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时代，依稀记得在一个冬天的下午，父亲从县城带回家一个20厘米见方的木匣子，那木匣子红壳，正面的中间是一个网孔圆，里面还有一个小喇叭，父亲小心翼翼的将它挂在墙上，然后用一根电线穿过屋子，挂在了从大队抻进小队的电线上。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外面还飘雪花，我正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发呆，突然一阵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屋子，接着听见有人说话，一会儿男声一会儿女声……我惊恐万状，急忙爬出被窝，望着呆呆站在屋里手拿扫帚的姐姐，她也不解的摇摇头，我们努力搜寻着声音的来源。最后，目光落在了那只木匣子上，我张大嘴巴惊喜的喊道：“姐，是这个怪物在响”。父亲这才走过来神秘地说：“那个木匣子叫有线广播，广播里挤满了男女老少，他们不吃不喝，不怕冷热，整天不是说话就是唱戏”。对此，我倍感神秘，好长时间迷惑不解，在那新奇和优美的戏曲中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大概四五年级的时候，一天中午，我看见父亲把那个木匣子从墙上摘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立在桌上的一台可以收听多套节目的崭新半导体。从那以后，每次放学回家，我都迫不急待的打开收音机，从中，我能听到孙敬修爷爷讲的妙趣横生的故事；能听到袁阔成老师讲的扣人心弦的评书；能听到张学津先生演唱的优美动听的《甘露寺》 ；还能听到一些洋腔洋调的外国话……那台收音机给我童年时代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延伸了我的视野和梦想。

后来，那台坏了几次的收音机老的再也“无可救药”了，父亲便让城里的伯父带回来我们家第三台能说话的物件——一台那时农村还不多见的收录机。收录机更是妙不可言，不光能听到电台的节目，还能播放自己喜欢听的磁带，更让我们兴奋的是，它还能把我们的说的话一字不漏的录上去，然后在原汁原味的放给凝神恭听的小伙伴们，让他们开心地笑个够。

然而，令人钟爱的收录机也没有风光几年，便不声不响的躺在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组合音响、平板电视也纷纷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如今我们也已长大成人，搬进了城市，也当上了爸爸、爷爷。不知不觉中，父亲也渐渐地进入了90岁高龄。现在，每当我们做在沙发上欣赏电视带来的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时，我的思绪都会回到那个下雪的早晨和含辛茹苦的父亲，也便情不自禁的想起小时候清贫艰苦的日子，想起那只给了我快乐、令我难忘的有线广播和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还有童年时期西坡、东升等让我难忘的小伙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