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籍献西专员，又名籍昆，河北省高邑县西北营乡东驿头村人，1913 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37 年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入侵，在国家危亡之际，他弃笔从戎，于 1938 年参加太行山抗日游击队，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历任太行冀西民训处科长、秘书、邢台县第一任人民政府县长、中共高邑县委书记。
1948 年 3 月调任平原省寿张县县委书记。从 1952 年起，先后任聊城地委委员、秘书长、副书记。1958 年 4 月调任菏泽地委副书记兼专员。1958 年 11 月任济宁地委副书记兼专员。从 1961 年 8 月起，不再担任菏泽专署专员，回地委任常务副书记。1967 年 4 月任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 年复任菏泽地委副书记，1978 年 6 月，改任菏泽地委顾问，1983 年 12 月离职休养。
一、俭朴克己 慷慨济人
籍老一生崇尚节俭，有口皆碑。他把党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终生保持艰苦朴素的公仆作风。他 1959 年复任菏泽专署专员后，便立即主持召开专员办公会议，集体研究制订了《菏泽专署机关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规定》。规定提出了三条：一是严禁建设楼、堂、馆、所；二是严禁新购办公用具；三是严禁侵占公共财物。专署机关的干部，将此称之为“籍专员约法三章”。
“约法三章”出台后，籍专员便组织机关干部进行学习讨论，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对照约法三条，排查存在的问题。专署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果断决策，立说立行。首先将正在施工建设中的地、专工地，立即停工建设。对已建成的书记、专员两座小办公楼和地委、专署两座干部宿舍楼，移交给经委创办工业技工学校。根据约法第二章的规定，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专署机关没有新盖一间房屋，没有购置一张桌、椅、床，没有新添一辆交通工具。五位专员的办公室兼宿舍，都是同样住在两间平房内。室内家具每人各配写字台一张，木椅两把，暖水瓶一个，冬天一个蜂窝煤炉子，夏天一台电扇。各委、办、局的办公住宿条件，更为简陋，除主任、局长、秘书各配一张办公桌外，其他一般干部大都是围一条会议案子办公。带家属的主任、局长，每人分给一个单间房，不带家属的主任、局长，每两人分配一个单间房。一般干部，绝大多数都住集体宿舍。对于办公用的蘸水笔、誊写纸、信纸、信封、墨汁、墨水，则按照各部门的编制人数，实行计划供应，在每月的月初，到专署总务科领取一次。对于约法第三章“严禁侵占公共财产”的规定，也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规定：不准使用机关电话往家庭打长途；不准骑用公家的自行车办理私事；不准向总务科预借工资、粮票、饭票；不准借用专署贵宾招待室的被褥；不准用专署信纸、信封给家庭写信。对于上述“五不准”的规定，绝大数同志都能自觉执行，偶有个别使用机关电话往家庭打长途电话、用专署信纸、信封往家庭写信的，在“四清”运动中，也都主动作了检讨、退赔。当时专署机关政治空气很浓，同志们人人精神焕发，个个勤奋敬业。对于约法三章营造出的简陋环境，不仅不感到艰苦，反而感到光荣、心安理得。这与当前存在的某些铺张浪费、穷奢极欲的腐败现象相比，是一个明显的对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籍专员要求大家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作风，他自己更是自觉遵守，率先垂范。他在个人衣、食、住、行方面俭朴得就像普通百姓一样，他的俭朴作风在机关里有口皆碑。在衣着上，一身中山服他从年头穿到年尾，夏无绸衫，冬无裘装，一生不穿皮鞋；在饮食方面，从不饮酒，很少吃荤，平常爱吃小葱拌豆腐、菠菜炒豆腐、手擀面，一年四季保持粗茶淡饭；住宿方面，在他出任三年专员期间，始终是办公、宿舍一个屋；在城内行动，不论是外出开会，还是去医院看病，一律是步行前往，从不动用“公车”。若到菏泽、定陶两县基层视察工作，大都与同志们一起骑自行车下乡。若到较远的县城出发，如不能当天返回，只让“吉普车”送到县城，然后与县委书记、县长，一起骑自行车到社、队视察工作。
