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年代，有的人身经百战参加过数不清的战役，可以说在枪林里生弹雨中长，却始终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而有的人其身上仅发生过一两件传奇故事，却被后人永远铭记，从而成为传奇人物。陶冶就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

陶冶生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赵县东杨村人。原名叫安庆海，1938年参加抗战后化名陶冶。次年春，赵县抗日政府成立，陶冶任第八区政府区长，在赵县、宁晋边界一带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30岁的陶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他单薄的身材，白净脸儿，腰束一条牛皮带，头戴一顶灰军帽，看上去文质彬彬，浑身透着机灵。这年秋天，县里派他动员曹拔萃参加抗日，曹拔萃和他是同村人，乃一方大户。其人当时虽对共产党存有疑虑，但一经亮明抗日主张和政策便慨然允诺：“我见见你们县长吧。”当晚，经过与县长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曹拔萃表示“愿献出一切参加抗日”。当即将家藏的大枪七支、手枪三支献给抗日政府，还把在深县伪警备队任大队长的儿子拉回抗日阵营。

抗战初期，环境异常残酷，陶冶和抗日政府的战友们白天隐蔽，晚上披星戴月地走东庄、串西村，访贫问苦，组织军民破公路、锯线杆，除奸除匪。他们吃得的高梁、谷子、柿籽面，穿得是紫花祆裤。尽管条件艰苦，陶冶依然十分乐观，他还把当时的生活编成顺口溜：“虱子不上身，抗战没决心。八路军三件宝，钢笔、虱子、破大祆。”

陶冶一生最让他得意的事便是参与了那次宁晋大越狱。

那是1943年的7月，已经入了伏天，温度飙升，加之久旱不雨，田里的高粱和玉米多半枯焦。

住在赵县新和村岗楼上的皇协军，害怕八路军攻打岗楼，中队长高胜福强迫附近村数百名民工，在本来就很深的护楼沟里，继续往深处挖。伏天骄阳似火，没有水喝，挖沟民工一个个嗓子里冒烟，喘不过气来，被折腾得死去活来。

这天一早，赵元宁县委书记刘济舟唤来六区助理员陶冶，陶冶听到刘书记喊他，一溜小跑进了屋。刘书记拍拍他的肩膀：“陶助理，我交给你十三名战士，去教育一下新和村的岗楼，必须把那些劳工解救回来，任务完成后，晚上赶到南轮城村集合。”陶冶清楚记得这天是7月20日。接到命令后，陶冶迅速集合战士们行动，利用青纱帐做掩护悄悄地进入岗楼附近的一块玉米地里。这块地紧邻一条土路，是通往岗楼的必经之路。日头快升到正头顶的时候，有一伪军从远处哼着小调走来，看样子要回岗楼。当他走近时，陶冶一挥手，几个战士如出山猛虎，冲到路上，七手八脚把伪军拖进玉米地里。那伪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脸都吓白了。看着惊魂未定的伪军，陶冶示意战士们松开他，说道：“我们是八路军，不过这次不会要你的脑袋，就是想让你带个信儿给高胜福，让他马上把做苦力的乡亲们放了，不然没有他的好果子吃。”伪军一听自己还能活命，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头点得像鸡啄米：“谢谢长官，谢谢长官，信儿我一定捎到。还有什么吩咐只管说。”原来，这个伪军是县城王家胡同人，给高胜福当警卫员。陶冶把写好的信交给他后，就让他回去了。工夫不大，数百名民工被悉数放回。看着路上返家的民工，战士们无言地交流着内心的喜悦。当夜，陶冶与刘济舟书记在黄市村住了下来。

