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广播剧作家刘康达由衷推荐：
《岁月悠悠——王磊回忆录和作品集》是一位共和国同龄人的人生记录和时代写真。此书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王磊作为老知青和资深报人、学者阅历非常丰富，文章涉及门类广泛,内容厚重；是因为他那质朴优美的散文笔法，十分鲜活细腻，情趣盎然；更是因为他那深沉的“仁者爱人”情怀和鲜明坚定的百姓立场，使字里行间洋溢出扑面而来的“人味”。王磊是在身患癌症后抱病完成此书的，就为把自己亲历的时代和人生经验告诉后人。他这位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生命凝结成文字，以表达对亲友、对晚辈、对家乡、对祖国的挚爱,尤其难能可敬！
《岁月悠悠——王磊回忆录和作品集》
童 年 往 事
作者：王磊
人的记忆是神奇的。每个人童年的记忆各有不同，即使是一家的兄弟姐妹，也互不知是从几岁开始记事的。我对童年的记忆从四岁开始，但也只是片段。
我1947年出生在天津红桥区。据母亲讲，从小时候起胃口不好，身体孱弱。那时，正是战争年代，市场上买不到奶粉，只好把白面细筛后打成浆糊，喂到嘴里。在天津时，家里有奶奶、老伯老婶，还有姑妈。我们家已有六个兄弟姐妹，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十几口人共同吃饭。我曾仔细搜索脑中的记忆，四岁以前在天津的生活全然不记得了，哪怕只是片段。
我们家重大的变化是1951年初冬从天津搬家到通州。从此，通州便成为我的故乡。因为我们家孩子多，把大姐和一个弟弟留在天津，我和哥哥姐姐，娘抱着不到一岁小弟弟，一家六口人来到通州。我那时已满四岁，记住了通州火车站，那是很小的残破的小车站。天空阴沉沉的，感觉十分寒冷。下车后，我们到了倪家胡同。这个胡同在通州师范东侧，是个很小的胡同。房子很低矮，里外两间。
五十年代初，通州属于河北省，是河北的一个专区。我们家毕竟是从天津大城市来的，我记得母亲总是看不惯，买东西很不方便，要走很远到西大街小副食店。哥哥姐姐去上学，娘常常要出去买东西，家里只有我，在家里帮助看弟弟，不会抱他，时常背着他。有时，娘忙家务，我自己出去玩。
我们从天津来通州下火车坐三轮车，曾路过新城南门，因为没见过感觉很新鲜。我自己偷偷地从家跑出，找到那个城门。门洞不高，顶部拱形半圆。土黄色的城墙，上面有枯萎的草。门洞很窄，马车不停地穿过，我紧紧靠着门洞一边，不敢多停留。我才四岁多，沿着三轮车走过的路，竟然从通州师范穿过多条街道，找到了新城南门。长大后想起这些还有点后怕。不过，证实了我的识路记路能力。
从倪家胡同走出来，是一条比较宽的街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路边有个木头电线杆，顶端挂着一个红色的大喇叭，每天不分时间的播放着《歌唱祖国》，这是我最早听到并自己学唱的第一首歌曲：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大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成年后我知道了这是王莘1950年9月创作的、周恩来1951年12月签发中央政府令，要求全国广泛传唱。
跟随母亲上街是我们盼望的。从通州师范附近向东走到闸桥那是很远的路。我眼中的闸桥是木桥，连接南北大街。木桥西边不远有一座石桥，称为“闸桥”，据说是古代建的，已经不见石闸。以闸桥为中心，分为南北大街和东西街。那时还没有新华大街，是一条很宽很深的干涸的河。据老人讲，这条河是通惠河的支流，原来有很多水，能行船。现在这条河废了。我看到河底有不多的水流，两侧倒满了垃圾，南北两岸的店铺、住户都往河里倒污水垃圾，又脏又臭。河两边是比较窄的黄土路，晴天灰尘满天，下雨泥泞难行。路边排列着许多卖菜的摊位和各小店铺。路过这里时，我娘总是说，这儿哪是城市啊，跟农村一样，连一条路都没有。
