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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小人物
作者:河北省采风学会第一分会

难忘的小人物
刘维嘉
  这些日子,心里颇不平静,想起了过去那令人难忘的小人物。
  过去年间,我经常接触许许多多普通的劳动者,各色各样的小人物。时过境迁,如今在大街小巷已经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身影儿了,有的行当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悄然隐退。但我仍然记忆犹新,深深地怀念着他们。
卖百货的老大爷
  少年时代,在县城经常看到一位老大爷推着百货车,摇着拨浪鼓沿街叫卖。
  那是一辆手推双轮售货车,车的上面平放着木质货柜,货柜分成好些格子,小格子上面盖着折叠玻璃小门儿,里面分别放着针头线脑儿、铅笔文具、烟袋和烟袋嘴儿、线袜鞋垫儿、绣花线和子母扣儿、松紧带儿和女孩子跳绳用的橡皮筋儿。车上还有搪瓷脸盆、暖壶、棉布被单、秋衣秋裤、球鞋和那年月流行的黑面条绒懒汉鞋。在货柜中间部位的两侧,固定着木质竖杆,上面用横杆连接着,在横杆上挂着鸡毛掸子、鞋带儿和腰带。
  卖货的老人个子不太高,身体有些发胖。他的头上长着很短的齐刷刷的白发,眉毛也全白了,几根长寿眉特别的显眼儿。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总是挂着热情和蔼的微笑,我们胡同儿里的男女老少没有不认识他的。
  他经常推着百货车从胡同儿的西口儿进来,把车停在较宽敞的路边儿,拿起拨浪鼓有节奏地摇起来。那个拨浪鼓的杆有一尺多长,上面依次排列着三个鼓,最上边儿的是一个小铜锣鼓,中间的是稍微大一点儿的皮鼓,下面的皮鼓就更大了,在三个鼓的两侧,都有线绳儿,一头儿固定在鼓边儿上,另一头儿有小珠子。每次摇波浪鼓,老大爷就用右手握着拨浪鼓下面的杆子,把拨浪鼓向前倾斜着举起来,左右摇晃,那些珠子就反复地敲打着鼓面,拨浪鼓声,响的很远,在院子深处都能听到。院子里的人一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就知道卖百货的来了,最先从院子跑出来的是小孩子们,都是来看热闹的。大姑娘小媳妇来到车前,都是买一些头卡子、绣花针、绣花线、雪花膏什么的。老太太买顶针儿、扣子、针线。抽烟的人有的买烟嘴儿,但更多的是买卷烟纸和打火石。在百货车前,总是围满了人,有买东西的,也有和他聊天儿的,小孩子们常常围着货车跑来跑去,相互追逐着,打闹着,不亦乐乎。
  遇到没人来买东西,他就收起拨浪鼓,推起百货车,迈着稳健的脚步向胡同儿深处走去,不大功夫,拨浪鼓的声音又从那里传来,在胡同儿里回荡。
那天傍晚,我们去西海子电影院看电影儿,当穿过鼓楼门洞儿后,路过一个小百货店,在那里看到了熟悉的老大爷和百货车,那是只有一间房的小百货店,坐落在马路的东侧,只见那位老大爷正忙着从货车上往店里搬货物。
过了若干年以后,那里已经不卖百货了,熟悉的老大爷也不知去了哪里。
“马大人儿”
  从前,在我们大杂院儿斜对面儿,有个大车店,紧挨着大顺斋糕点厂,我和院儿里的孩子们经常到那里玩儿。
  在大车店里,我们认识了“马大人儿”,都称呼他马叔叔。
  马叔叔40多岁的样子,矮胖,个头儿才和八九岁的孩子一样高,走起路来,左右摇晃,脚步很快。他那黑红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胡同儿里的人们都认识他,习惯称呼他“马大人儿”。
  那个年月,还没有普及汽车运输,大车成了民间运输的“主力”,大车靠驴、马和骡子拉。这些大车用的是木轱辘,更多的是胶皮轱辘,都是两个轱辘的,后来有了四个轱辘的。大车店的空间比较宽敞,可以停放好几辆大车,东边儿还有拴喂牲口的地方儿。“马大人儿”就在大车店看门儿,每天天不亮,他就早早起来,用竹扫帚把大车店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们院儿上小学的孩子放假了,常到大车店玩儿,“马大人儿”很喜欢孩子,他常给孩子们讲故事,有时还拿稀罕的豆饼给孩子们吃。夏天,大车店常有苍蝇、蚊子甚至牛虻,“马大人儿”就用手里的芭蕉扇给孩子们驱赶这些害虫。遇到胡同儿里来卖五香芽豆的,他经常买点儿,自己舍不得吃,全分给了孩子们。
