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我和夫人从京城来到了永年城，住在了城内的广府镇招待所。
第二天早晨，院子中央那棵大树上的麻雀把我们轻轻唤醒，刚刚洗漱完毕，外甥贾建双就来了，我们一起在招待所吃了早餐，他就带着我们来到了东门瓮城，停放好汽车，我们一起沿着跑马道登上了永年城城墙。
我喜欢永年城，几十年来，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了，由于双腿有残疾，还从没有登上过城墙。当我站在了永年城城墙上，心情就像那城墙上的角旗，欢快地舞动着。站在城墙上眺望，古城内那错落有致的古建筑屋顶和纵横交错的街巷，远处城墙上的城门楼和角楼，护城河那清凌凌的水和水中游动的鱼儿，横跨护城河的仿古拱桥和远处的芦苇荡，护城河东岸大型恐龙彩灯艺术展和仿古建筑店铺尽收眼底。肆虐多日的雾霾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天空一片晴朗。温暖的阳光下，蓝蓝的天空间，朵朵白云如同身穿白纱裙的美少女，不断变幻着动人的柔美身姿。
贾建双在城门楼那里租了一辆装扮得古色古香的旅游观光电瓶车，带着我们在城墙上环绕了一周。当电瓶车路过西城墙，我想起了40年前，西城墙南侧外墙曾经垮塌了一大块，如今，这里已经修复好了。电瓶车很快就到了北城墙，我问他：“你们家的院子在哪个位置？”在他的指点下，我看到了坐落在府后街那熟悉的老屋屋顶、院落和高高的石榴树。以前，我的大表姐张锦鲜一家就住在永年城府后街，她有两儿两女，带着我们登上城墙的贾建双是她的小儿子。过去，我已经记不清楚来永年城多少次了，每次进城，都要到大表姐家串门儿，天晚了就住在她家。府后街旁边儿就是北城墙，不远处儿就是北门。
回到北京后，游览永年城的余兴还在心中激荡着。忽然想起十多年前父亲给我的那本儿《运河》杂志，那是通州区文联编辑的文学旬刊，我拿回家看完后就放到了书柜里。记得在杂志里有描写永年城的文章，我马上在书柜里找出来细看。这本儿杂志，是199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革命回忆录专辑。第一篇文章是“从太行山到北京——我的革命斗争生涯”，这是原通县县委书记张鼎中写的。他是山西省榆社县人，生于1919年，17岁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百团大战等大小战斗一百多次。在这篇回忆录中，他写了在永年县参加解放战争和在通县当县委书记时的经历。特别是“攻打永年未成，调处陷于僵局”这部分回忆，让我对解放战争时期的永年城有了新的了解。
永年城，也叫广府城，地处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南部，坐落在邯郸市东北45华里滏阳河畔的永年洼里。周边有大广、京珠、青兰、邢临四条高速公路和107国道、邯临公路等道路，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还是杨露禅杨式太极拳和武禹襄武式太极拳的发祥地。在永年城南门外右侧立着一块儿石碑，上面刻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年城。国务院于2005年5月25日公布。”
史料记载，永年城曾经是历代郡、府、州、县的驻地，春秋时称作曲梁，有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在此创建大夏国，于公元619年在永年城定都，他从战略防御考虑，对永年城进行了修整，使永年城具备了城池的规模。以前的永年城是个土城，元朝侍郎王伟做郡守以后，把土城周长增为九里十三步，城池是方形，高三丈五尺，宽两丈五尺，当时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建有阳和门、保和门、阳明门、贞元门四个城门。永年城现存的城墙全长4522米，高 12 米，宽 8 米，是明代时期重修的，城内面积1.5平方公里。永年城有四个瓮城和四个城门，每个城门上都建有城门楼，四个角儿建有角楼。城墙上还有二十六座铺舍，一千五百七十二处垛口。现如今，城内仍然保存着“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巷”历史街巷的风貌，还有东门、西门的两处儿瓮城。永年城城墙高大，四面环水，素有“金城汤池”之称。自古以来外可御敌，内可防洪，进可攻，退可守，易守难攻，这就成了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
