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于建英老兄写的《赞皇戏院》，勾起了我那代朋友们无尽的共鸣和思念，激发起我也要写点东西的冲动。我老家就在县城，就在戏院的旁边城隍庙巷，从小玩在戏院，在那里发生过很多故事。也许是城里人的缘故，我们很少提到县城的名字，只说“戏院”。
先说名称。一说“戏院”，就是很熟悉的、不见外的、城里老百姓的说法。楼上毛体的名称也是正式的官方名称，叫“人民礼堂”，简称“礼堂”,上班的公职人员、城外乡村来的人一般都这样叫。至于为什么叫“戏院”，我们是从父辈那里先天继承过来的。这个全城唯一的文化中心，建于五六十年代之交，那时电影可能还是 “稀罕物”，文化活动可能就是唱戏，古装的折子戏和新编的现代小戏。我虽然是“文革”的同龄人，但真正成熟、完整的记忆是“文革”的结束，即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文革”期间没多少戏可演，“样板戏”虽然不少选段，几乎没有唱整本的。那时没有什么“戏”,主要是看电影，看文艺节目——一些学校、单位的“文革”风味的歌舞，有声的唱歌（声乐）和无声的舞蹈（配乐）。
再说位置。赞皇县城的格局在旧中国非常典型，整个县城只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大街，县革委坐落在最北端旧年间县衙门的位置，真正的“衙门口朝南开”。戏院坐落在县革委门前左手东南方向，古代“文庙”的位置。北街村坐落在县城北部，如果按照由北向南分三部分的话，县革委周边部分算北部，戏院两耳部分算中部，戏院前算南部。它当然是，北街的中心，更是县城、全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说戏院，严格讲还应该包括门前的“大球场”，那里更像全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相当于赞皇县的天安门广场。大球场东西划定了两个篮球场，青年打篮球、孩子打乒乓球似乎是那个年代最主要的文体活动。我们的小学在球场东南角，我们的课余几乎都交给了乒乓球，球场是大孩子们、各单位青年角逐的战场。我们每天上下学都要穿过球场，课间操也在球场。全校学生前后左右两臂间隔散开，几乎占满了球场，阳光斜照，真有“沙场秋点兵”的气势。那个年代还有操前一支歌，我还打拍子指挥过。球场最东边是一座大戏台，分前台和后台。大型的群众性政治文化活动就是在这里进行，各种免费的露天电影、节目、犯人公判大会都是在这里。那个年代经常有“﹡﹡万人大会”。1976年，毛主席追悼大会也是在这里举行。伟大领袖与世长辞，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好像天塌地陷，担心国家以后可怎么办？真的让老百姓无所适从。记得那天每个单位都派代表参加，提前规定好了位置和队形。我们小学每个班选派成绩、纪律、品德最好的学生。好像感天动地一般，那天下着蒙蒙小雨，我们垂头默哀，站得笔直，即使下刀子也会一动不动。
球场与南面的居民区持平，北面的高台比大人一人高还高，太行山红石头砌起的高墙，顶上水泥抹面。高台上一字排开三个单位，西面是工商银行，朝大街开西门；东面是农业银行，朝戏台北面开门，有一个长长的土坡；中间是戏院。戏院正阳门是把高台向里切开一个“八”字型的豁口，两面是水泥斜坡，坡底是无障碍滑道，中间是层层的台阶。
这个门口是孩子们的乐园。首先是滑道成了孩子们的滑梯，或者单独滑，或者三三两两滑，人多滑不动后面就加一个人推。小孩起初是坐着滑，那两条滑道正好比屁股宽些；大点，就立着滑，立着滑对人的平衡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滑不好会出轨，坐着的就停到台阶上，立着的在惯性的驱使下必须跑着冲下台阶；再大点，从两面的斜坡上滑，那坡度有75°，从台阶绕上去坐好，一努身子就鱼贯而下，非常过瘾；更大点，就从高坡上站着滑，两臂张开维持平衡，像雄鹰展翅俯冲而下。各种滑法，能覆盖一至七年级所有的孩子。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无忧无虑，全然不知道家庭的经济基础，每人每天都要见缝插针地玩上几次，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周而复始，不知道滑破了多少裤子和鞋底。后来，又发明了一种“飞檐走壁”，从台阶下起跑，呈弧线从斜坡上跑过，利用惯性，身子几乎横着飞过斜面，非常惬意。
