲，祖父只是给父亲三间祖屋，外加让别人捎来的200块彩礼钱。儿子的终身大事，当父亲的并未出席，儿女间的矛盾，他亦不管不问，这些事从我的母亲口中讲出，或许带了点指向偏见的加工，但在我的心里却成为某种观点的有力佐证，也让我对以前从未谋面的祖父心生芥蒂。

父亲从不主动提起自己的父亲，但却不允许我们几个顺着母亲的思路，对祖父有稍许不尊。在我的记忆里，祖父从未回过家，倒是我的父亲去过几趟山西，去看望祖父。1995年冬，病重的祖父落叶归根，带着我的继祖母回到祖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祖父，一个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老人。他已经神志不清，不会知道他的一个孙子在他面前用充满好奇的目光打量他。祖父头发花白，面容枯黄消瘦，闭着眼睛，神态安详。我发现祖父和父亲长相很接近，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了年老的父亲，内心里忽然涌出丝丝难过。父亲逐渐变老，一直是我不愿接受的事实，我为此感到伤感。

但我的父亲却因为自己父亲能够回家感到欣慰，并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主动。从床前端茶喂水，到端屎端尿，对祖父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那种发自内心的孝道，并未因自己缺少了几十年的父爱而打任何折扣。即便是对只有名义上母亲身份的继母，父亲也表现出极大的尊敬。2009年，继祖母病重，又从山西回到老家，父亲没有任何怨言，依旧出钱出力，侍奉老人。继祖母去世后，父亲带领全家披麻戴孝，为老人送终。从这两件事情上，我发现我长久以来对父亲有些误解，他或许不是对亲情淡漠，或许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已。

2014年夏天，我的姑姑去世，这也意味着祖父为父亲编织的小家庭中，只剩下父亲一人。姑姑的葬礼上，父亲没有哭，一脸的木然，甚至看不出伤悲，但其中的苦楚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三

幼年丧母，虽然给了父亲坚强、独立的性格，但那也只是父亲苦难一生的开始。真正让父亲倍感压力和责任重大，恐怕是在我出生之后。作为家里的第三个男孩，我的出生只能给家庭带来短暂的欢喜，更多的意味着吃饭时多了一双筷子，以及上学、住房等费用的叠加。母亲说，我出生那天，当得知又是一个男孩后，我的父亲只是蹲在院子里沉默的抽着烟。香烟只能缓解一时的内心压力，这之后父亲还要打起精神，东拼西凑了200块钱，作为计划生育超生罚款交给大队。后来，周围邻居因此给我起了个小名“超生”。

家里添丁加口在农村算是喜事，出门碰到熟悉的人向父亲道喜，父亲也只是苦涩的笑着，没人知道他内心的愁苦。父亲是真的发愁了。父亲曾不止一次对母亲说，一个小子结婚彩礼需要2000块（80年代初期农村结婚彩礼行情），三个小子就要6000块，我上哪去挣这么多钱啊？这话说的很对，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个农村壮劳力，辛苦一年不吃不喝也只能从土地里捯饬几百块钱，六千块钱，对于仅上过小学的父亲来说，他能够掂量出是什么分量，说是个天文数字一点都不为过。作为一个农民，朴实的父亲并没有考虑到随着时间推移、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加入，这个数字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当时的情况是，他不会想，也不敢想。