通州最繁华的地带是闸桥向北至古楼，向东有新建的“百货商场”；闸桥向南是南大街，这条街热闹，有一个卖“大顺斋糖火烧”的专卖店。据通县地方志记载，1376年， 有8户西域回族沿运河做买卖迁居到这里。那时南街是一片墓地， 满目荒凉，通州人称“乱坟岗子”。8户回族人在此搭棚建屋。几百年过去了，回族在南大街形成了少数民族居住区。
童年时，这些商业街道去过几次，到1952年就不能走了，因为要修路。新华大街从东段开始，把横穿通州城的通惠河支脉清淤，拆除城墙，在河底用砖砌成拱券形的排水洞，用城墙土填上，形成一条主干道。我们小孩到拆除南城墙的工地，亲眼看见城墙拆除，还修了一条运土的小轨道，工人推着装土的兜车，用土去填那条又宽又长的河。河填满了，上面铺混凝土，打成水泥地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 通州第一项重大工程，取名“新华大街”，意为“新中华所建”。新华大街建成后，闸桥拆除，只留下了“闸桥”这个名字。
六岁前，我家从倪家胡同搬到中山大街103号。那是一座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整个院落，坐落在高高的平台上，比中山大街高出丈余。门前有一棵老槐树，根深叶茂，长年不衰，那是中山大街103号院子的标志。院子里的大人常常坐在树下聊天，我们小孩围着大树追逐嬉闹。从外面回来远远就看见那棵繁茂的大树，大树象征着我的家，象征着温馨，象征着安宁。离开通州50年，每每想起儿时的时光，就会想起那棵老树以及树下给过我的欢乐。
四合院的大门与其他老旧门并无异样。门前有两个小石狮子。进院门是过道门栋，遮住大街喧嚣的声音。进门栋首先看到一座影背，四面青砖，中间白墙。穿门房向左便是四合院落。正房即北房三间，南房三间，东西房各四间。院子地面青砖铺地，当然已经很陈旧了。小院住户不少，都很安静， 各家都没有大声说话的声音，显得清静。我们院面临一条东西向的土路，连接着师范和西大街，称为“中山大街”。这是解放前后通县到北京的主要道路。我们常坐在树下，喜欢看修路。工人们用四根木棒捆成井子形，绑在一块长方形的石头上。有个领工的人，唱着“夯歌”：
“大家加油干哟”，四个砸夯的工人呼应着：“哎 嗨 呦！”
“我们都使劲喲”，“哎 嗨 呦！”
路面的地基就是这样砸瓷实的。我们小孩也跟着唱夯歌，“哎 嗨 呦！”，那是我们无忧无虑最快乐的时光。
我家租的是坐北朝南的房，一进两开，中间是堂屋，两边各一间，分别由两家租用，堂屋两家共用。房子是高大的砖瓦房。院子的主人姓葛，我们称“葛大爷”。他们住南房。葛大爷留着长长的白胡子，面目慈善，待人和蔼。葛大妈可是个厉害的人，瘦瘦的脸，很少有笑容。有什么不满意就站在院子大声喊，哪家孩子在院子里撒尿啦，有人乱扔垃圾了等等。每月该交房租时，葛大妈就像发命令似的喊叫着，“你们都是挣钱的，该交房租啦！” 。不过，因为我们家是从天津大城市来的，葛老太对我们还客气。夏天，我家有个洗衣服的大盆，也可以洗澡。我们每人都轮着洗澡。洗完后，娘给我们换上洗干净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从葛家门前路过，出去乘凉。葛老太见到说，“看看这家人，孩子多，都这么干干净净。”
我六岁时，正是中苏友好年代，这一年，苏联专家来通州帮助开办一所正规的幼儿园。这个消息传到我家，引起我母亲的重视。娘没有文化，但很有见识，看重教育，下决心让我去幼儿园。一天，娘带着我到鼓楼西侧的教子胡同的幼儿园去报名。院子里有一排桌椅，坐着几位老师，对每个幼儿进行测试，问：你家住在哪儿，门牌号码。父母叫什么名字。桌上放二十根火柴，让我们自己数，检查认数能力。经过测试，我开始上“通州第一幼儿园”。
幼儿园要统一服装， 买苏联花布做上衣。中山大街离鼓楼附近的幼儿园很远，家里哪有人送，我每天自己走去，怕迟到，就快步走。从那时起，养成了快步走路的习惯，延续至今。有些人长大后总要把自己描绘成从幼儿起就是“革命者”，他们坚持说学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我的幼年不是的。我在幼儿园学的第一首歌是“丟手绢”：
“丟丟丟，丟手绢，
轻轻的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