那个滑道还有一种玩法——倒推圈儿。“推圈儿”，是用八号铁丝弯成的推钩推动铁环玩儿。那时家家都有几个铁环，可能是上代弃用的木桶的铁箍。推钩是一个小的“U”钩带着一根垂直方向的长柄。着力点一般在铁环的后下部，这样的推力既有向前的动力，又有向上的提力，铁环不容易脱离，也不容易倒。发动时，左手提住铁环顶部，纵向直立面前，右手用钩推动，小跑一步有了惯性，铁环就独轮滚动形成良性循环。跑得快了，铁环会脱离推钩滚向远方，需空跑追上去继续推住。实在追不上，就滚到强弩之末自动翻倒，打几个侧楞就躺在地上不动了。平时推圈儿都是在平地，是锻炼跑步和平衡掌握能力的游戏。大概是从农民推单轮车演化而来的。在戏院滑道推圈儿，自上而下不好掌握，铁环会自己滚下，人追不上；自下而上推，阻力太大，不好掌握平衡，而且推得吃力。
戏院的南围墙是银白色的铁艺，像林立的红缨枪用两道铁板连在一起。那铁篱笆的间隔，也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那个年代，绝对没有小胖墩，先小心翼翼地调整角度，适时把脑袋钻进去、前腿及前肩探进去，然后侧着把全身蹭进去。尽管有时蹭掉扣子或蹭破衣裳、肚皮，穿墙破壁是不是也充满乐趣？
礼堂的结构与故宫有近似之处，东西两旁两溜平房，是剧团和文化局的宿舍。分内外两个院，中间用两个小边门隔开，那是观众疏散口。前院最中心是高台上矗立的一尊毛主席塑像，顶天立地，十分高大。毛主席身穿双排扣呢大衣，左手抓着呢帽自然下垂，右手立掌侧伸，好像向群众招手，只见老人家满含微笑，目视前方。毛主席严整的衣帽、有力的大手、智慧的头颅、炯炯的大眼、慈祥的眉目、下颌神异的大痣深深潜入我们幼小的心灵，梦里都会跟着他老人家穿山越岭、飞檐走壁。不知不觉感觉离他很近，觉得“北街”就是“北京”，唱“我爱北京天安门”非常自然，非常亲切，就像八十年代流行的《小城故事》，动听而美好。
主席像下是在可以坐人的平台上还有比人高的立台，周围是铁艺护栏，四角种着小柏丛。侧前方一左一右是两盏华灯，水泥柱顶端鎏金的灯枝、灯托，球型的灯泡绽放的花蕊一般簇拥着，放射出柔和的光。华灯灯杆底部有金黄的罗马柱造型，显得十分华贵。华灯周围有比人高的翠柏环绕，庄严肃穆。
主席像前后是水泥甬路，到像前分开环绕。硬化面便于行走，泥土地下雨渗水，节省建材，而且相得益彰。
戏院是一座丁字型建筑。前头的立面是二层楼房，两侧是包间，中间是阳台。阳台是红色木制门窗，传统形式的窗格，庄重古朴；包间蓝砖裸露，玻璃窗框是蓝漆。包间两侧是近两尺宽的水泥面上下直通，正好书写歌颂领袖、祖国和“文革”的气壮山河的巨幅标语。
戏院是三个转轴的大红门，其实只有中间的大门开，两侧门没见开过。入门中厅照壁是苹果绒底凸雕金字的语录牌，上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语录牌两边是进入内部看台的两门。看台后面大概有半层楼高向前倾斜，戏台两侧也有两个小门可以进入后台。折叠式座椅中间是1号，两旁单双号对应，左中右分三部分，被两条南北向甬路隔开；横着正中间和舞台前是两条东西向甬路分别通向四个太平门。两边东西小院是剧中休息的地方和散戏之后疏散通道。
戏院屋顶是人字型托架撑起的瓦房。那托梁是粗壮的方木用钢板铆钉连接，跨度很大，看上去非常气派。据说那方木是原文庙的大柱解开的。据说，赞皇作为宰相故里，文庙的规模黄河以北全国县城最大。文庙是元代赵太保自费修建的，大柱是从远方运来的，造价非凡。文庙拆建之后，镇县之宝“穆王碑”被迁往他处，破“四旧”时被有心人砌进文化馆的影壁，待改革开放以后辗转运到嶂石岩风景区淮泉寺，保存至今。