我的姥娘住在永年城西南边儿的田堡村，和永年城相距8里多地，中间隔着滏阳河，沿路有谭庄、韩屯、南桥、下坡、南堤、南关等村落。我从小儿是在姥娘身边儿长大的，曾经在村西的田堡小学学习了两年，1966冬季回到北京继续上小学。参加工作和结婚生子后，我经常回永年县看望姥娘、舅舅、妗子和表哥表姐，在我的姥娘逝世二十年间，我仍然在长假期间从京城来到邯郸，到田堡、西张寨、西王庄、高庄和东大慈走亲访友。在北京街头巷尾，每当遇到卖永年大蒜的和卖五金标准件儿的永年人，我总感觉他们很亲切，都会和他们聊一聊。特别是每次回永年，我都要到永年城里走一走，看一看。
过去，永年城四周的人邮寄领取邮包、发电报和购物，都去永年城。1973年底，我中学毕业在家待业，就回到了姥娘家，住了多半年。记得1974年春，我去大表姐家串门儿，和她的四个孩子在永年城东大街路南的照相馆照过合影，当时的贾建双才1岁多。那家照相馆挨着邮局，附近还有新华书店、供销社、自行车商店、五金店、戏园子和杂品店。
永年城里有个造纸厂，每天早上八点钟上班，都要准时鸣汽笛，汽笛的声音很大，很响亮，传的很远，城外的人们家里没有表的，听到汽笛声，就知道是八点钟了。我的姥娘有个双铃马蹄表，经常是听到汽笛声就对对表。
过去，从四个城门进出永年城只有四条砂石路，在路的两侧有菜地，还有不少水塘和小水坑儿，里面有小鱼虾、鳝鱼、田螺和高高的芦苇。记得有一天，我去永年城里买书，到了城里，在东大街南侧的书店买了书后，就到路西的戏园子里，坐着长条儿凳子看了一场电影儿。看完电影儿，我沿着西大街的土路经过西门和瓮城出城后，往左一拐弯儿，沿着小路往田堡村的方向走，无意中看到西城墙南侧中部垮塌了一大块，有好几十米长，城砖支离破碎的，堆积在城墙脚下，在那些裸露的黄土和城墙下，生长着小榆树、野酸枣树和绿草。我站在那里看了半天，心里想着，好好的城墙，怎么就塌了？这时，有一个拉着排子车的老汉路过这里，来到了我的面前，只见他头上扎着已经变了颜色的白毛巾，鬓角儿的头发已经花白，黑红色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我马上迎上去问：“老大爷，跟您打听一下儿，您知道这城墙是怎么塌的吗。”“听说是八路打土匪炸的。”“那是哪一年，您还记得吗？”“这个俺可知不道。”回到田堡村后，我去问了大舅，他说：“那是解放前打仗炸的，那年，永年城里还饿死了不少人。”从此，这块垮塌的城墙就印在了我的心里，也成了心里的谜。
前些日子，我在网上搜索张鼎中，无意中看到了张鼎中创作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的《开国秘密战》这本儿书。马上从网上订购，第三天，这本儿厚重的书就被速递员送到了我的手里。读了这本儿书，我对永年城的过去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西城墙那段城墙的垮塌。
那是抗日战争后期，日寇于1945年8月中旬宣布投降后，驻守永年的日军刚从永年城里撤走，永年县的许铁英，又名许仲琪，绰号“铁磨头”，率残匪30多人从被我军解放的临洺关逃进永年城，与他的把兄弟、汉奸、永年城伪警备队副联队长王泽民一起投靠了国民党。“铁磨头”被国民党委任为河北省保安第二纵队少将司令，王泽民被委任为河北省保安第一纵队少将司令。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凭借着坚固的永年城城墙、护城河和周围的水洼地顽固地与我军对抗。十月份，“铁磨头”残匪又加固了城防，封住了东西两个城门，还在城东桥附近，将滏阳河堤掘开两处儿口子，向永年洼内灌水，淹没了大堤内的一溜堤、谭庄等19个村庄。同时还淹没了永年城四关通道，把永年城变成了永年洼内的一座孤岛。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曾在1945年和1946年组织了两次攻势，都没有攻克永年城。后来，根据晋冀鲁豫军区的部署，我军从1945年8月起至1947年10月初，对永年城的敌人进行了长期的围困，永年城成了华北平原最后一座被解放的城镇。在永年城的解放中，身份特殊的张鼎中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给国民党配备了大量的美式武器装备，还替蒋介石调兵遣将，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当时，国共代表正在商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中共代表团提出停止军事冲突是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前提条件。国民党也感到在内战前线惨遭失败，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部署兵力。