时间就像定点的班车，不会等任何人；生活却像一辆架子车，你不推它不会走。面对生活的压力，有人咬着牙坚强面对，有的人开始畏惧不前。庆幸的是，我的父亲选择了前者。

四

日子还得继续，就像开弓射出的箭，没有回头的任何可能。太阳每天照常升起，睁眼醒来，养家糊口就成为父亲必须面临的基本课题。

在我最初的记忆里，父亲是跟着村里的“烧砖头儿”（砖厂老板）到内蒙古烧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开始飞速发展，城市建设步入快车道，基础建材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这种活跃带给农村最大的影响就是催生出一批头脑灵活的“烧砖头儿”和一大批靠出卖苦力为生的烧砖工人。我见过烧砖工人的工作场景：所有工人全部露天作业，一部分人劈土运土（后来改用铲车），一部分人用模具制砖（后来改为制砖机流水线作业），一部分人拉着板车将砖坯运送到晾晒场地，一部分人负责装窑，技术工人负责点火，一部分人负责出窑。这里面最累的要数拉板车的工人。一块砖坯重量大约六七斤，板车工人需要拉着重约六七百斤板车来回飞奔，流水线上砖坯源源不断下线，像一条绳索捆绑着拉车人的神经，不能有丝毫停歇。于是，从事拉板车的工人几乎都是赤裸上身，头顶草帽，在烈日炎炎下负重奔跑，身上黑黝黝、亮晶晶，如同抹了油一般。这样的劳动强度一天要持续十几个小时，直到月朗星稀，猛吃两大碗油水不多的饭菜后倒头就睡。砖厂里面相对轻松的工种是开机器和点火，但是一个靠关系，一个靠技术，很可惜这两样我父亲都不占。

我无法体会父亲在这期间所受的苦累，年幼的我只是期盼冬天来临。冬天来了，砖厂停工，我的父亲也就回来了，还会带来一堆好吃的，甜美的感觉总会持续一段时间。

后来，因为身体原因，父亲没有在外出烧砖。除去农忙时节，父亲开始跟着别人打打零工，再后来做一些农副产品收购的小买卖，算是从第一产业转向了第三产业。收购物品种类因季节而异，夏天收槐米、柴胡，秋天收核桃，冬天收柿子等。虽然收购项目比较多，但由于受资金和眼界的限制，父亲的买卖做的实在太小，他还不能到大街上租个门市，扯上招牌，喝着茶水坐等顾客上门。他只能带上不多的本金，到盛产这些农副产品的村子走街串巷，吆喝着，零零碎碎的收购，直到本金花完或者车子载不动为止，然后风尘仆仆回到家，卖到大的收购站，赚取为数不多的差价。

父亲的家当很简单，一辆自行车，一杆秤，几个蛇皮袋而已。每天天不亮，父亲就骑上车子出发，赶几十里的路程，天亮就已经到了目的地，寒来暑往，皆是如此。我上初中时，读到一篇写父亲的文章，文中的父亲每天早起，一边扫院子，一边用温和的话语喊子女起床。我特别渴望有一天这一幕能在我家里上演，但一次也没有。寒冷的冬季清晨，上早自习的我起床，发现院子没人扫，枯黄的叶子落了一地。此时的父亲已经在几十里外的某个地方坐着，抽着烟歇着脚。连续几个小时迎着上坡路骑行，汗水早已湿透了他的棉衣。碰上好运气，一两个村子就能满载而归，但大多数时候，需要推着车子在十里八乡好几个村子来回转悠。饿了，吃两口自带的干粮，渴了，到当地村民家里讨碗水喝。如果哪天收成不错，他才会走进路边的小饭店，要上一晚热气腾腾的打卤面，算是对自己的奖励。

父亲自己也许都没有想到，这种劳苦奔波的营生一干就是三十年。这三十年里面，他的三个儿子先后完成学业，成家生子，日子过得比以前宽松很多，但父亲依旧不闲着，种地、打零工，不知劳苦，也从不言说劳苦。许是习惯成自然吧。就像一个陀螺，一旦旋转起来，很难让它短时间内停下来，惯性使然。当初为三个儿子挣六千块彩礼钱的奋斗目标，父亲或许已经忘记，他日复一日不停忙碌还是为了一个最朴素的目的——生计。

五

“严父慈母”在传统文化里被当做父母对待子女上的角色扮演标杆。然而在我的家庭里，全然不是这样。我的母亲在对待子女上是严厉的，这源于她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和稍显暴躁的性格。我的父亲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对于母亲比较温和，在特定环境下，有时也会表现出突然爆发式的责骂，不管是对子女，还是我的母亲。我在前文中说过，父亲自小家庭环境特殊，感情方面或许不太会表达，而且养成比较固执的性格。当他的意见得不到大家认同，或者大家的意见与他的意见相左时，我所说的特定环境就出现了。

