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主要矛盾”、“青春梦想”……，这个刚刚过去的十月，一场五年一届的盛会让这些并不陌生的名词有了新的含义和解读。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习近平）。”相信每一个龙的传人听到如此气势磅礴、激荡人心的声音，都会生发新的期待、新的梦想。

十月，充盈粮仓、氤氲梦想的季节，传播大道、继往开来的季节。

闻道十月，对在场朋友而言，具有别样的意蕴。 

正如诗歌、戏剧、小说各有其道，散文之所以是散文，自然也有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型的本质特征和写作之道。从《散文：在场主义宣言》中我们已经知道，“四非”即非主题性、非完整性、非结构性和非体制性，构成在场散文的四大文体特征。作为一名写作者兼评论者，本人带着对“四非”的诸多疑问与困惑再一次问道于“闻道”，聆听了在场主义创始人周闻道先生的真知灼见。

问道：就我本人的写作体验来说，非主题先行的文章往往也是比较满意的。然而，就一般写作而言，下笔之前总要有基本设想和写作动机，也就是立意，否则可能会偏离写作初衷。“非主题性”即“随意性”是拒绝立意的。那么，到底要不要写作初衷？应该先有题，还是先有文？

闻道：非主题性是在场主义关于散文性的文体特征之一。对此，在场主义有明确确定的定义，包括“作者真性情、真文字的自然流露”、“随意写来”、“不需要预先设立什么确定的主题或中心意义”等核心要义。这个定义主要包括三层意思：其一，强调散文写作的随意性，主张用本真的语言呈现作者真性情。其二，强调不要“预先设立”“ 确定的主题或中心意义”。这里要弄清“有感而发”与“预先设立”的区别：前者包括在“有感”之后、你所说的“下笔之前总要有基本设想和写作动机”，是应该的，不可少的，也可以说是散文写作的规律要求；也显然是先“有感”后“而发”。后者实际上是俗套僵化的“主题先行”，有违散文写作的规律。其三，也是最关键的，强调对意义发现的独特性、深刻性、广泛性，让存在的意义更加充分地呈现，审美空间更加宽广，“不同的读者，从同一篇散文中读出不同的意味”。这决不是靠“预先设立什么确定的主题或中心意义”能够解决的问题。

问道：散文写作“非完整性”具有片断呈现与散漫的特点，表现为对宏大叙事和元叙事的拒绝，对全景式和全知全能描写的摒弃。有的作者为追求文章信息量总愿意呈现更多的内容，以致出现“滥文”“滥情”“滥智”，没有自己的发现。此类现象在亲情散文、采风散文都有。请问，在题材选择或素材取舍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如何克服“滥文”“滥情”“滥智”，做到片段而不偏颇、散漫而不泛滥？

闻道：非完整性是在场主义关于散文性的又一文体特征。这一特征，是由散文的“前世”——从“说话”开始，散文的“基因”——由“散句”而来决定的。宏大叙事和元叙事，都是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中的重要思想，前者指一种“完整的叙事”，有人又称之为无所不包的叙述，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后者又叫“大叙事”，指的是完整解释，即对历史的意义、经历和知识的叙述。两种任务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散文所能承担的。尽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散文”运动后，也出现了一些写宏大题材的长篇散文，如齐邦媛的《巨流河》、王鼎钧的回忆录系列、任林举的《粮道》、周闻道的《暂住中国》《国企变法录》等，但从文本和叙事方式而言，仍属片段经验范畴。

很显然，“片段经验”要求在题材选择或素材取舍上，应侧重于从“片段”切入，曲径通幽，深入挖掘，写深写透。而不是大而哗之，大而浅薄，大而空洞，面面俱到。克服“滥文”、“滥情”、“滥智”，做到“片段而不偏颇、散漫而不泛滥”的关键，就是要注意发现和突破，不要追风赶浪，不要炒陈饭。在文字上辞达即可，既不要重复表达，也不要过度表达。即每一个书写的东西，都是具有自己独特发现性的、别人没有写过或达到过的高度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的价值就在于发现，每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发现，都是向极限的挑战。

问道：如您所言，每一篇散文都是一个偶然，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未知的历险。的确，“非结构性”不仅是散文区别于小说、戏剧、诗歌的文体标志，也是散文区别与公文、论文的重要特征。但是，“非结构性”是否就是完全不要写作框架或创作构思？纪实散文是不是讲点结构好？怎样做到在发散之中能放能收？