在婚丧嫁娶方面，他带头移风易俗，力求节俭。1961 年，籍专员的岳母病故在专署大院，老人家在傍晚断气后，他便让夫人张月芝到搬运社租了一辆地板车，连夜将老人尸体送回莘县老家。第二天早饭后，机关干部前往吊孝时，方知昨晚已将老人灵柩送回老家。大家对专员这样做，既感到惊讶，又心生敬佩。
在“文革”中的 1974 年，籍老三女儿惠珍，与原专署机要室青年优秀干部邵德运同志订婚。在举行婚礼之前，籍老一再叮嘱“要新事新办，俭省节约”。根据籍老的意见，在老专署大院找了一间房屋作为洞房，自己动手做菜，操办了一桌酒席，只邀请了原专署办公室的几位同志参加，为一对新人举行了俭朴而又温馨的结婚仪式。大家一看，既无购置新家具，又无增添新被褥，也无另做新服装，完全彻底地落实了籍老“新事新办，俭省节约”的嘱托，在机关上带了个好头。为此，在地委、行署两大院内，较长时间流行着“籍书记女儿结婚——三无”的歇后语。
籍老在个人生活上，虽然崇尚节俭，但对党组织、国家和集体却十分慷慨大方。“文革”前收取党费的标准，上级规定行政 13 级以上的高级干部，每月交纳党费为月工资的 1.5%。当时，籍专员是行政 11 级，月工资 180 元，每月应交纳党费两元柒角钱。但是，他每月都是超交。从抽屉中一手拿出多少算多少。少则十几元，多则几十元。当党小组长李兴保同志找给他钱时，他则摆着手说：“对党还能算那么清楚吗？”
“文革”前，菏泽没有直达济南的长途公交车，专员去省里参加会议，都是用“吉普车”送到济宁，然后再转乘火车赶赴济南。他每次去济南往返的火车票，下车后就随时撕掉，从不到会计室报销。
在六十年代初的几年里，菏泽地区连续遭受涝灾。灾后籍专员经常深入灾区视察灾情，对重灾村和特困户，随时记下地点、姓名。回机关后，除提请地委研究，向灾区拨付部分救济粮款外，还让夫人张月芝，以不留姓名的方式，将积蓄的工资，通过邮电局，汇寄给特困灾民户。
1972 年，河北省老家生产队筹建苹果园，听说鄄城梁屯林场出售苹果树苗，便派人来菏泽找籍老帮助购买，籍老热情接待，积极帮助联系，用自己工资积存的钱，一次给队里买了 100 亩苹果园的树苗。村里干部派人来送钱，他坚决不要。并对村里干部说：“我一生大都在山东工作，对家乡没什么贡献，我也没有很多积蓄，这也算我对家乡的一点心意吧。”
二、廉洁自律 从不特殊
籍老一生清正廉洁，从不搞任何特殊。在他任专员的那几年，全区农村普遍缺粮断炊，水肿病人急剧上升，非正常死亡不断发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籍老忧国忧民，除积极组织领导开展生产救灾外，在思想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从来不搞特殊化。
在 1959 年至 1961 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山东省政府专门下发文件，对行政 13 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实行副食品补助制度。每人每月补助一斤红糖、二斤大豆、三斤鸡蛋、一条“金扇牌”甲级烟。每月由菏泽县商业局发票、证，凭票购买。籍专员对专署总务科每月所送的上述票、证，一概不收，并对会计陈守顺同志说：“今后凡是大家都有的东西，你就送给我；凡是大家都没有的，你千万别给我送，送，我也不要。”陈守顺同志告诉他：“这是省里文件规定的。”他说：“这种文件我不执行。现在老百姓饭都吃不饱了，我们领导人还搞什么特殊。”
1960 年春天，我跟随籍专员去单县蔡堂公社检查生产救灾。午饭时，公社党委书记郝效忠同志，让伙房做了四个菜，上了一瓶“景芝白干”酒。籍专员看到酒菜，非常生气，正言厉色地对郝书记说：“老郝，在眼前灾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喝酒、吃肉，大吃大喝，这不是违反党的纪律吗？”郝初次见籍专员，听到批评后有些拘窘。忙说：“我和香斋同志是在郓城的老同事，几年没见面啦，今天到我这里来了，简单地表示一下。”籍专员反驳说：“老同事更不应该客气，更应该遵守党的纪律。”籍专员坐在一旁，只吸烟，不吃饭，气氛异常尴尬。对籍专员的较真，我太了解了。我马上给郝解围说：“郝书记，今天这件事都怨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既然籍专员讲啦，你就让司务长把酒拿走，留下两个菜，咱们抓紧吃饭，饭后马上带专员到队里去看看。”郝效忠书记让司务长留下一个白菜豆腐，一个炒鸡蛋，籍专员才开始吃饭。
