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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80周年:张学良如何自我评价?

作者:佚名 编辑:赞杨 总编 来源:采风网 点击量:34 发表时间:2017-05-17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走向。八十年来,张学良多次谈及自己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其中他在被软禁期间写下的回忆,与获得自由后在访谈中所说的内容,截然不同。

法庭上,张学良将西安事变比作“二次革命”,自称是要“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张学良第一次就西安事变公开发表评论,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负责主审的李烈钧问:“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张学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呢?”他还拿李烈钧发动“二次革命”的历史,反问:“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然后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①

从张学良在法庭上的发言,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当时张学良自居为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谋;二、张学良视西安事变为“二次革命”的同类事件,后者在国民政府官方叙事中,具有当然正义性。因此,张学良说,“我对于我们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 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软禁期间,张学良多次奉命撰写回忆,对西安事变进行“忏悔”

1956年,蒋介石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时,要求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张随即给蒋写下两封长函,回忆了西安事变全过程。函件经蒋经国订正,定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有删节本,易名为《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此外,张学良回忆录《杂忆随感漫录》中的一些章节,及《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中,都有对西安事变的“忏悔”。②

《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说自己“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

蒋介石让张学良写回忆的目的,在于总结大陆失败原因。故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被要求着重写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其同中共的互动。张学良对此总结说,“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但他同时也强调自己的民族情怀,称“良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与不愿受俄人之压迫同”“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

总体而言,张学良对西安事变是“忏悔”的,他说自己“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时说,“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③

为迎合蒋介石,张还曾主动要求撰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

1957年,张学良完成《杂忆随感漫录》,延续了对西安事变的“忏悔”:“今日思来,行动的鲁莽,思想的幼稚,可耻而又可笑!既称尊崇领袖,而举措胁迫,形同叛逆,我所谓‘利令智昏’……事发之后,我深悔孟浪,彷徨无策,遂邀周恩来来西安会商。西安事变的荒谬的举措,除我之少数僚属及杨虎城知晓外,共产党事先未参与也”。张学良还检讨自己性格上的缺陷:“自幼就具有不柔顺的性格:违犯我的父母,违犯我的老师,违犯我的长官。富有同情感:同情他人,同情对方,甚至钦佩我的敌手。”

1958年,张学良主动要求撰写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亦大略如此。

其后,张学良获准同蒋介石会面。谈话间,蒋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学良在日记中说,“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④此时张虽显露明显之“忏悔”,但结合晚年所说,可知并非真心。

张学良被移居台湾初期,位于台湾新竹县清泉部落之故居。此为依原貌新建,地点亦非原址。张学良被移居台湾初期,位于台湾新竹县清泉部落之故居。此为依原貌新建,地点亦非原址。

获得自由后,张学良推翻软禁中所说内容,不为西安事变后悔

1990年,张学良90大寿后,逐渐恢复自由,开始接受媒体的公开访谈,其有关西安事变的言论,同之前相比发生极大变化。此一时期,张学良留下的相关材料,包括唐德刚所做的口述、日本NHK电视台的专访、郭冠英的纪录片,及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口述。⑤

接受唐德刚采访时,张学良说自己“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

1990年上半年,唐德刚采访了张学良。在这次口述中,张学良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他说“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至于为何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重复了自己早年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意即西安事变是帮了蒋的忙。

张学良自称,“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枪决了,我不敢说,要是我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决了。那我对老先生,我要负起责任呐,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他不在了,现在我讲,否则,我不讲。本来我是决心至死不说出来这个事情的,西安这事,至死我不说出去的。不是因为面子的事情”。⑥

显然,张学良有意重塑自己的历史形象。不过,揆诸史料,“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
、“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如张前往南京,实际上是在得到了宋氏兄妹的安全保证之后才做的决定。因为存有一种极其乐观的预判,张在南京受审期间,曾致电毛泽东:“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改)府(事)做完,几天即回”。

同年,张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凡是涉及到有关西安事变的问题时,张学良总是非常慎重,或干脆缄口不言。……不过,尽管他时刻都在提防着自己,也提防着我们,但他还是选择了一句恰当的语言,向我们显示一点儿事情的真相:‘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也许,他是想通过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与周恩来是在同一种思想的指导下行动”。⑦

唐德刚(左)和张学良在一起唐德刚(左)和张学良在一起

同美国之音对话,张学良表示自己“放弃花花公子出来做事,就是决心对国家有所贡献”

1991年,张学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张说了两点,一是要为国家做贡献:“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自我表白,既然你问我,可以说我是个爱国狂,年轻时,人家说我是个花花公子,我放弃花花公子出来做事,就是决心对国家有所贡献”。二是反内战,要求抗日:“从事内战,使我心里不舒服,因为我看到敌对的方面也不是真正的敌人,只是政见不合,或是为了一些不相干的。我们本来当面的敌人是日本,我从来就恨日本军阀,日本军阀的狂妄、侵略。我是个中国人,我受不了”。张不再提及中共对他所产生的影响。

记者还问张学良:“您说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你有没想到一去会软禁50年,软禁50年这日子不好过的,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回答说:“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被审是我应负之责,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⑧

同哥伦比亚大学张氏姐妹谈话时,张学良说:“假如我要自由,那抗日的功劳都是我的”

1991年—1993年,张学良同哥伦比亚大学的张之宇、张之丙姐妹对话作口述历史。张学良重申了自己“义无反顾”的历史形象:“西安事变是我个人决定的事情,为什么决定,那我就不说了。将来总有知道的那一天”。不过在访谈中,留下不少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的评论,如他说发动事变“那是我成心那么做”,“我也考虑我的前途,但那个时候我不这么做后果更坏,害了中国的命运,害了我的部下,害老百姓。”“西安我不讲那也可以,国家糟糕就糟糕吧,我认为事情应该那样做就那样做。”⑨

访谈中,张学良简单解释了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我想起这内战,跟你们说起来,那难过呀,可是你难也得要打仗啊!我说,就是我父亲让我打,我没法子,要是有法子我这点我不打的,所以有西安事变。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都不干,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现在西安事变,你道是什么?共产党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产党,我跟蒋先生说了,所以现在可以说,秘密就是四个字,翻过来调过去。蒋先生说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就是倒过来。”

张学良还说到西安事变后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张学良分析说,“我的判断,蒋先生讨厌我极了。怎么讨厌?所以后来蒋先生不能让我自由的原因,因为我是主张抗日,假如我要自由,那抗日的功劳都是我的,所以他对我讨厌得很。换句话说,我是他的一个大敌手,在政治上的大敌手。” ⑩

晚年张学良夫妇,摄于1991年晚年张学良夫妇,摄于1991年

注释

①李烈钧:《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回忆西安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314、315页;②杨天石:《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回忆录》,《山西青年》2010年第8期;③此处引文出自杨奎松的整理版本,全文见于其《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材料的比较与考察》,《近代中国》第137期;④张友坤等编著:《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90页;⑤张有坤等:《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导言,哥伦比亚大学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1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5、6页;⑥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21、123页;⑦《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8页;⑧《答美国之音记者问》(1991年5月11日),《金凤玉露:张学良与赵一荻合集》第6部,毕万闻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长2000年,第79、80页;⑨⑩见于《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1册第122页、第5册第1554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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