七十年代几乎没有课外作业，戏院几乎是每晚必去的地方。别看离得这么近，别看入场券只有1毛或一毛五，几乎没有购票观看的记忆。看戏或看电影主要分几种形式。一是学校组织看的革命电影或大节日各单位的文艺汇演，松松活活、堂堂正正地按号入座或者按序就座。我们北街小学的文艺节目在全县乃至全石家庄地区是有名的，本人虽然没有文艺特长，但也因是“三好学生”和学生干部登台参加过大合唱。穿着白衬衫、蓝裤子系着红领巾，高高站在板凳或桌子上，迎着耀眼的灯光放声，深深体验一把什么叫“昂首高歌”。二是拉住一个并不相识的大人（一般是机关干部）的后衣襟，要求“带过去”，他们一般不拒绝。把门的有时严格，一眼识破小把戏，立即无情地推出去；有时心情好，放马过去。三是混进去，挤在观众之间，把门的也分不清谁带着谁的孩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有甚者，一群男女老少硬挤，硬是把半开的大门挤开，把把门的裹入人群。四是等散场，混不进去就在门口死等，等到过了一半时间，买票的进得差不多了，就放行。硬挤和放行是很考验人的，人们一拥而入，波涛汹涌一般，如果站不稳是很危险的。不过那个年代孩子们的体力和平衡能力都出奇得好，从来没听说发生过踩踏事故，只是挤丢小孩，挤丢鞋，小孩哭的情况时有发生。
别看天天想着进场，真正进去了看不懂多少东西，就像鲁迅写的《社戏》，没人关心内容，只是凑热闹。看着看着睡着了是经常事。特别是我弟弟，散场后人声鼎沸直至没人了，他还呼呼睡，喊也喊不醒；扯起来，他立着也能睡。有时不得不一边挠胳肢窝，一边喊“下雨了！”才有点效果，迷迷糊糊得拽回家。
大部分时候，我们的兴趣在散场后没人的时候——我们捡东西。夏天能捡冰棍把儿。有一种游戏是把一把冰棍把儿（竹篾儿）竖在半截砖头上撒手，冰棍把儿自然倒落，玩伴划拳决定先后，用一根把儿凭眼观判断，去挑能动却带不动其他的把儿。如果连带动了算输，由别人挑；不连带别的，能挑下来的归自己，连续挑直到连带动了，转交权利。还捡烟卷包，岗南、鹭江、荷花、菊花、大石桥、红花……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倒不是为了收藏，轻轻剥开，不要损坏，压平，钉成本子。比谁的厚，谁的花样多。钉的时候一般是先区分花色，避免重样；从前到后，分成若干组，每组的样数越来越少，直至最后的“大众货”重复越来越多。钉的本子除了攀比、炫耀，还实用，用来打算草。平时的算草本是用完的作业本，用背面打算草，打完算草也不能扔，交给父亲卷旱烟。这样的“彩本”硬，不能卷烟，用完后成了孩子们的玩具。可以折成三角、四角，后手把自己的角平放在地上让先手打。技巧是或者砸在上面，靠震动把对方的角震反；或者是从悬空的一角砸在地上，靠扇风的反作用把对方的角顶翻；或者是斜抽悬空一角，把对方的角撇翻。翻转了算赢，归己所有，继续打；打不翻算输，转移主动权。烟包还有一种玩法，是叠成数层的“金条”，把金条中间纵向弯成凹槽，先后放在地上，对手凹掌拍地，靠“风浪”把对方的“金条”掀翻，掀翻算赢，先后轮流拍，直到掀翻算一个回合。有时候能捡到少有的汽水瓶盖，装在口袋里叮当作响，比柳宗元《小石潭记》里的“如鸣佩环”还美妙。课间有一种游戏是弹瓶盖，画一条起跑线，前面不远处挖一个小坑，先后用指头把瓶盖弹出去，先手一般弹得很近且很偏，后手选择角度瞄准先手瓶盖弹，先后轮着弹，目的是尽早把对方的瓶盖弹进小坑。玩法近似台球，弹进去了算赢，对方的瓶盖算战利品归胜方。还捡一种东西——烟头，捡回的烟头剥开撕匀烟丝，交给父亲卷烟。那应该算匮乏年代的陋习，父亲得过肺结核，不知道与此有没有关系。有时候运气好，能捡到硬币，在那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年代，即使捡到的钱，一般都交给家长，攒起来等买学习用具；如果一次捡的钱上了五块，就要交给戏院管理人员或学校老师，期待失主寻找。经常会捡到人们遗落的扣子，拿回家放进小红匣，待家人的衣裳丢了扣子，好挑选合适的缀上。时间久了，能一样攒够5粒，过年做新衣裳就省下了扣子钱。