1960 年麦收后，我跟随籍专员去菏泽县辛集公社检查新“三反”运动开展情况。同去的还有地委狄生书记、刘平琳秘书长以及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申松、宣传部副部长李华龙、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张茅夫等领导同志。中午吃饭时，公社书记张舆平同志操办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吃饭时，狄生书记对张舆平同志说：“老张，你今天又搞特殊啦，咱可要下不为例啊。”刘秘书长看狄书记没有拒餐的意思，便招乎大家吃起饭来。籍专员因狄书记在场，不便进一步劝阻，便让我到伙房拿了两棵葱，大家都吃菜，他本人只吃葱，不吃菜。刘秘书长劝其吃菜，籍专员以肠胃不好为由婉言拒绝。饭后，狄生书记的秘书陈进夫同志对我说：“你看，您的专员今天又罢筵啦。”1960 年冬，籍专员因日夜操劳，生活也不好，积劳成疾，火气上升，患了牙疾，半边脸肿得老高，疼痛难忍，无法出席会议。任轮升专员差我去门诊部给他拿点药，并顺路到招待所买一斤鸡蛋，好让籍专员喝鸡蛋茶，败败火。当回来将药品、鸡蛋交给籍专员时，他只留药品，不要鸡蛋。并对我说：“现在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对副食品实行凭票计划供应。招待所的鸡蛋，是供应招待客人用的，我们领导机关不能带头搞特殊，多吃多沾，违反制度”，并让我立即把鸡蛋退回给招待所。
1961 年春节刚刚过后，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籍专员去地委参加常委会议，研究部署生产救灾工作。晚上两点多钟，地委办公室通知专署办公室，去地委接籍专员。机要室李兴保同志接到电话后，马上通知警卫班战士，到地委去接籍专员，他自己则告诉专署食堂给籍专员做了一碗清汤面条。当籍专员回到宿舍后，打了打身上的雪，急忙喝了两杯白开水，坚决不喝面条。他对李兴保同志说：“老百姓晚上干活吃过加班饭吗？赶快把面条送给伙房去。”
在籍老出任菏泽专署专员期间，每个星期六晚上，专署文教局都送给他菏泽剧院一张雅座票。他接到戏票后，便随时把票撕掉，自己不去看戏，也不让家属去看。有一次山东省柳子剧团来菏泽剧院演出《孙安动本》，夫人张月芝要拿送来的票去看戏，他一边撕着戏票，一边对夫人说：“你想看戏，自己到剧院去买”。夫人说：“戏票早已卖光了，已经买不到了。”籍老说：“那你就只好不去看了。”
籍老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离职住干休所后，曾多次犯病进行抢救。1983 年牡丹花期，地区卫生局邀请省医科院院长、全省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袁景纯教授，来菏泽讲学、看牡丹。很多老同志都到招待所请袁看病。因籍老病
情严重，行动不便，我便带袁教授去干休所给他看病。到家后他很愕然地说：“不行，不行，我有病应该去医院，那能烦劳院长到家里来给我看病，这不是搞特殊吗？”袁院长听了籍老的话，感到既可笑又可敬。忙说：“没关系，我在济南也常给谭启龙书记、白如冰省长、杨得志司令员去看病，听商局长说，你是他的老领导，走不出门去，我到家来给你看看病是应该的。”他这才让袁院长给诊疗。
三、胸怀弱势 智救众生
籍专员是一位清正廉明、关心群众疾苦的优秀领导干部。他常对周围的干部说：“我们的专署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群众办事的。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要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办群众所需。”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任专员期间，不论哪里发生了天灾人祸重的大事件，他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亲自指挥抢险救灾，千方百计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1960 年夏天，菏泽县突降暴雨，范水坑整个村庄瞬间被洪水淹没。籍专员闻讯赶到，打着伞，拄着棍子，趟着水，与县委书记董玉仁同志一起，指挥抢救灾民。在这次特大涝灾中，虽然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但由于抢救及时，全村灾民都得到了安全转移，无发生一人死亡。