闻道：非结构性是在场主义关于散文性的再一文体特征。所谓结构，指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搭配和安排。散文写作的随意性、散漫性、自由性和写作过程中的或然性，拒绝了任何形式的固化和结构介入。但这并不是说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即用文字表达自己的发现时，不需要思考一下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一个好的题材，一个独特的发现，总需要一个好的语言形式来呈现。要做到在发散之中能放能收，就必须紧紧抓住你发现的“意义”来叙事和书写，让意义的深刻多维，蕴含于文字的自由灵动散漫之中。

问道： “非体制性”的关键词是自由表达，强调作者的亲历性、个人性。请问，在散文写作中，除了尽量少使用体制性语言之外，还应该注意些什么？怎样做到自由而不放任、主见而主观、鲜明而不偏激？

闻道：非体制性是在场主义关于散文性的另一文体特征。前面谈到的散文的前世今生和基因，已充分说明散文是非常个性化、自由散漫的文体，拒绝任何体制因素的介入。这除了体制语言，还有体制思维、体制叙事方式等。特别是体制思维，很容易使对象世界的发现因带着体制视角而偏光走差，妨碍对本质和真相的正确发现，让散文成为体制的文本标签。在拒绝体制介入中要“做到自由而不放任、主见而不主观、鲜明而不偏激”，关键就是要“面向事物本身”，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非体制性和拒绝体制的介入，是针对散文性特点和写作规律而言的，而非是与体制作对。存在决定本质，存在决定意义。最好的效果，是在呈现真相中与体制二元友好。在场批判的原则是“真实，善意，构建”而不是“放任、主观和偏激”。

问道：听您一番论述，有豁然洞开的感觉，具体到写作实践，还可能是云里雾里，看来知道、悟道、识道、得道需要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

闻道：呵呵！道非道，非常道。道可或得，而闻无止也！

闻道也罢，悟道也罢，要真正的知道、识道，需要一眼窗，一眼解放自我、认知众生、启蒙心智、接纳天地、观照当下、洞穿古今的窗。

在场十月“东窗·西窗”微散文中的“窗”，是东边和西边的，也是南边和北边的；是有形或物质的，也是隐形或精神的；是方形或矩形的，也是三角形、菱形或多边形的；是开向四面八方的，也是开向大地天空的；是依附于某个房室物体的，也是单独架设于宇宙山川的。世界上没有相同的窗，同一眼窗没有相同的世界。我们遇到的每一眼窗都是有意义的存在，只要心窗敞开，就会有不尽的惊喜发现。

《窗外那棵树》（庆洁）中的窗，有充满禅意的世界或生着多种意象的树。《东窗日出西窗雨》（汪徐德）中的窗，是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的感情纠结或一个人时常会遇到的多重困惑。《窗犹在》（郭爱国）通过对大舅这个名木匠的梦祭，试图追回“一棵树活在墙上”的木窗岁月。《囚鸟》（邓文静）中那位放飞笼鸟、告别体制、打了三份工的单身母亲，用绝望中的觉醒给自己打开一面新窗。《一窗花开，一窗花谢》（高影新）通过老窑洞窗户的新旧交替，呈现了发展的艰难和农村的变迁。《吉潘阿木》（袁志英）以一位老师对一名少数民族学生的愧疚，打开一面纠正偏见的小窗。《大葱的味道》（田草）借一个东窗事发者的悔恨之泪，开启一眼警醒之窗。

我从一名扶贫工作者的视角和丝毫不怀疑其真实性及在场意义的真诚，为《一扇被遗弃的窗》作者刘珍点赞。该文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以一位兽医的身份呈现了两位活生生的底层孤苦老妇人的形象，一位是七十几岁还要照顾疯儿子的养羊老太太，一位是四个儿子死了两个、独自住在像粪圈一样破棚屋的九十几岁的老太太。以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破棚屋对面那扇红漆大门和中年妇人“砰”的关门声。是什么让两位本该享有天伦之乐的老人陷于物质精神双重困境？那扇被遗弃的破窗内外有多少冷漠、麻木和无奈？作者那双能防治牲畜疾病、能编制在场图文的手，岂能治得了世道人心？我只想说，说出就是敞亮，在场就是担当。

窗外的世界很精彩，窗外的世界很无奈。由此，在场这一双双东张西望、上下求索于“东窗·西窗”之间的目光才如此炽烈。也因此，无数的风景和秘密，都在彼岸等我们去发现、去破解。

闻道不止，行者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