胡同儿只有两个自来水管儿,一个在民族小学门前,另一个在胡同儿的东头儿。我们院儿里也有自来水管儿,大人们看到“马大人儿”不方便去挑水,常常用水桶接满水,送到大车店,倒进门口儿的大水缸里。有的人家儿还把节省下来的粮票儿、布票儿、工业券送给“马大人儿”,每次给他,他都不要。这些家长没办法,只好把这些票证放到“马大人儿”旁边儿的小桌子上,马上转身离开,“马大人儿”只好收下。
  春秋季节,“马大人儿”经常穿着掉色的打着补丁的蓝布褂子和黑布裤子。补丁再次破损后,他就自己缝补,还买来染布的染料,用黑铁盆在煤球儿炉子上煮染,有人见了问他:“为什么不买布做身新衣裳?”他说:“自己的布票儿都给爹娘了,衣裳破了补补,再染染,就变成新衣裳啦。”春节前夕,大院儿的不少人家儿给他送去小楼儿买的年糕坨儿,还有水果糖、花生、葵花籽儿,他都舍不得吃,说是给爹娘留着。
  已经记不清大车店是哪年哪月没有的了,以后,再也没见过“马大人儿”。
我到残联工作以后才得知,“马大人儿”患的是侏儒症,类别属于肢体残疾。时常想起他,多么想再见到他,继续听他讲故事。
送煤的“黑大个儿”
  胡同儿的中部有一个国营煤店,在民族小学的东侧,现在的人民商城所在位置。
  煤店南北贯通,行人和车辆可以穿行,过了煤店就是新华大街。煤店的场地很大,北侧是开票处,东侧盖着高高的车间,车间的南墙根儿码放着蜂窝煤,中间堆放着煤球儿和劈柴,旁边儿有卖煤球儿用的地秤和煤球儿筐。工人们常在那里用筛子摇煤球儿,以后有了摇煤球儿的机器,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后来有了带自卸功能的运煤汽车,这些汽车满载冒着热气的机器煤球儿,行驶在大街上,把煤球儿送到各个煤店。后来,烧煤球儿的渐渐少了,很多居民都改烧蜂窝煤。
过去,煤炭都是按人定量供应的,要带煤本儿才能购买。
  居民去煤店买煤,有的人家儿买了煤,都是自己往家里拉,而大多数家庭是先到煤店开票儿,交了钱,再支付一点儿运费,带好收据,回家等着送煤的来送。
常来我们院儿送煤的是一位魁梧壮实,浓眉大眼,说话瓮声瓮气,40多岁的大个子。他的头上、脸上、手上和身上总是覆盖着一层黑煤灰。他对院子里每家每户的情况都非常熟悉,每次来送煤,总是准确无误地来到各家各户门前。他对我们这些孩子也很熟悉,知道我们是哪家哪户的。他每次送煤来,院儿里的人们都会给他递上小板凳儿,让他歇歇脚儿,给他沏上茉莉花儿茶或者“高末儿”,可他总是顾不上歇歇,喘口气儿,喝口热茶。到了冬季用煤高峰,他就更忙了。
  要送的煤球儿都是用荆条编的筐装着,每个煤筐能装50斤,煤筐上有两个对称的耳朵,用来提筐用。这些筐在送煤的三轮儿车分上下两层摞着,车上还放着乌黑锃亮的扁担。“黑大个儿”推着三轮儿车,习惯用双手紧握车把,左肩膀上还要套着绳子,另一头儿挂在三轮儿车上,身体往前倾着,头低低的看着脚下的路面儿,双脚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迈。到了我们院儿的大门口儿,他把车停稳,在车后面用车上的砖块儿给车轱辘打好眼儿,然后把扁担放到肩上,用钩子分别钩在两个煤筐的一个耳朵上,他的两只手分别握住两个煤筐的另一个耳朵,挑起一百多斤的煤筐,一步一晃地,迈着沉重步伐向前走,缓慢走上高高的斜坡儿,走进院子,把煤送到买煤的人家儿。
  后来,烧煤球儿的越来越少了,居民们逐渐喜欢上了干净的蜂窝煤。赶上送蜂窝煤,“黑大个儿”就用木板儿搬煤,尽管他戴着围裙,但身上仍然布满黑色的煤灰。
  1986年,我们家搬到了北苑,就再也没有看到送煤的“黑大个儿”。
“磨剪刀的”
  那个年月,“磨剪刀的”都是中年汉子,也有一些老头儿。从他们的口音中,就知道他们不是本地的,有天津的,也有山东的,还有河北唐山的。