1960 年秋天，菏泽卷烟厂发生了火灾，火势迅速蔓延，全厂生产机械和仓库成品纸烟危在旦夕，籍专员临危不惧，科学部署，镇静指挥。组织调动全城干部、职工和市民群众，人人上阵，车拉桶载、肩挑人抬，实行分兵把守、分割包围的科学方法，迅速将火扑灭，保住了关乎全区的每年交税七千万元的第一纳税大户——菏泽卷烟厂。
1960 年春天，我跟随籍专员去单县徐寨公社视察生产救灾工作。发现了意想不到的三种现象。一是，有的牛棚的牲口因缺草断料，喂养不善，晚上卧倒后，次日无力站立，必须由几个社员用木棍将牛抬起；二是，在走访灾民户中，发现不少灾民因缺粮断炊，吃草根、树皮、豆秸面充饥；三是，在街上遇到许多晒太阳的社员，个个面黄肌瘦，人人患有高度水肿病，神情恍惚，倦怠无力。群众把上述惨象称为“抬牛队”、“吃干队”、“等死队”。籍专员看到这种不正常的“三队”现象，情不自禁地含泪自责道：“我这个专员没当好，实在对不起人民群众”。
当天返回专署后，籍专员立即向狄生书记作了汇报并根据狄书记的意见，于当晚把专署办公室胡云霆副主任和我，召集到专署第一会议室，由他本人口述，胡云霆主任执笔，由我誊清，连夜向省委、省政府写出了《关于单县当前灾情与请求拨付救济粮款的报告》。当他口述到灾民群众吃树皮、豆秸，患水肿病时，心情十分沉痛，时而摇头，时而叹息，并不时地擦着痛苦的泪水对我们说：“我没有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对不起鲁西南人民。”报告写好后，以特急电报形式，当晚送地委机要室发往省委。省委、省政府接到报告后，迅即拨付给单县一批救济粮款，解决了灾民的燃眉之急，从此以后避免了饿死人的现象。当地群众说：“籍专员再晚来一步，咱们就去见阎王爷了”。
籍专员对机关上家境困难的干部职工，同样非常关怀。“文革”前干部职工，工资普遍偏低。遇有婚丧嫁娶或患病住院，便难以应对。财务制度又不准个人预借工资，致使当事人陷入困境。籍老听到这类情况后，便马上让夫人张月芝送点钱去，以解燃眉之急，事后从不让偿还。地委通讯班长董玉明，是 1942 年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因没有文化，级别低，工资少，家庭人口多，是地委机关里的老困难户。除机关上每年尽最大力量发给他部分救济款外，籍书记每年春节前夕，便让夫人张月芝给他送买年货的钱。有一次，董玉明领到救济款后，去向籍书记还账，他不仅没收钱，反而对董大嚷了一顿：“机关上发给你救济款，是让你解决生活困难的，你把钱给了我，不是仍然困难吗？”董说：“我经常花你的钱，心里实在过意不去”。籍老亲切而又带着批评的口气说：“什么你的、我的，你分得还怪清楚哩，快上班去吧，以后有困难，不用客气，只管向张月芝来要”。董玉明眼含热泪，木讷而又恋恋不舍地告辞而去。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 同志们中间哪个人借用籍专员的钱，过后去还，他总是不认“账”。
籍老不仅从经济上关心困难的同志，在政治上也十分爱护他们。我刚调专署工作时，年龄小，没有工作经验，他常在晚饭后空闲时间与我交谈，他记得的我在撰写公文、信函盖印、文件传递中出现的差错，及时提出亲切的批评指正；提醒我对省政府来的人要尊敬；对县政府来的人要热情；对地委来联系工作的要积极主动。为了使我增长送往迎来的经验，在谭震林副总理、卫生部徐运北部长、省委粟再温后补书记、省政府王哲副省长和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来菏泽时，让我参与接待。向济南市移交平阴县和去河南省接收东明县时，亦让我随同，有意让我体验和积累接待领导、迎来送往的经验。
籍专员的精心栽培、刻意历练，使我一步步走向成熟，并受益终生。1976 年我任地区卫生局副局长后，在他分管文教卫生工作期间，他仍然关心我的成长。赴唐山抗震救灾、去单县农业学大寨，到曹县黄河故道水利工程防治“二号病”，到疫区消灭狂犬病和到农村防治农药中毒等重要关头，凡是比较艰苦责任重大的工作，他都点名让我带队前往，有意让我到第一线去，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
籍老是一位清正、善良的领导干部，他对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出现的冤案错案，非常重视。有时他亲自调阅有关档案，主动提出甄别意见。对在 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地区计委主任黄元慎、单县县长郝吾民、曹县县长钟起，抓住政治气候、政策环境稍有松动的有利时机，适时主持专员办公会议，研究讨论上述三案，及时作出决定，立即给他们摘掉本来就莫须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还他们一个清白，推掉压在他们头上的政治大山。