于是，国共双方代表和马歇尔三方一起商谈停止内战的办法。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就停止国内军事冲突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7日，由美国代表马歇尔、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政府代表张群（后换成张治中）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在重庆宣告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任务是会商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等问题。为了避免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在“三人军事小组”的领导下，又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办公地点设在协和医院，人员住在北京饭店。在军调部中，三方的委员分别有：共产党委员叶剑英，参谋长罗瑞卿；国民党委员郑介民，参谋长蔡文治；美方委员罗伯逊，参谋长海斯。军调部下设三十八个执行小组，其任务是：分赴到各地执行停止内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为便于同国民党军协调工作，我军参加军调部工作和派驻各地的军调部执行小组成员，也都被授予了军衔儿，配备了国民党军服。军调部第三十一执行小组就是在邯郸成立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调处永年的武装冲突，中共首席代表是独四旅旅长赵海枫（后换成独四旅政治部副主任王予民），国民党首席代表是张朝正，美国代表奥尔森，后换成麦奇，张鼎中在小组里担任我方联络官。这个小组的我方成员住在南桥村，美、蒋成员住在永年城内。
“铁磨头”是永年县出了名儿的土匪、汉奸，他们盘踞永年城后，疯狂地抢夺城内老百姓的粮食，抢占老百姓的房屋，搜刮老百姓的财产，造成居民粮源枯竭，疾病流行，饿死了很多人。“铁磨头”残匪还把魔爪伸向城外，疯狂出城抢粮、抢菜、拉牲口，甚至在解放区内抢掠、投毒、爆破、纵火、暗杀，制造混乱局面，扰乱我军心民心，曾制造了闻名的“北沿村惨案”，破坏了国共双方签署的《停战协定》。晋冀鲁豫军区决定拔掉这个钉子，由第二纵队攻占永年城。此时，城内还住有美、蒋两方执行小组的人员，上级决定让张鼎中跟随突击队行动，一旦先头部队攻进城内，就由张鼎中负责保护执行小组人员的安全并设法将他们送出城。
攻城部队计划夜间从城西发起攻击，当天下午，因我方人员打冷枪，不慎将已经在西城墙南侧放好的炸药打响，把西城墙外墙炸塌了一大块。突击队就将计就计，立即实施登城，“铁磨头”残匪占据着有利地形，以火力疯狂阻击，我军攻城部队两次冲锋未能成功，伤亡不小，只好暂停攻击。
面对这种情况，执行小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将永年城内的美、蒋两方工作人员和军调小组的物资、电台等全部接出城外，移往邯郸。考虑到永年城在我军的围困中，敌我双方的防区都有枪炮相对，剑拔弩张。“铁磨头”毕竟是凶残的土匪，毫无人性。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为了执行小组开展工作和安全起见，执行小组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张鼎中。这天，张鼎中不顾个人安危，头戴大沿帽，身着咔叽军服，佩戴少校军衔儿肩章，和美、蒋代表一起，乘小船儿来到了城南门外的岸边儿，他们下船上岸后，从南门外往城里走，“铁磨头”残匪如临大敌，三步一岗，两步一哨，排成两行，从南门一直排到执行小组门口儿，张鼎中镇定自若地从夹道中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把美、蒋执行小组的人员及物资全部接了出来，护送到邯郸。
1946年7月以后，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马歇尔宣布调停失败，“三人军事小组”和军调部也随之解散，参加各地军调部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相继撤回，张鼎中也回到了部队。