第二天午饭过后，赵元宁县长季文召集县、区干部到村西一个四合院开会。参会人员尚未到齐，房东大娘慌慌张张地跑来说：“日本鬼子来了！”陶冶跟着县长季文、六区区长王锷往外冲，冲出院外，就看见东面房上已被敌人占了，陶冶立即退回屋内，对正要往外冲的助理员曹宗正说：“敌人上了房，冲不出去了。”俩人先把文件隐藏在东边的炕洞里，这时，曹宗正拿着一个手榴弹，惊慌失措地说：“这藏在什么地方？”“你给了我吧！”陶冶接过手榴弹，藏在一个立柜的后面。此刻，外面枪声早响成一片。

一小时后枪声停了下来，敌人搜捕开始了。先从床底下把曹宗正捕走，陶冶已经把手榴弹盖打开，手拉弹弦，心想，敌人来抓我时就拼个鱼死网破，炸死一个够本，炸死俩赚一个……，正想时，外面几个皇协军乱哄哄地喊叫：“屋里还藏着八路，出来吧！缴枪不杀！”边喊边进屋，并向他藏身的立柜走来。

     陶冶猛地拉了弦，真没想到，手榴弹只嗤嗤冒了下烟却未炸。这下可把进屋的几个伪军吓破了胆，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并大喊：“屋里有八路，还有武器哩！”喊声引来东屋、西屋、北屋房上敌人的注意，一齐向南屋开枪、投掷手榴弹，并边打边喊：“出来吧！缴枪不杀！”屋内的床都打烂了，就这样陶冶从南屋走出，皇协军端着带刺刀的枪，把陶冶团团围住齐喊：“缴枪！缴枪！缴枪不杀！”为自己壮胆，随后，把陶冶和被捕的刘济舟等人关在一起。黄市村遇袭，赵元宁县长季文、六区区长王锷等战死，县大队一个班除个别被俘外，全部牺性。当天，陶冶和被捕的战友们被押进赵县城内日军红部，红部是关押抗日军民的牢房，里面有各种酷刑，进去不死也得扒层皮。

8月26日上午，日军把陶冶等关押在红部里的五个人押到宪兵队牢房，与刘济舟等六人合在一起，两个人一排排好队，用霸王铐将一人的左手腕与另一个人的右手腕铐在一起，押到汽车站，乘汽车押往宁晋县日军红部牢房。牢房在宁晋文庙的旧址上，是一个小南屋，没有窗户，一个单扇木板门安在靠东的南墙上。门上有一个方形小孔，既是牢房唯一的通风处，又可以内外窥视，屋内有木板架起来的土炕，炕外的屋里地非常窄小，他们十几个人整天被锁在这个小屋里，坐卧都在木板炕上。一天两顿饭，每顿一小碗稀粥，两个小饼子，维持生命，只是饿不死而已。

狱友们苦难的日子里又遇上一场连绵的秋雨。老土房经不起连阴雨，房顶漏得像筛子，他们一个个被淋的落汤鸡似的。天明，雨下得稍慢一些，但屋子不能住了。大家拖泥带水地被日本鬼子弄到宁晋县监狱。狱卒虽然是中国人，但他们坏透了。夜晚睡觉这伙坏蛋就用铁环套住他们的脖子，并使大铁链串起来。一根大梁就是枕头，排在中间的还能枕上，排在两头的枕不上大梁，就被铁链系着，整整一夜挨不着地，这样滋味真不好受。早晨，这群坏小子抽铁链时，故意猛抽，抽得铁链哗哗响，勒得脖子生疼，大家越是喊抽慢点，坏小子们反而洋洋得意抽得更猛。

敌人为威逼他们投降，大屠杀开始了。第一批叫出的有曹宗正等三人。接着第二批，第三批……牢房里，由原来的二十四人，只剩下十三人了。面对敌人一批批的屠杀，宁南狱友郭丑子提出挖窟逃跑的想法，大家都表示与其等死不如冒险，挖窟越狱也就定了下来。