父亲的固执，在农村也被叫做“犟脾气”。犟，多么形象的一个字，我父亲就是这样，脾气上来八头牛也拉不回来。就以种谷子为例，父亲“犟脾气”在很多细节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春天种谷子，我们老家用的是三条腿的播种耧。播种时我们弟兄三个在前面拉，父亲一个人后面在摇晃着手柄控制着种子的数量和耧腿的入土深度。父亲永远把耧腿压得很深，这让拉耧的人相当吃力。我们只要提一些建议，父亲的脸就板下来，再提，就只剩下责骂了。这不是最重要的，种过谷子的人都知道，等谷苗长到一手掌高度的时候，是需要间苗的，武安人也叫“薅小苗”。实际上播种时的种子疏密程度决定了后期“薅小苗”的劳动强度，在确保种苗数量够用的情况下，播种越稀少，“薅小苗”就越轻松。父亲每次都怕苗不够，种地的时候都把播种耧上的子眼调的很大，摇晃的力度也很大，如人所愿，最后我家地里的谷子苗浓密的胜过人的头发。结果可想而知，和别人家同样大的地块、同样多的人力，我家“薅小苗”的时间总比别人家多出半天。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父亲在看到“严重后果”后，依旧不以为然，来年还是一样的力度，还是一样的结果，我们只能在父亲的责骂中继续苦笑。

很多时候我在想，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父亲性格中的固执，家庭？学识？还是农村大地上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我不得而知。这种固执是否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我同样看不透，但至少对他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父亲是有一把手艺的，从祖父那里传下来的做笼做箩的手艺，父亲认为不足以养家而半途荒废，但坚持下来的人后来都靠此发家致富。父亲做上收购农副产品的小买卖后，几十年如一日，终究没有做大做强，我想跟他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

六

在动手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努力回忆跟父亲相处三十多年来的记忆碎片，试图还原生活中那个完整的父亲，但总是徒劳无获。父亲对子女的爱，就像阳光，每天都均匀的撒向大地，很难说出哪里更温暖。我只能海中捡贝，聊叙几件感触较深的事。

十四岁那年腊月，临近过年，羡慕别人穿皮鞋，回家跟母亲说，母亲坚决不同意，父亲沉默着走出家门，我在委屈中睡去。睡梦中被父亲叫醒，将一双崭新的棕色皮鞋放在炕头，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双皮鞋。我结婚那年，花三百块给父亲买了一双皮鞋，父亲嫌贵，只有过年才舍得穿，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双皮鞋。

十六岁那年夏天，参加朋友生日聚会，不知深浅，连喝三瓶啤酒后醉的不省人事，父亲以自己一米七的矮小身材，背着近一米八的我，一步步走回家，没有说任何责怪的话。

    二十岁高中毕业，暑假和父亲一起去河滩搬石头打零工，休息时，原先背着父亲偷偷学会抽烟的我，接过父亲递过来的第一支香烟，惊讶中知道父亲已默认了我的成年。

三十二岁时，我在县城买房，父亲说尽最大能力只能凑一万块钱，行不行。父亲的言语中带着商量的语气，我真真的感觉到，父亲真的老了，这让我更难过。

现在，周末有时间我会带着孩子回家，看看父母。返程的时候，父亲总是送到路口，问我女儿什么时候再回家。车一开，我在反光镜里看着父亲已不再挺拔的身躯越变越小，赶紧逃也似的加速离开。

父亲一辈子磕磕绊绊、摸爬滚打的走过来真的不容易，虽说谈不上轰轰烈烈，但我觉得，养育四个子女就是他最大的成功，这一点足以让我以他为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农村人，都羞于跟亲人表达自己的爱，我也一样。所以，在文章的末尾，对于自己的父亲，千言万语只能浓缩成四个字——父爱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