  “磨剪刀的”似乎都是一模一样,他们戴着再生蓝布做的围裙和套袖,肩扛一个长条儿凳子,一年到头儿穿行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边走边吆喝,兜揽生意。
在长条儿凳子一头儿,固定着两三块儿磨刀石,凳子腿儿上还绑着罐头盒做的水罐儿,里面放着水,插着绑着布条儿的木棍儿或铁丝,磨剪刀前,要从水罐儿蘸水往磨刀石上涂洒。凳子的另一头儿绑着坐垫儿,还挂着一只小木箱,箱子里装着锤子、钢刀等必备工具。他们常用的磨刀石有七八块儿,表面粗细都有。他们的吆喝声非常悦耳,在院子里,经常会听到“磨—剪—子嘞——戗—菜—刀———”的吆喝,声音很有节奏感,尾音往往拉得很长,还夹带着韵味儿。有的还带着铜号,站在胡同儿里吹,铜号和少先队员吹的号一个摸样,不同的是,铜号的表面有很多地方儿都磕瘪了。他们吹的号从低到高只有两个音节,声音很大,传的很远。还有的带着铁片儿做的快板儿,边走边呱嗒,那“哗啦!哗啦!”的声响也是很有节奏感的。每当这些声音传到院子里,大人们就会拿着剪子、菜刀来到胡同儿里,让“磨剪刀的”给磨。
  磨剪子、磨刀的方式很简单,他们从肩头放下长凳子,骑坐在凳子上,低头猫腰儿干。在开始干活儿前,先要用水把磨刀石浸透。“磨剪刀的”双手由于长年的劳作,手背很粗糙,手掌满是老茧,尤其是大拇指和食指上更是布满厚厚的茧子,有的还裂着小口子。
  过去,人们常用的剪子有长剪、短剪、圆头剪、尖头剪,磨剪子之前要先看看剪子与磨刀石的角度,剪子中轴的松紧。当剪子的两片合在一起后,剪子尖儿必须对齐,不松不紧。“磨剪刀的”把剪子磨好后,对那些剪子把儿过松或过紧的,就用锤子敲打剪子中轴进行调整,直到松紧合适。然后用布条儿试一试剪子快不快。剪子磨好后,他们再递给剪子的主人试试,人家满意了再收钱。
  “磨剪刀的”在磨刀前,先用手捏捏刀背儿,再眯起眼睛看看刀刃儿该如何磨。磨刀分为粗磨和细磨两道工序,粗磨用粗石或废砂轮儿,细磨用深灰色磨刀石。刀磨好后还要看看刀把儿的铆钉是否松动,如果松动了,他们就用小锤子敲紧固牢。对那些刀刃儿已经很钝的菜刀,要用戗刀加工,戗刀是用锯床上的钢锯条制作成的,戗刀刀把儿约三十厘米长,刀把儿的两头儿有木头把手,与刀呈十字形。戗刀时,把菜刀平放在长凳子上,用木塞塞紧,“磨剪刀的”用肚皮顶住戗刀把柄的顶端,双手分别抓住戗刀两侧的把手,用足劲儿向前推动戗刀,一刀一刀地在靠近菜刀刀刃儿的地方儿削去薄薄的一层,宽有两厘米左右,然后,再按常规把刀刃儿磨快。
  后来,“磨剪刀的”不再肩扛长凳子,他们用上了手推车、自行车、三轮儿车,但吆喝声却始终不变,还是那句耳熟的老调儿和铜号声,只有铁快板儿的声音听不到了。
剃头匠
  过去,县城的理发店仅有七八家。邻居之间,谁的头发该理了,都找会理发的帮个忙儿。赶上大人工作忙,顾不上给我们推头,就给我们一毛钱,让我们找走街串巷的剃头匠。剃头匠常常肩挎装着理发工具的书包,手里拿着一个形似镊子的钢叉,行话叫“唤头”,那是剃头匠在走街串巷时普遍使用的一种行业标志性用具。它是用两根条铁做的,一头儿烧结成把儿,另一头儿微微张开,有一尺多长,左手拿着它,右手用一根儿大钉子,不断从两根铁条儿的缝隙中间向上蹭着挑,发出响亮的“嗡—嗡—嗡—”的声音,代替了他们的吆喝声。人们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剃头匠来了。我们小孩子推头也爱扎堆儿,钱是各拿各的。我们把剃头匠叫进院儿里,谁想推头就从家里搬出凳子来,坐在院子里推。剃头匠用的是手推子,赶上推子夹头发,我们都会疼的呲牙咧嘴的。遇到这种情况,剃头匠就会调调推子上的旋钮,一直调到不夹头发为止。
  西院儿的一位老大爷喜欢剃光头,他每次剃头,我们总是围在旁边儿看。剃头匠先用长长的毛刷子在放着胰子(即肥皂)水儿的茶缸子里沾一沾,在老大爷的脑袋上麻利地、均匀地涂抹,随后拿起剃头刀儿,在牛皮做的杠刀布上摩擦刀刃儿,让两面儿的刀刃儿锋利点儿,然后就开始刮,老大爷的头发随着肥皂沫儿一起被刮下来,露出灰白色的头皮。
  现在,理发店到处都是,剃头匠用的都是电推子和干电池推子,也不用走街串巷了。剃头匠使用了不知多少年的“唤头”也进了博物馆,但是“唤头”的“嗡—嗡—嗡—”的声音,还经常在我的耳边萦绕。