从1947年9月17日起，国民党停止了对驻守永年城的“铁磨头”残匪的空投援助。在饥饿的威胁和我军的政治攻势下，许多土匪纷纷瓦解投降。10月初的一天夜里，不甘心坐以待毙的“铁磨头”凭借着先进武器优势，与王泽民率部从水浅的西门弃城而逃，途中大部被我军和地方武装消灭。走投无路的“铁磨头”带着130多个残匪向安阳逃窜，妄图投奔河南安阳的国民党军队，当逃窜到邯郸市成安县吕家庄村时，被我独立六团截击并彻底歼灭，“铁磨头”和王泽民等残匪被当场击毙。永年城于10月解放。
后来，张鼎中被调到华北军区，担任政治部保卫部三科科长兼管军法处工作。1952年参加了抗美援朝，两年后回国到华北工程指挥部政治部，后改为北京军区工程兵政治部，长期担任副主任、顾问等职。1970年2月，他被北京市委派到通县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担任了通县县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在他任职的四年间，团结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消除了派性，发动群众响应毛主席“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全县工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为了通县人民的幸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回部队以后和离休期间，曾多次来通县参加大的活动，看望干部和群众，了解工农业生产发展情况，与通县的干部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记得我上中学时期，曾经见过张鼎中。那是1972年底，通县卫生局恢复建制后，彭志担任了县卫生局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彭志也是老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家和我们家都住在回民胡同西口儿的大杂院儿里，我们两家住在第三排，各住有两间房，彭志家在外侧两间，我们都称呼他彭大爷。1973年初夏的一天，一位慈眉善目，个头儿不太高，身体有点儿胖，穿军装的中年男子来我们院儿找彭志，当时我和父亲正在门前的葡萄架下乘凉儿，父亲看到他后，马上站了起来，并称呼他张书记，然后去敲彭志家的门，彭志马上迎了出来，给张书记拿来了小板凳儿，摆上了小桌子，拿茶壶沏上了茉莉花儿茶。那位张书记起身走后，彭大爷告诉我：“这是县委书记张鼎中，山西老西儿，是个老红军，打过鬼子和蒋匪，参加过上甘岭战斗。”我和其他小伙伴儿一样，在那个年龄段，非常喜欢听革命故事，曾经在清真寺院子里，听过一位老红军给我们讲的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听过民族小学校长朱德才讲的八路军在小楼饭馆锄奸的故事，也读过老红军写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那时，我曾天真的想，如果能听到张鼎中讲故事，那该多好啊。没想到40多年以后，我读到了张鼎中写的革命回忆录和《开国秘密战》，几十年的愿望得以实现。
最近，从互联网获悉，张鼎中于2014年11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我多么想超越死亡的界限，再次见到张鼎中，聆听他继续讲述革命的故事。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张鼎中静悄悄地离别我们远去了，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怀念。
古老的永年有情，没有忘记这位老战士，已经把他的情怀珍重地收藏；悠久的通州有情，没有忘记这位老书记，已经把他的足迹精心地珍藏。
当我再次阅读《运河》和《开国秘密战》，眼前又浮现出在永年城的情景，浮现出那些勇士们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和人民的幸福冒着敌人的炮火勇敢前进的壮烈情景。
品读壮美的永年城，仿佛品读着一部慷慨激烈的革命画卷；从古城想到了那些为人民奋斗一生的逝者，令我的感情难以抑制地放纵奔腾。“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谨以我的一篇小文，表达我对古城的怀念，对逝者的缅怀和崇敬……
2014年1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