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十五个年头了，早就有写一篇怀念追思母亲文章的意愿，之所以一直未有动笔形成文字，是因了不忍去触碰那根心弦，而让泪水模糊双眼，让思痛淹没心田；更害怕手中的拙笔不能展现母亲的高尚品德而损毁了她的完美形象。

母亲的一生没有离开过生养她的土地，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劳耕作就像上帝赋予她的职责，如同生儿育女一样。母亲个矮，大眼，身体单薄，无论春夏秋冬，身上总是那款不变的掩襟粗布衣裳。母亲没有留下太多的影像，和哥哥、妹妹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成了母亲一生仅有的一张照片。那年哥在北京服兵役，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地完成了他让家中老人（包括伯母）都到北京看看的愿望。哥陪着母亲和妹妹游览了北京名胜，那一瞬美好也定格在天安门广场。惋惜的是这张珍贵的照片也在以后的几次搬家收拾中不慎弄丢了。

母亲是极典型的农村妇女，那个辛劳的年代，风吹日晒让她苍老了许多。在她四十岁那年，就将农村称之为“茅草脖”的短发改留成了“雀（qiao）尾巴”，其实在那个年代，农村妇女过了五十岁才会梳这种发型的，到了六十岁又会把“雀尾巴”用丝网纂在脑后形成发髻，可惜母亲的发型未等到梳纂，便身患绝症，在经历和饱受了病痛折磨后，在五十二岁那年，撒手人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母亲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不幸的童年遭遇充满了悲剧色彩。在三个姊妹中母亲排行最小，本该和哥哥姐姐有着快乐生活的她，却因姥爷的一个草率决定，让她在刚满周岁便被人抱走领养。在饱受了别离亲人的流离之苦，以致三十多年后才姊妹相认同亲人得以团聚。
       居住县城边寺庄村的姥爷，有着一手酿造手艺，酿酒酿醋都是一把好手。作为生意人的姥爷在县城及周边自然交际广，在朋友圈内也以仗义而闻名。善于交际的姥爷时常参加朋友聚会，并邀请一些同行及社会名流，来家集聚筵宴。身边一周姓朋友，因只有一个十多岁女儿，妻不再生育，见姥爷跟前又添小女，曽多次提出领养要求，但均被姥爷的一笑而婉拒。一次聚会酒至半酣，周重提此事，在几个朋友撺掇下，“酒壮英雄胆”，姥爷不假思索地爽快答应。回到家里及至酒醒，悔之晚矣，“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爱讲面子的姥爷只好打碎牙往肚里吞，还是忍痛让周姓朋友将小女抱走了。周李夫妇二人对养女视若己出，很是痛爱。但好景不长，在母亲五岁上，养父不幸病故，孀居后的李氏因女儿出嫁，又与同族久有嫌隙，索性带着养女回了李村的娘家居住。一年后李氏又带着她改嫁到了西杜村，但她的童年一大半是在李村没有血缘的姥娘家度过的。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原大地硝烟弥漫，炮火纷飞。那年她八岁，在飞机的轰炸下，她和表哥表姐们一起过着逃亡流浪的生活。
      八年抗战胜利，中原大地又陷入内战当中。一九四七年，攻打元氏城的战役打响，散落民间的武器弹药，毁掉了父亲一个完整的家。那年冬天，不满周岁的哥哥偎依在灯下纺棉花的母亲怀里睡熟了，屋里的几个人谁都不会想到死神的悄悄降临。来串门的三喜在袄袖里袖着一颗手雷，坐在炕沿上的他，边聊天边好奇地把玩着手雷，忽然一声惊叫，三喜手中的炸弹跌落在地，一声巨响，硝烟弥漫，瞬间夺去了屋内四个人的性命，只有哥哥奇迹般地生存下来。母亲二十岁那年，作为续弦嫁给了大她七岁的父亲。婚后的母亲生育了两男两女，可惜的是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在幼年夭折。后来，在二十七岁和三十二岁上才有了我和妹妹。