幼儿园很正规,三十分钟一节课，课间休息二十分钟。老师带我们玩“ 老鹰捉小鸡”，和“丟手绢”，几乎天天都玩这些游戏。老师每天进行道德、遵守纪律、爱护卫生教育，每人一个小座椅，要求手背后听讲。我们不学课本知识，重点是鼓励幼儿的上进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有一次通州发生大规模流行感冒。我们家人都感冒了，我平时身体弱，经常感冒发烧，奇怪的是这次流行感冒只有我没有被传染。家里不让我去幼儿园，但我按照老师的教育，坚持要去请假。到幼儿园一看，老师也病重，见到我一直摆手，让我快回去。从流感去请假这件事，可以看出幼儿园对我们纪律教育的成效。
当年，我最喜欢广播电台的少儿“小喇叭”节目。每天都能听到“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滴滴答，滴答。”听到这音乐，我跑到院子里，站在邻居家窗下，听孙敬修老师讲的《西游记》。每天讲一段，听了一段，还想听下一段。唐僧、孙悟空师徒四人的故事深深的吸引着我。那时我家有了最小的妹妹，已经八口人了，只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没有钱买“话匣子”（收音机）。
幼儿园两年后我们被整体送到“司空分署街县立第一小学”，简称“一小”。
“通州司空分署”是明代设立的专管工程的机构，署前不少居民居住，形成街道，故称为司空分署街。清末机构撤销，司空分署不再设立，民国初年，在原址建立了县立小学，即司空分署街小学。这是通州最早的小学。因为这个小学历史悠久，通州的优秀教师集中在这所学校。小学一年级班主任朱德秀是一位很年轻的女老师，和蔼可亲，从不训斥我们。课间她带我们做游戏，教我们唱歌。教的第一首歌曲是几十年延续至今的“上学歌”：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小鸟说，早早早，
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
爱学校，爱劳动，
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
从一年级开始，我学习成绩优秀，每学期都获得“优秀学生”或“三好生”奖状。家长十分高兴，把奖状贴在墙上。我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在校园大操场上举行很庄重的入队仪式，开始学唱“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加入少先队不仅仅是光荣，更是一种督促， 要求在各方面都要先进。我是班里第一个中队长，左胳膊上戴两道红杠的中队长标志。小学六年我一直是班干部，对成年以后的思想方式以及与群众交往、做群众工作有很大帮助。因为是班干部，学习必须最好。小学毕业考初中时，我的数学以满分考入通县二中。
童年时光快乐有趣，从小学到初中，我们玩很多游戏。“跳房子”男女生都爱玩。在地上画一个个格子的“ 房子”，把沙包丟在格子里，单脚把沙包踢进下一个格子里，都踢完就是胜利。男生爱玩“撞拐子”，手抱一腿，另一条腿跳动，进攻、后退，用手抱腿攻击对方。常常分组混打成一团，难分胜负。
男同学爱玩“拍宝”， 那是论输赢的，手掌拍对方的纸牌，拍翻过来，就得到对方的纸牌。
我们家兄弟最爱“ 弹球”。在地上挖个坑，拿自己的玻璃球弹对方的，弹得越远越好，再把自己的球弹进坑中，就赢对方一个球。街上卖玻璃球，很好看，透明中带有月牙形彩色图，但很少买，都是比赛赢取。我们赢的球放在一个黑色烟叶小袋子里，有一次上街时丢失了， 太可惜啦。毕竟年幼无知，我们兄弟几人竟然到派出所报案！如今想起，可笑至极。
胡同往往就是体育场，不管多么简陋，只要玩得高兴就是目的。我们常玩“跳山羊”，一个弯腰当山羊，其他人从后面跳过去。这个游戏为体育课的跳鞍马做了铺垫。
