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好几个月没有回老家看母亲了。不是不想，是自己很容易被一些冠冕堂皇、一本正经的理由说服，比如工作忙，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挤不出时间。每次安慰自己时，给出的理由也是那样的心安理得，自己的母亲会理解的，下次吧，下次一定抽出时间回家好好陪陪母亲。而这个下次，依旧是个遥遥无期的未知。
那天跟老家的一个朋友通电话，因为是邻居，末了向他打听一下我母亲的近况。朋友说，你母亲每天在家帮你二哥看孩子，一切都好。最后他问我，你有没有发现你母亲反应有些迟钝？放下电话，内心里的波动很长时间才平复下去。母亲反应有些迟钝，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何尝没有发现，只是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是的，母亲老了。一个我不愿却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六十四年岁月流逝的划痕，刻深了她的皱纹，松弛了她的皮肤，变白了她的头发，给了她逐渐衰老容颜的同时，也逐渐带走了她年富力强、坚不可摧的身体。
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年少时，看见五十岁以上的人，直接就将他们归于老年人的范畴。但自己的父母，到了这个年纪，却认为他们依然年轻。我常想，是什么让我们不愿接受父母变老的事实呢？这里面当然有血浓于水的亲情，作为至亲，我们爱他们，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孩子，在母亲面前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内心里永远有着软弱，求呵护的本能。正是这种本能，使我们希望父母永远年轻、健康，永远作为我们最坚强有力的依赖。然而，岁月无情，我们在长大，父母在变老，这种可依赖的时间越来越少，于是父母变老的过程，就掺杂进去我们越来越多的伤感。
母亲一生养育了我们三男一女四个子女，并且全部供完学业，其中我的两个兄长念的师范，我本科毕业，妹妹上到医学硕士研究生。这在我们村传为佳话的同时，周围乡邻也都无限感慨我父母抚养子女的艰辛。不得不说，这其中我母亲居功至伟。在父亲外出谋生的日子里，是母亲一个人用她的勤劳和倔强扛起整个家，从柴米油盐，到衣食住行，事无巨细，样样操心。即便是在家庭最贫困的时候，母亲依然努力的从土地里捯饬着，从牙缝上节省着，东借西凑，维持一个家庭的正常经营。
人的生命就像是一条长河，我从一出生就汇入母亲宽广的河流里。作为她最小的儿子，我是她部分生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却未必能够体会到她内心全部的坚韧和苦闷。在我为人父之后，我常常能从我女儿的身上看到我年少时的影子，在感觉到养儿不易的同时，也让我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尝试去理解母亲。但任何一个母亲，都是一本超级厚重的书，即便我多么劳神费力，我能读懂的，也只是其中的某段某章。
二
母亲是勤劳的。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或许勤劳是摆脱贫穷的唯一途径。在我的记忆里，最早的片段就和母亲劳动有关。那个时候，我大概有三四岁，家乡还没有通自来水。母亲每天早晨都要到村南的旱池挑水，我就像一个跟屁虫跟在母亲身后。挑水的过程中，有两样东西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南池边上的避水神兽——石狮子，母亲下池挑水时，那个石狮子就是我最好的玩伴。另一个就是母亲身后两根粗壮的麻花辫。挑水回来的路上，伴随着竹担颤动的吱吱声，母亲那两根麻花辫有规律的摆动，是我跟随路途中短暂的乐趣之一。但我对母亲麻花辫印象深刻，绝不仅限于此，多少次，不论是下地干活，还是走亲访友，我在母亲背上，都是枕着它酣然入梦。现在很多小孩儿，睡觉前都要抱着一个自己珍爱的东西才能入睡，我想母亲的麻花辫大概就是我幼年时代一个恋恋不舍的依赖。后来，母亲剪了辫子，卖了钱补贴家用，母亲和我都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适应。母亲可能不知道，那一剪刀剪下去，也把我儿时一段美好记忆画上了句号。
挑水回来，母亲就要忙地里的农活了。幼小的我，就由母亲背着，一块下地，很多次都甜蜜的睡在田间地头。再大一些，我上了育红班，不能跟随母亲一起下地干活，我开始对农活充满无限憎恨，因为它占用了母亲绝大部分时间，使得母亲照顾我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放学回家，只要家里没人，我就知道母亲下地干活了，无所依靠的我就坐在门口的石墩上等母亲。从夕阳西下，彩霞满天，到夜幕降临，星光闪闪，门前的大路上，开始出现一拨又一拨农忙回来的人，但他们从我家门前匆匆而过，将我的希望一次又一次摔碎。母亲总是最晚回家的那一批人，我很少能等到母亲疲惫的身影，大多时候，我已经斜靠着大门睡着了。