戏院西小院住着一个光棍汉“老顺”，干瘦，佝偻着胸，头发稀疏，嗓子沙哑，长相有点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座山雕”。他可能是戏院常住看门的。他的小屋墙壁又黑灯光又暗，他的衣裳好像从来不洗换，手脸也很少洗，都知道他的屋里有虱子，一般没人招惹他。但是“老顺”有一门“独家绝技”，特别擅长按摩正骨。那个年代，孩子们好动，爱玩爱劳动，扭伤脱臼的事情经常发生。如果找到“老顺”，他不管生熟，二话不说就着手救治，多半能手到擒拿。那个年代别看人穷，人都很淳朴善良，带孩子去看病的，一般都破费带点点心水果，礼轻情意重。我大概不止一次光临“老顺”那个神秘的小屋。
记得有一个冬夜，母亲神秘地说，通过副业组的关系弄了两张戏票，唱旧戏。我不知道什么是“旧戏”，跟父母亲去了，看的是古装戏《林冲雪夜上梁山》。从此，这里真的唱开戏了，剧团排练了大量“旧戏”，也邀请外地的剧团来唱。“戏院”名副其实了，文化生活渐渐迎来了春天。
等改革开放以后，我家承包了几年在戏院看自行车的活儿。观众把车按指挥成排紧凑停好，两个绑在一起烫着或写着编号的竹牌一分为二，一个挂在车把上，一个交给车主。等散场，凭牌合对取车。看一晚上，先是5分，后来涨到1毛。
戏院肯定是上世纪六七八十年代赞皇孩子们心中的一个圣地。光说时间，非常空洞。政治标语就像民间的春联一样，是中国的文化特色。记得我识字以后，县革委门口西侧民居墙上的标语是“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粮局门顶的标语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围墙是“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监狱后墙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土产公司门市顶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戏院四大标语从楼顶到地基，记得其中有两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字数一般多，对联一样。后来街道有了“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抓纲治国”……但党政机关正式场合毛体“为人民服务”几个字从没有变过，成为几代人练习书法的范本。
戏院后来经检验定为危房，不敢使用。至于电影院还属于比较洋气的现代产物，过了若干年，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赞皇县才在县城东南角建起，新世纪以来早被商业化成为“万利福超市”了。
后来，在戏院原址，将两旁的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迁走，改建了新的“文化中心”，县委宣传部、旅游和文体广电新局在这里办公。原丁字型结构前面牌楼的位置加宽延长，建成了现代的三层楼房，三楼开设了大屏幕强音响的“盛唐影院”，后面戏院看台、舞台与最后面的厕所改建成文化局家属院，与文化中心背靠背，朝北槐河路开门。前面的主席像在全面否定“文革”时原本打算拆毁，据说设计的人家里出了恶性伤人事故才作罢。主席塑像本来是红色混凝土掺白色石英渣塑成水磨石质地，保存下来以后被涂上白色涂料，远远望去好像汉白玉雕像，更加圣洁壮观！
现在的门前广场全部水泥硬化，东头的舞台拆掉，变成台阶式看台。两个篮球场向两边挪动，中央的过道更加开阔。广场北边安装了一排溜健身器材，南头安装一台大电子屏，每天播放电影、戏剧和文艺节目，是老百姓休闲的好地方。周边群众在广场南侧安装了好几处蹦蹦床吸引孩子们玩耍。大型节日或夏天周末，以主席像前为舞台，以广场为观众席，露天节目依然丰富多彩。
2021-3-16 11:52初稿，15:48补充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