我还喜欢养蛐蛐。家里的大小罐子，只要能用作养蛐蛐的，摆满了窗前床下。秋天，走到哪里我都能从蛐蛐的叫声中判断出蛐蛐的品种和优劣。有一次邻居小伙伴们提出挑战，谁敢夜晚去护城河外的坟地里去捉蛐蛐。我应战。与邻居小伙伴一起，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拿着手电筒去南城墙外，过了护城河，是一片芦苇，再向南走就是坟地，寂静无声，阴森恐怖。我们远远的就听到一个叫声很棒的蛐蛐，走到跟前，竟然在坟头边上的一个骷髅里，捉蛐蛐心切，什么都不怕，终于逮住了一只又黑又亮的蛐蛐。整个秋天，谁家的蛐蛐都斗不过我们这只蛐蛐。我还喜欢养小鸟。学校门口有人卖百灵鸟，我下决心买了一只。卖鸟的人说，拿好了，别飞了。我把手放在兜里，紧紧握住小鸟。到家一看，鸟被握得太紧，死啦。四年级时我养小雏麻雀，它总是叽叽喳喳，黄色的嘴岔张得很大。它会飞时，每天都在窗户上飞来飞去，等待我回来。放学回家，小鸟立刻飞到我肩上。我常带它出去，走出院门，让它自己飞。当有人惊动时，它迅速地飞过来，我伸出手，它落在手指上，真好玩的，很多小孩羡慕不已。小鸟每天晚上都要飞到我床上，钻到我脖子边睡觉。最让我难过的是，一天夜晚，我把小鸟给压死了！从此，我再也不养了。
小学时有一件事让我难以忘记。那是我家从中山大街搬到公园下坡小学对面的汤家胡同。这是一条宽大的胡同，我们家住在胡同最北端，这是个死胡同，隔一条墙北面是通县毛毯厂。那时毕竟还小，也淘气。有个腿残疾的老头儿，每天在汤家胡同口摆摊，卖糖果零食，有米花糖，水果糖等。他很辛苦，从早到晚，摊位一直摆着。天黑了，他点一个橘黄色的小油灯。冬天，我们放学走到汤家胡同时天已经黑了，远远的就看见那盏小油灯散发的橘黄色。小油灯的橘黄色成为胡同的标志。
每天走到胡同口，总要从残疾老头儿身边走过。家里若给点零钱，我们就在老头儿这儿买糖果。有一次中午上学，我们淘气，手抓沙土，撒到摊位的糖果上。米花糖沾上沙土无法卖，残疾老人面无表情，我们赶快跑了。猜想，他不认识我们，不会有什么事。谁知，下午放学回家，这位残疾老人竟然找到我们家来了。家长训斥我们，拿钱赔偿。残疾老人摆着手说：“不用啦，不用啦，教育好你们的孩子。”
这件事过去后，我心里挺懊悔，懂得了不能做坏事，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这是小学期间犯的唯一的错误。从那以后，接受教训，凡事都要想到怎样有利于他人。
汤家胡同口的小油灯每天依然亮着。每次路过，看到油灯映照着残疾老人的脸，油灯下，他脸上的皱纹更深了。我心里很可怜他。
一个橘黄色的油灯伴随着残疾老人。
过了一年，又是初冬，晚上放学忽然看不到那橘黄色油灯。一连几天，汤家胡同口唯一的灯光不见了。熟悉这位老人的邻居说，残疾老人去世了，他是孤寡老人，死时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我原本懊悔的心变成痛心，每天路过胡同口，总想起那老人，那油灯。
橘黄色的灯光，灯光下的残疾老人，永远留在我童年的心里。
王磊，1947年出生，5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1968年从北京通州潞河中学赴内蒙凉城插队。此后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先后在《乌兰察布日报》社、《北京民政报》社任编辑记者和总编、社长等职务，写作新闻、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等百余万字。长期深入基层，关注百姓命运，歌颂改革功臣，揭示社会问题，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支持和领导的重视。倡导并擅长以散文笔法写作报告文学和新闻。曾获得30多个内蒙古、华北地区和全国的新闻奖项。
刘康达，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通州区文化馆正高级研究馆员（退休）。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创作《运河人》《共和国赤子》《扫雷英雄杜富国》等广播剧作近30部，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5项、中国和国际各种奖项20余项。出版130万字的《刘康达剧作集》。获北京市“劳模”称号，个人传略被辑入《中国戏剧家大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