1961 年冬天，专员的通讯员周长文被菏泽县公安局拘押。他回机关听说此事后，便急忙到文牍室找我寻问情况。我如实向他汇报说：“专员的自行车被人盗走一辆，胡广秘书怀疑是小周偷的，带着公安局的人，从他家搜出了修自行车换下的几件破零件，便把他抓到公安局审讯去了。”籍专员听到我介绍的情况后，拍打着我的写字台大发雷霆地说：“胡广胡来，公安局胡闹。修自行车换下来的破零件，本来就是应该扔的东西，拿回家去犯法吗？就该蹲公安局吗？真是小题大做，无事生非，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能忍心这样干吗？”最后，他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你马上去找孙衍庆县长，让他告诉公安局放人。”在籍专员的关心下，菏泽县公安局当天将周长文放了出来。小周对专员的理解、关心、拯救的感恩感谢之情之景，自不待言。
在 1958 年反右派运动中错划成的所谓“扈国华右派反党集团”是闻名全国的大冤案。籍专员任地委常务副书记后，曾积极建议地委为其甄别平反，并亲自主持向省委撰写呈报了正式的平反报告。省委根据菏泽地委的报告，报请党中央批准后，于 1964 年 4 月 24 日下文，对菏泽地委的报告作出了批复，中央和省委决定：“取消对菏泽地委代理书记兼专员扈国华同志所作的右派反党集团的结论和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留党察看的处分，恢复党籍和原工资级别。”对所谓“右派反党集团”的成员，原地委常委、宣传部长杜湘、地委常委、财贸部长王鲁光、地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禇连捷、地委委员、单县县委书记申云浦等人，也同时平反昭雪，使菏泽地区干部群众人心大快，政治社会环境、民主气氛一时大为改观。
在“文革”中，籍专员多次受到冲击，1973 年被恢复地委副书记后，分管文教卫生工作。文教卫生口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他正确掌握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在“文革”中错误遭受打击迫害的知识分子表示极大的同情。在他的关怀下，在文革中受到错误审查和处理的菏泽医专副校长于军、李明臣，于“文革”后期即得到了甄别，恢复了名誉，分别任命为地区民政局长和医专副校长。这在当时极左横行的环境条件下，需要多么大的气魄，多么高的智慧，多么的难能可贵！对从省医院下放到地区医院的内科专家杨锡范教授、五官科专家樊忠教授、外科专家翟为祯教授，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他便督促地区卫生局，及时而彻底地为他们摘掉了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分别安排了副院长的职务和省人民代表的待遇。原由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下放到菏泽地区医院的皮肤科专家曲魁遵教授，在“文革”中以特嫌为由，被菏泽县公安局拘押长达七年之久。
1976 年，曲在狱中给籍书记写信要求释放。他于接信的当天，便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拿曲的申诉信，并向我寻问曲被捕坐监的情况。我告诉他说：“这是我到卫生局工作前发生的案子，详细情况说不太清楚。只听说曲在青岛解放前夕开诊所时，曾为一名特务分子转过一次信，因此怀疑他本人也是特务。曲在狱中只承认为该人转过一次信，但不知其特务身份，至今没有落实。”籍老非常生气又斩钉截铁地说：“先抓人，后调查，七年不判不放，这是啥法律。你告诉菏泽县公安局，如已查清确属特务，立即判刑；若无真凭实据，马上放人！”我根据籍书记的指示，迅速到菏泽县找到原副县长、时任公安局长的杨宗化同志，向他转达了籍书记的意见。第二天，沉冤七年、年近花甲的曲教授便得到释放。