母亲的一生艰苦勤做，任劳任怨。我们家是村子里有名的大家庭，堪称村里和谐家庭楷模。伯父常年在外，有良好家风的父亲，老嫂比母，家由憨厚诚实的大娘（伯母）掌管，母亲嫁过来后，就从不问家里的收入开销，只是一门心思无怨无悔地劳作于田间地头。在“抓晴天，抢阴天，灯笼火把是白天”的大跃进年代，母亲常常是披星起、带月归。而我由奶奶照看，则又要哥哥背着去找在田间干活的母亲喂奶。我的童年几乎是在大我十岁的哥哥脊背上度过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瓜菜代”、“食堂化”，一家人将喝剩下的碗底米粒留给我，现在想来，真不知那些年他们是怎样饿着肚子拉碾、推磨、推水车浇地，而一步步艰难地熬过来的。在我十二岁那年，大家庭一分为二，母亲在不耽误生产队出工的同时还挑起了家务这副重担。为了多挣工分，贴补家用，母亲还常常揽些做饭的差事，那时大队生产队来人派饭、加班生产需要管饭，母亲都会争着去做，在那缺食少穿的年代，揽下这些活一来可以挣些工分，二来一家人可以享受一顿免费餐，这不能不说是母亲精打细算的聪明之举。后来的责任田、包产到户，因父亲负责生产队菜园，地里分派的农活就是母亲一个人去做，常常是起早贪黑、乱时乱晌。尽管再苦再累，她也从不让带孩子的嫂子和上学的我插手帮忙。母亲的省吃俭用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那时家里人多挣得工分少，年终决算，要领回全家人的口粮还得向生产队交上买口粮钱。即便家里喂几只鸡养头猪，也是为了卖掉换钱，从不敢设想去自己享用。我清楚地记得，因分家被拆走的那间西房，硬是用母亲平时节省下来的几十斤小麦，换取木料才重新棚了起来。

母亲的一生忠厚朴实，谦和大度。平日里的母亲是个急性子，做事麻利从不拖泥带水。但从来没见过母亲和人拌嘴吵架，即使在执拗的父亲面前，也从没有红过脸、出言不逊。唱戏是父亲一生最大的爱好，对乱弹戏艺术的孜孜追求，更是让父亲在朋友圈小有名气。朋友来村也都愿意吃住在我家，对接待朋友的铺排、消费，母亲总是热情招待，从不计较、嫌弃。那个“布票”“粮票”盛行的年代，食用油更是紧俏物，每人一年只有二斤半的定量。记得那年，母亲用罐子从大队油坊提着分来的十多斤棉油走在回来的路上，不小心绊了一跤，盛油的罐子撒了个底朝天，望着满地的油迹母亲哭了----但母亲从没因家境的窘迫、吃里短缺而慢待父亲的朋友，因此，父亲的朋友总是对母亲赞誉称道，也赢得了邻里乡亲的好评。

母亲一向本分从无奢求，遇事总是乐于付出，即使在她患病期间，从来不指派、麻烦他人。那年母亲明显消瘦，她总说胃里不舒服，但却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活计。还是在哥哥的催促逼迫下才去了邢台一家医院，做埋线胃病治疗。之前，竟有两次发病晕倒后被人送回家中，但都被她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头蒙火”，而放弃了去医院就医治疗的机会，导致后来全身“黄疸”，在当时最先进的“肝扫描”后，最终才查出确诊为胰腺癌。为了给母亲医治，哥哥坚持要从元氏县医院转院到省医院。通过关系哥哥找来专家名医为母亲手术。无奈，天不留人，母亲的病症已属晚期。胰腺癌的疼痛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至今想起母亲弥留之际那种痛苦，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便会泛起撕心裂肺的痛。

母亲的一生光明磊落，和蔼可亲。在我小时候母亲常常教诲要与人为善。我上小学时正值“文革”，我们根本就不上课，天天赶着“破四旧”开批斗会，到地主富农家里搜查旧地契旧文书，像战争年代的儿童团一样，查街口、抄大字报，批斗地富反坏右，甚者批斗老师，美其名曰“造反”。母亲总是谆谆教导我，不可出风头，不能惹是生非，更不要与人为敌。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对我们兄妹从没有埋怨打骂过，和大娘（伯母）老妯娌之间也没有红过脸、拌过嘴，对哥哥更是视若己出。六四年哥哥要到部队服兵役，因当时解放台湾、抗美援越的呼声很高，战事好像一触即发，一家人眷恋不舍，母亲更是哭成了泪人。在母亲的引导带动下，我们兄妹和哥哥姥娘家的亲戚来往不断，亲情一直保持到现在，远胜过村里的一些血缘亲情的人。母亲的为人处事落落大方，从不计私利，在乡邻之间更是有口皆碑。因在村子里的辈分大，加上母亲的和蔼近人，在她三十多岁时，人们便在她的名字前边，加上了个“老”字。一个老字包含了乡里乡亲的多少爱意，多少温情，多少敬重。一九八零年九月，母亲在河北省医院做手术，终因肿瘤转移无法手术重新缝合。十月，她带着一生未了心愿，长久地离我们而去。母亲逝世后，村里乱弹剧团自发地为母亲唱了几天丧戏，以示村民的哀悼之情。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这个伟大的名字早已镌刻在我的心中，每当这母亲的字眼触动我时，眼前便会依稀闪现母亲那熟悉的身影，我会止不住泪眼模糊，陷入长久地深沉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