    一天，侯松波和刘希明放风时，从厕所墙上拔下一个钉子和一个半截柳叶锯子，试着划了一下牢房的砖墙缝，墙缝的石灰慢慢掉了下来。弄到这些简单工具后，挖窟越狱就干起来了。后半夜，敌人巡查较松，大家轮流放哨挖墙。黎明再把挖下的砖一块一块照原样垒上去，白天就用脊梁背靠住，不让敌人看出破绽。

这天晚上后半夜，大家挖通第二堵墙，考虑到天快亮了不便行动，就又把窟窿按原样砌好，等明晚再行动。狱外的同志为他们摸清了房东情况，并把消息带给了他们。房东住着一对老两口儿，另有儿媳妇带着—个十多岁的女儿和一个吃奶的小孩儿，这对越狱时如何对付他们，提供了方便条件。

农历九月初十，要越狱了。这晚，轮到陶冶值班站岗，他的心早飞出了铁窗。躺在炕上的人们也兴奋得睡不着。当晚，明月高悬，前半夜鬼子不停地进进出出，大伙看得非常清楚。夜深人静后，只有一个鬼子在房上巡逻，等他的脚步声远去后，大伙分了几个小组，一个个从窟窿里向外爬去。爬出去三四个人时，老头儿被惊醒了。他划着一根火柴，刚想喊，郭丑子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将老头儿的脑袋按住，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刚从屋里找到的菜刀：“不许喊，我们是宪兵队的，看从你家跑了八路没有？”其他人分别控制住屋里的女人和孩子。大家七手八脚把他们一家捆起来，嘴里塞上棉花，用被子盖住。大伙就想，委屈他们一下也好，鬼子来了不连累他们。

     全体人员都钻出来以后，各自找了一把武器，有菜刀、铁锨、木棒、火铲、擀面杖等。由熟悉地形的人带路，过牌坊，穿胡同，悄没声息地来到西城墙下，顺着马道走上城墙。城墙上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原来，前半夜有鬼子和伪军查岗，城墙上自卫团不敢睡觉。后半夜没人查岗，他们就回小屋睡大觉。为防止大家过城墙被他们发觉后叫喊，就先叫出来两个自卫团员，两棒子打得他们懵头转向，低声告诉他们：“我们是八路军，已摸了宁晋城了，城里八路已经住满，你们两个先回小屋蹲着，明天再给你们算帐”。吓得二人屁滚尿流地缩进小屋。屋内另外三个，也吓得大气不敢出。

把自卫团唬住后，大家把衣服接住拧成绳子，开始从墙头上往下滑，城墙有三四丈高，墙外还有一丈多深的护城沟。从城墙上往下滑，滑到沟里后，你推我拉，一齐越了过去。大家互道珍重，各奔东西。陶冶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天亮时分，回到老家赵元宁的东杨村。

八路军成功越狱，震惊了石德路以南的敌人。越狱当天，石家庄的日本鬼子派出满载武装的两辆坦克，赶到宁晋。自认为八路军越狱而未跑出城，还在城内掩藏着呢。鬼子把宁晋城门紧闭三天，又是戒严，又是搜捕。那还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后来，这段故事被徐光耀稍加润色写进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中。

抗日战争结束后，陶冶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当了十余年的县文物保管所所长。1966年秋，赵县中学的“红卫兵造反团”，打着破四旧的旗号，要捣毁赵州桥。陶冶所长挺身挡在桥头，问红卫兵：“你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是不是啊？”

红卫兵不知是计，齐声呼喊：“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说得好，赵州大石桥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算不算“四旧”，能不能破，我还不清楚，我向上级请示一下，让上级问问毛主席。如果毛主席说赵州桥是“四旧”，咱们一起将它砸烂，好不好？”

“好，就这么办！”一群天真烂漫的学生，打着红旗，唱着语录歌走了。老陶护桥的故事整个大石桥村没有不知道的。

晚年的陶冶经常为晚辈讲述过去的经历，1992年无疾而终，享年83岁，他死后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却留下大量口述笔录的文史资料，成为后人最为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