粉碎“四人邦”以后，曲魁遵教授再次给籍书记写信，要求平反冤狱，籍老将信批给刘涛局长办理。刘涛局长差我去公安局要平反结论。因为公安局当时思想尚未解放到籍书记的那个程度，竟说“抓得也对，放得也对”，拒绝出具平反结论。我将此情况向籍书记汇报后，他气愤地说：“荒唐逻辑，不能自圆其说。这完全是以权压人，以势压人。拘押七年，在狱中没查出任何证据，把人放了，就说明抓错了，应该还人家一个清白。”籍书记在当时左毒尚深、平反阻力重重的历史背景下，毫不动摇地为曲教授平反纠错，表现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政治智慧和无私无畏的非凡魄力。他及时给菏泽县委书记董玉仁同志写信说明情况，在籍、董两位书记的亲自关怀与掌控下，菏泽县公安局这才出据了“查无实据，予以平反”的决定。
卫生局根据籍书记的指示，在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大会上，宣读了菏泽县公安局的平反结论和地区卫生局对其甄别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不久，地委行署又任命曲魁遵教授为菏泽医专副校长。曲于 1979 年调回青岛医学院附院后，每当见到菏泽的同志就说：“籍书记真是个清官。”出狱后曲教授凭着他多年的探索研究，开创性地研制出了科学的灭螨配方，他在全球治螨美容界知名度非常之高。他对人类这一无与伦比的贡献，多亏了籍老的倾力相助。在政界与学界，这已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四 、心底无私 位高家惨
籍献西专员，具有较强的党性修养，在任何时候，都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总是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上，终生克己奉公，从不以权谋私。他在处理家庭婚丧嫁娶和子孙们的上学、就业方面，表现出一个心底无私品质高共产党员的境界与风范，其行为看似平凡，实则至伟，正如毛泽东那句名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他为同时代的广大干部职工作出了表率，也为后人树立了共产党人的楷模和丰碑。
母亲王氏在四十五岁时才生下籍献西专员，且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被全家视为掌上明珠。当时全家人省吃俭用，供其上到了北京高级中学读书，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仕途腾达，光宗耀祖，养老送终。后因中日战争爆发，有感于民族和卫国家存亡，籍献西于 1938 年在本村早期党员赵枫川的带领下，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父母二老深明大义，卖掉家庭田产，资助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中，籍献西的家庭屡遭敌人的烧杀抢掠。1947 年，籍老在老家高邑县任委书记时，国民党还乡团多次去家搜捕，抢走了牲畜、粮食烧毁了房子。更为残酷的是，在一次搜捕中，敌人将帮助籍家种地的表哥兵武夫妇，当场打死在屋顶上。籍老的前妻王秀，见到兵武夫妇被杀害的惨状，受到惊吓刺激，当天患脑溢血死亡。老父亲籍玉柱，虽然侥幸逃脱，但因一天内家中死了三条人命，心中极度悲伤，忧郁成疾，不久也病故家中。籍老当时听到家庭发生的悲惨遭遇，十分悲伤。但由于当时处在敌我拉锯的恶劣环境中，此刻他正在带领县委、县政府机关与敌人周旋游击，没能够回家给父亲、妻子发丧送葬。
每每忆起当年那些恶梦一般的祸秧，籍老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和仇恨。1960 年代初，河北邢台老家，也是重灾区之一。籍老的母亲年老多病，领着孙子明太和孙女爱珍、晓燕在家务农，祖孙四人相依为命，生活极端困难。家人无奈之下写信给告籍献西知家庭艰难的情况。籍专员的夫人张月芝，建议将老人和孩子户口迁至菏泽。籍书记考虑到机关上正在开展动员家属还乡运动，此时若逆势将家庭老人和孩子的户口迁来菏泽，定会给党和国家造成不良影响。为此，便婉拒了夫人迁户口的良苦用心，决定每月往老家寄些生活费。因当时粮食和副食品价格不断上涨，所寄钱款亦属杯水车薪，加之农村医疗条件差，年迈体弱的老母亲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于 1962 年病故家中。老家发来唁电时，籍书记正在召开全区四级干部会议，顾不得回家为老人送葬，便委托夫人张月芝往家汇寄了一些丧葬费，恳请本族爷们帮助办理了丧事。
籍专员公而忘私的境界与行为，深深感动了知道情况的所有人，众人的心灵无不受到深深的震撼。籍老在家乡深受群众拥戴，编出民谣称赞他“禹王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籍昆革命，三桩丧事没回家”，至今仍在当地广为流传。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此斯然也。九泉之下的籍老想必知足自慰。