这种勤劳，也仅仅只够一家人吃饭糊口，偶尔有多余的粮食也会在我们兄弟几个急着交学费的时候，卖到粮站，换成为数不多的几张钞票。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似乎不放过任何一个赚钱补贴家用的机会。我5岁那年，家里买了一台面条机，轧一斤面条收2分钱的加工费，母亲一天能挣一到两块钱，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但对于我，除了感觉机器一天到晚不停的轰鸣，就是母亲禁止我靠近机器时严厉的斥责。还有，就是母亲会给我一毛钱，到南街麻糖铺子买一个麻糖，香甜的感觉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睡觉。再往后，市里每年春天搞植树造林，大队上向村民承包鱼鳞坑，刨成一个一米见方的土坑，给一块钱，母亲是所有参加劳动的妇女里，刨的数量最多的那一个，但即便使尽浑身力气，一天也不过十几块钱。我想母亲一辈子，单日收入最多的一回，大概就数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庙会上卖胡辣汤了，三毛钱一碗汤，靠着物美价廉、薄利多销，母亲和邻居婶子一天卖了300多碗。
三
典型的中国式农民，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相信土地里有金子，永远围绕着土地做文章。母亲也是如此。对自己地里的庄稼上心尽力，绝对不允许被别人比下去。除此之外，还喜欢“拾地”。我们家七大姑八大姨不想种的地，母亲统统“拾”回来。而且给出的理由永远那么义正言辞、不容争辩：咱们家人口多，饭量大，费粮食，需要更多的土地；咱们家男丁多，劳力壮，多种几亩地不是问题。老家贺进是山区，土地多是山地，耕作几乎用不上任何现代化机械，全靠人力去驾驭一些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农器具。这不是最让人头疼的。村里的耕地有水浇地和旱地、上等地和下等地之分，为了体现公平，这些地会按人口平均分给每家每户，于是每户分到的土地分散且零碎，通常是河道边水浇地有几分，山脚下、山坡上的旱地有几分。以我家为例，自己的责任田加上母亲“拾”来的土地一共四五亩地，被分散到“天南海北”八九处地方。于是，在播种或收获的季节，一家人扛着工具，推着车子，像游击队一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天里要转战多个“战场”。农忙，农忙，别人在农忙，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农忙的路上。我们曾多次向母亲抱怨，要求母亲把“拾”来的土地放弃掉，但母亲作为家庭里最有权威的人，笑纳了我们的抱怨，主意依然是那么坚定。
农忙结束，收完自己地里的庄稼，母亲也不闲着，她还有更大的“乐趣”在后头。那就是到打谷场或者别人收过的地里，去“遛粮食”。北方两年三种，夏收小麦，秋收玉米。这两次收获的间隔时间，就是母亲另一种“农忙”的季节，夏天去“簸麦子”，冬天去“遛玉米”。我曾跟着母亲去过八里之外的沙洺村“簸麦子”。麦收之后，打谷场上会堆起一座座像小山一样的麦秸堆。母亲去“簸麦子”时，只拿一个簸箕，一个装麦子的蛇皮袋。“簸麦子”过程很简单，从麦秸堆底部掏出一个洞，拽出些麦糠，放在簸箕上，人端着簸箕上下抖动，借助风力，将质量轻的麦糠吹走，簸箕底部就留下薄薄一层、屈指可数的麦粒和小碎石头。捡去石头，剩下的麦子就可以装进蛇皮袋子。过程虽然简单，但是需要人不停的弯腰、直立、簸动，这种重复、机械的活动，对人的耐力和体力有很强的要求。即便付出如此强体力的劳动，战果也并没有想象中丰硕，一个下午仅仅能够收获一二十斤麦子。然后，母亲背着口袋，带着喜悦和疲惫，步行八里地回家。很多次，我们都心疼母亲，劝她不要去了，但母亲性格中的倔强，使得她对此项工作依旧乐此不疲。有一年夏天，母亲遛的麦子居然超过家里地里的产量，那一年的白面馒头因此吃起来有了不一样的香甜。
四
生活给了母亲无比的艰辛，但母亲除了还以坚强，还有不可多得的乐观。母亲性格开朗，在困难面前极少表现出愁眉苦脸，恰恰相反，母亲大多数时间总是哼着小调，农忙时哼，家务时哼，有人时哼，没人时也哼。这种开朗，往大里说，是母亲拥有一颗大心脏，胸怀广阔，能够笑看人生；往小处说，有的时候好像更容易被别人理解成没心没肺。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农村妇女，母亲未必刻意去做出一副强者的面孔，更多的时候，就是性格使然。一个家庭有一个乐观的母亲，是一种幸福，她用她的乐观传染着家庭里的每一名成员，积极面对苦难，也把这种乐观潜移默化植入到每一个子女的心里，影响着他们一辈子的做人做事。
母亲年轻时因为家庭原因，初中肄业，学历并不高，但她在文艺方面表现出很高的天赋。就拿她哼的小调来说，音调和节奏感都不错，在我看来，至少能够达到业余爱好者的水平，这对于一个不识简谱的人来说，实在难能可贵。小时候，听母亲哼得多了，我也学会很多歌曲，虽然都是些不符合我个人年龄特点的革命歌曲，但对于我把音乐作为一项爱好保留至今，影响深远。我小学三年级学习吹笛子，高中自学弹吉他，大学练习葫芦丝，除了继承了母亲的乐感，也和母亲对我自小的默许或鼓励有关。
