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著名诗人林声的交往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今天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就在昨天，一件件往事仿佛历历在目。
       记得我在八九年参加了首届“芒种”诗歌大赛。我的诗歌《鱼头和鱼尾的故事》在芒种诗歌报上发表，而我的那首诗和辽宁省副省长林声的诗偶然碰在了一起，在一版面上发表，而我当时是一家文学报的主编。
       我很想认识他，就写了一封信寄到了辽宁省人民政府。当时我也没有考虑他能不能回信，脑海里一个省长肯定是很忙的，哪有互不相识的就回信呢？但是过了不久，他就给我回了信，并且还给我寄来他的诗集《灯下情思》。从这以后，我们经常通信，我请他担任文学报的顾问，他欣然答应，并且在信中说：“我一定要为你的报纸摇旗呐喊！”这句话，我始终没有忘记。多么伟大的诗人啊，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竟然为了一个小报去摇旗呐喊，这种精神使我感慨万分。
        九二年我去了北京，在一家杂志社担任编辑。在每年的“两会”期间，他总要来北京开会，他当时住在京丰宾馆。一到宾馆就给我打电话（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京丰宾馆访林声》刊登在上海一家文学报上），我马上“打的”赶往京丰宾馆。由于当时开“两会”，一般的记者还不能随便进入采访。我只能给林声打电话，他亲自到大门口接我。上了楼后我来到他的房间，他拿出家乡的特产招待我，还亲自为我削了一个苹果，一定要吃完。这是我一生中吃到最甜的苹果，至今仍没有忘记。我望着他慈祥的笑脸，突然想到了父亲这两个字，他还拿出两本书题了字送给我，我看了一下，一本是与李铁映写的，一本是与宋健写的，我肃然起敬，感觉这两本书似有千钧之力沉甸甸的。
       第二次，他来北京开会，是坐了他自己的专车，一路开到北京来。但在玉渊潭大门口被门卫挡在了门外，因为有规定：外省市车辆一律不准进入院内。他只能给我打电话，后我骑上自行车直奔南大门，他的司机说：“我们一开始走东大门不给进，后来又来到南大门，也不准进。”司机又说：“我跟门卫解释，他是省长。门卫说，省长也不行。”在北京这个地方，天子脚下，皇城根下，他就是不买你的帐。听说有个市长在长安街吐了一口痰，环卫上前要罚款，随从说：“他是市长，就原谅一次吧。”环卫说：“市长更不行，要加倍。”所以在北京和地方上就大不一样了，当时只能认输。我和门卫解释：“他是我们杂志社的顾问，你就让他车进来吧。”门卫这才放行，这样车就开进来了。我把自行车放在后面，也坐进了专车，林声望着偌大的园子，景色错落有致，不禁赞叹：“这地方真美丽，北京城里竟有这样的好地方。”当时我们的编辑部就在小钓鱼台，和钓鱼台国宾馆一湖之隔，我们在望海楼宾馆小叙，并且一起拍照留影。我向总编建议，是否可以让林声担任我们的一般顾问，因为高级顾问均为人大副委员长和政治局领导。因为我们杂志是中国社科院主办的，层次很高，林声非常高兴，总编也表示同意聘请。这样我们就把手续办完了。中午快临近了，总编请林声吃午饭，他却执意告辞，因为中午他有客人在宾馆等他，而且是北京的客人，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挽留。
       这也是我最后见到林声，他在走出宾馆时，对我说：“以后可以到沈阳玩，我随时欢迎你。”但我因为工作较忙，脱不开身，一直没去。他的秘书也给我打电话，并且有一次请我去大连，我都没去，以后我回上海，就再也没有见过林声。他曾经对我说：“他最好的朋友是韩美林。”当时我也不知道，韩美林是谁。现在才知道，韩美林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大师。奥运会中国福娃的设计者。
到了上海以后，每年春节我们都还互寄贺卡，他寄来的贺卡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精美绝伦，而且也有书信往来，但他现在已年迈高龄，行动不便，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搅他。只是心里默默惦记着这样一位老诗人和我的友谊。
       林声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高级干部，他的人品，诗品都是我崇尚的。我心里想什么时候打个电话，但是一直没有拿起电话的勇气。只是觉得这么多年，我没有作出什么成绩可以向他汇报。我只有默默地祝愿他，永葆青春，诗风不老，写这篇小文，以示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