籍专员不仅在处理家属丧葬问题上，公而忘私，为广大干部作出了榜样，而且在对待孩子升学、就业方面，处处坚持党性原则，从不以权谋私。籍专员家中四个子女，两个孙子三个孙女，除三女儿惠珍考入山东省银行学校，毕业后分配银行工作，孙子立君大学毕业后分配文化部门工作外，其余七人均在家务农。儿子籍明太，代父行孝，弃学在家服侍祖父、祖母。在爷爷、奶妈和母亲相继病故后，因家境困难，年满二十八岁时尚未结婚。当他听说父亲在山东省菏泽专署当了专员，便在亲朋的鼓励、资助下，步行来菏泽投靠父亲。但因多年没见过父亲，平时又无书信来往，竟然记不清父亲的名字。来到专署门口，警卫战士看到籍明太，面黄肌瘦，农民打扮，疑是上访的群众，不准其进门。但他迟迟不走，声称到专署来找他父亲。警卫战士问其父姓名，他竟然将父亲的名字籍献西，误称为“籍亚西”。门卫不知“籍亚西”是何人，便去收发室寻问梁进忠同志。梁进忠看到籍明太，虽然面色憔悴，衣服破旧，但面貌跟籍专员很相似。经过详细寻问，确认是籍专员的儿子。便告诉他：“你父亲不叫籍亚西，叫籍献西。原来在这里当专员，去年调地委当书记去了，你赶快去地委吧。”籍明太不知道地委是个啥单位，亦不了解地委书记是个啥官职，很为难地说：“那我上哪里去找？”梁进忠同志马上给地委通讯班长董玉明打了电话，让其在地委门口等候，然后又详细告诉他去地委的路线。董玉明同志接到籍明太后，便带其见籍献西书记。此时籍书记正在吃晚饭，突然间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一时百感交集，平时举止严肃、文雅的籍老，径直搂着儿子抱头大哭起来，在场的人无不为动容。籍书记边哭边说：“儿啊，我对不起你们，没有尽到我应尽的责任。”夫人张月芝同志也难过地流着眼泪说：“老籍！孩子跑了几天啦，又累又饿，赶快让孩子坐下吃饭吧。”父子俩这才止住了眼泪，坐下吃饭。
籍明太此次来菏泽投靠父亲，原打算在菏泽当个工人，找个对象，成家立业，不再返回河北老家。此事使籍献西书记十分为难，倘若劝其返回老家，爷爷、奶奶及其母亲均已去世，让其孤身一人在家生活，确有实际困难；如果让其在菏泽招工就业，则是以权谋私，显然会给党和国家造成不良影响。
经过再三考虑，最后，籍专员仍以党的利益为重，决定动员其返乡务农。但儿子明太迟迟不愿离开菏泽。籍老便苦口婆心地动员儿子说：“我就你这一个男孩子，咋不想把你留在我的身边。但是，党和国家的政策不允许啊。我是菏泽地区的领导人，党是叫我为菏泽地区五百万人民服务的。工厂里招工，也只能招收菏泽的城市人口，你的户口在河北省，怎么能在菏泽招工呢？我是地委的领导人，咋着能带头违反国家政策，搞以权谋私呢？”又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出现了很多农业劳动模范。我每月领工资后都给你往家寄点钱，让你增添些农具，养几头猪，喂几只羊，在队里好好地劳动，当个劳动模范。”籍明太虽然不愿离开父亲，但看到父亲态度坚决，又十分为难，在菏泽闲住了几天，便返回了老家，在家终生为农，直至 1988 年父亲病故时来菏泽奔丧，其间二十六年父子很少见面。
籍老有三个女儿，没有一个是通过农转非来菏泽安排工作的，除三女儿惠珍中专毕业分配工作外，其他两个女儿都在家务农。大女儿爱珍，1932 年生人，出嫁较早，一生为农，很少见过父亲。二女儿晓燕，在家服侍祖母，直到 1962 年祖母病故后，时年二十六岁，才晚婚嫁与长其五岁、丧妻且带着两个孩子的铁路工人张聚粟。组织上为了照顾她，曾背着籍献西书记将籍晓燕的户口由河北老家迁来菏泽。籍老听说此事后，认为不符合中央关于压缩城镇人口的精神，又将户口退回河北老家。籍老后来回想到女儿晓燕代己行孝，在家侍奉祖母多年，影响了上学、结婚，深感内疚，有愧于她。因此离休后开始从经济上补偿他，每月从工资中给籍晓燕在银行储存 50 元，计划给她存够伍仟元，以备在自己去世后供女儿贴补家用。
1982 年，孙女籍丽霞，来菏泽报考师专未被录取，她听到同时落榜的考生，通过人事关系，去招生办公室查了查分数，又被录取。孙女籍丽霞也恳求爷爷帮助查查分数。籍老十分严肃地批评孙女说：“说好听的是查分数，实际上是开后门，让招生办公室行私舞弊，为自己改分数，把别人挤下去，咱能这样做吗？”孙女丽霞看着上学没有希望，便提出留在菏泽当工人，也被当场拒绝。他耐心地劝导孙女丽霞：“工厂招工有条件，性别、年龄、学历、户口、籍贯，都有明确规定，就凭你是河北省人、农村户口，这两条就不符合规定。爷爷是个老党员、老干部，在职时不搞以权谋私，现在虽然离休了，但还是共产党员，仍应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决不能办违反政策的事。”在进行说服教育、打通思想的基础上，给孙女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付给了一些路费，动员其返乡务农。