但母亲深受周边邻里喜爱的最大原因，源于她脑子里层出不穷的民间故事。农村人到饭口，喜欢端着碗到街边，或蹲或站，一群人围成一圈，就着各种花边新闻、小道消息、幽默段子才能下饭。母亲的身边永远围着一群孩子，叫嚷着“大娘”、“婶子”，央求母亲开讲故事，而且故事常讲常新。母亲的故事并不是原创，大都是从上一辈那里口口相传所得，有神仙鬼怪，有历史传说，也有关于贺进以及周边十里八乡的民间故事。印象里最深刻的关于“桃源沟二大爷”的系列故事，我听到的最早、最好的版本，都是来源于母亲。母亲讲故事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她讲的时候往往有二次艺术加工。很简单的故事，从她的口中讲出，也会变得有声有色。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她超强的记忆力和高人一等的口才。姥姥和小姨在世的时候，都说母亲没能够继续学业是个遗憾，否则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但生活没有那么多也许，它时时刻刻真实的存在着，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才成就了现在的母亲。
五
如天底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我的母亲既伟大也平凡，这使得她具备农村妇女的所有特点。面对生活的压力，母亲除了乐观，也有抱怨。这种抱怨体现在对父亲喋喋不休的唠叨和对子女教育上的粗暴。现在想来，当时母亲整日里被生活压榨的有些喘不过气，又不得不与几个未成年子女摆脱幼稚的成长经历正面遭遇时，这种矛盾很容易激发出她暴躁的性格。我的印象里，幼年时代，母亲在教育孩子方面，极少有和颜悦色说话的时候，常常没说两句，就火冒三丈，再往下就要动手了。因此，我们兄弟姊妹四个都挨过母亲打，而且不止一次。
我鼻子下面人中部位有一道显眼的疤痕，就和母亲有关。八岁那年，有一次迟到了，出于对老师的恐惧，我不敢去学校。我本来是想让母亲送我去上学的，但又没有向母亲说清楚自己的意愿，磨磨蹭蹭一直没有出门。母亲生气了，脱下布鞋，就朝我的脸上砸过来。布鞋上有个固定鞋带的铁扣，像一把锋利的小刀，正好划在我的鼻子下面，留下了疤痕，也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很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母亲仍然不无心疼的说，你真是个傻孩子，鞋子扔过去，你咋就不知道躲一下啊。母亲不知道，我的性格里有着和她一样的倔强。这种倔强，体现在两方面：母亲生气打我，但我未必真服气，此为其一；其二，我能理解母亲的不易，认为母亲打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面对挨打，我从来是不逃不躲。
母亲有点粗暴的教育，反而给了我们坚强的性格。这种坚强，使得我们兄妹几个都能够在学习、生活上自强自立。至少在学习上，极少有让母亲分心伤神的时候。后来，很多人问起母亲教育子女的方法。母亲说，我没有方法，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管他们，都是自己成才的。这倒是大实话。事实上，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最好的教育。
六
年轻时过多操劳，透支了母亲身体太多的健康。母亲45岁时，腰椎间盘突出；53岁，犯过一次心脏病； 60岁，开始出现轻微脑梗塞，十几年来，母亲每天都要吃不同类型的药片。但即便如此，母亲依然坚持带大四个孙子、孙女。
年前，母亲又开始头晕了。我和二哥带着母亲到邯郸中心医院去检查身体。过马路的时候，我拉着母亲的手，母亲像个孩子一样，顺从的跟在我的身后。母亲的手，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有力，透过松弛的皮肤，我能直接触碰到她的指骨。母亲的步伐也没有以前快了，我得时不时的放慢脚步，才能跟她的步伐保持一致。看医生的时候，我就站在母亲的身后。母亲身高一米六五，我一米八二，我能清晰的看到她的头发从发根已经变白。那一刻，我有些心酸。我从头到脚重新打量了一下母亲，忽然感觉有些陌生。这还是那个编着麻花辫背着我健步如飞的母亲吗？还是那个干起活来浑身是劲不知疲倦的母亲吗？还是那个脾气暴躁，伸手就打人的母亲吗？还是那个半夜起来为我做打卤面，六点送我去武安上学的母亲吗？母亲还是母亲，只不过她少了三十多年的青春，给了我三十多年丰富多彩的人生。
一开始我想，作一个孝顺的孩子，我得挣很多的钱，让父母过上很好的生活。参加工作后，我所有的时间包括假期都在工作，所以与父母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回家见到父母，总会买点东西，给他们留点钱，叫他们不要舍不得花钱，照顾好自己，不要去干太累人的活。然后又拉着地里的特产和父母的叮咛匆匆上车。车一发动，母亲总会在身后再说一句，星期天没事，再领上孩子回来啊。
那天我看了一个关于父母的演讲《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里面说，赡养父母，绝对不是把钱给父母让他们去独自面对生活，而是我们参与他们的生活，陪伴他们享受生活，这才是最好的孝顺。我一下子想起每次离家时，母亲要我带上孩子常回家看看的叮嘱。粗心的我，竟从没有认真读懂它。小时候，我们依赖母亲，母亲老了，子女们已然成为他们的依赖了。
不说了，这个周末，领上孩子回家陪母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