籍老的革命精神和高风亮节，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戴，也引起了山东省委的高度重视。据说，省委当时准备发文，作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进行表彰，因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而未能付诸实现。
1988 年 7 月 30 日，籍老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道路，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他兢兢业业、勤恳勤恳、殚精竭虑奋斗了三十年的鲁西南大地及被视为衣食父母一样的老百姓。在四十五年的风风雨雨革命生涯中，他向党、向人民交出了一份出色的超级合格的答卷。
沉痛的遗体告别仪式之后，地委将专程前来参加籍老追悼会的亲朋友好，一并邀请到曹州宾馆举办了午宴招待会。在宴会厅一个角落里，有一桌河北省口音的客人，全是穿着深蓝服装的农民。每个人的衣服大都褪了颜色，在膝盖和胳膊肘处，均已呈现出白色。席间有两个中年妇女，均已头发斑白，伤心地流着眼泪，这便是籍老在家务农的大女儿爱珍、二女儿晓燕。另一名年龄的五十多岁，身材消瘦的男子，他便是籍老的农民儿子籍明太。当午宴开始，地委办公室的同志，带领着籍老三个神态憔悴、衣衫破旧的农民子女们，到各桌谢客时，刺痛了每位吊唁者的心，人人为之震憾，全都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有些唁客无法下咽哭泣着跌跌撞撞走出了饭厅，不忍再受籍老后人一拜。
大家在离开宾馆的路上，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地委悼词中对籍老“一生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为人正直，为官清廉”的评价恰如其分；有的说：“干休所老同志赠送的一幅挽联上所写的：'竹节松贞一身正气传千古，德高望重两袖清风送万春'的评价，是籍老一生的真实写照，代表了鲁西南人民的共同心声”；有的说：“平原省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当之无愧，真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有的则深有感触地说：“籍老的一生，称得上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但没有对得起家庭父老和子孙。”
如今，籍老已经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一年了，但他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他那为政清廉，一尘不染的优良作风和高尚情操，至今仍为同志们称颂不已。人们怀念他，怀念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怀念他们传承下来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这些年来社会上客观存在怀旧情绪，与党风官风不正、人心不古、精神滑坡有直接关系。籍老和籍老们一生追求的强国之梦和做人为官理念，既与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一脉相承，又与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核心价值观要求不谋而合。在举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籍老的精神、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应当成为社会共识和官场楷模，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底蕴和底气。这就是我们追思籍老顺理成章的心得和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