卖报的老人
  我家后院儿住着旅美华侨池姥姥一家,她非常喜欢看报纸,尤其喜欢看《人民日报》和《北京晚报》,每天都从来胡同儿卖报的老人那里买。
  这位老人瘦瘦的,个子很高,头戴褪色的蓝布帽子,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儿,两颊深陷进去,脖子细长,他的喉结突出,说话的时候儿,喉结一动一动的。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自行车的大梁上系着褡裢,车把前还拴着绿色帆布包儿,里面都放着报纸。他的声音清脆宏亮,在屋子里都能听到他卖报的吆喝声儿:“人—民—日—报——!北—京—晚—报——!”
  每次听到卖报老人的吆喝,池姥姥就会赶紧出来买报纸。有时候,卖报的老人也会把报纸送到池姥姥的屋门口儿。邻家已经上小学六年级的一位姐姐也经常从他那里买《中国少年报》。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许多报社停刊了,从此,卖报纸的老人就再也没来过,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位老人姓党,住在西海子一带。
看车的安全员
  县城40岁以上的人也许还记得,在鱼市口儿南侧,通州百货商场旁边儿,那位看自行车的人。
  他中等个儿,年龄在50岁上下,风吹日晒把他的脸变得黑红黑红的。他的胳膊上佩戴着红袖标,上面印着“安全员”三个黄字。每天早晨,他带着四条腿儿的木凳子、暖壶和一个大茶缸子,准时来到他的岗位。在看自行车的同时,还负责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提醒过往行人和进出商场的人们注意交通安全。
  他常常拿着铁片儿做的喇叭进行宣传。这种喇叭的小头儿可以扣在嘴上,另一头儿从小到大呈圆锥形状。每次路过那里,都会听到他高亢嘹亮的嗓音:“同志们,为了大家方便,请按顺序停放自行车。”“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秩序。”“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为人民服务,请大家扶老携幼,照顾好不方便的人。”后来,他用上了装着电池的手持电喇叭,声音更加响亮了。
  鱼市口儿一带有县城的首家大商场,小商店也很多,自古以来就是商贾云集之地,在那里存自行车的比较多,自行车有永久牌、凤凰牌、飞鸽牌,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这些自行车的颜色主要有黑的、绿的。当他看到来存车的人没有码放好自行车时,就走过去把自行车码放好。有的自行车被大风刮倒了,他就给扶起来,看到有的车把歪了,他就用双腿夹住车前轱辘,帮助整整车把。
  后来,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儿。
掏粪工人
  我们大杂院儿有五排平房,住着十几户人家。院子最后一排房的后面有个公用厕所,从大门口儿到厕所来回要走100多米,上下十几个台阶儿。
县清洁队的掏粪工人们总是定期来掏粪,每次来五六个人。
  他们是坐着大粪车来的,粪车是用货车改装的,上面固定着圆形大粪罐。他们每次来,都坐在大粪罐上,身旁放着大粪桶和大粪勺儿等必备的掏粪工具。大粪桶有一米多高,圆锥形状,桶口儿大,桶底儿小,上粗下细,从上到下箍着五六道铁箍。工人们都身穿劳动布工作服,肩膀戴着厚厚的圆垫子。
  掏大粪是个体力活儿,大粪桶装满粪便后有100多斤重。掏粪的工具有两种,一个是橡胶粪勺儿,用来掏粪便,一个是小吊桶儿,用来舀粪汤。到了冬天,还要带上长把儿铁勺子和扁铲,扁铲安在长长的木棍儿上,用于铲茅坑儿里结冰的大粪,然后再用铁勺子崴出来,装入大粪桶。
  记得那天去厕所,看到掏粪工人弯曲着腿,熟练地将装满大粪的粪桶背上肩膀儿,再背起沉重的大粪桶慢慢站起来,向院儿外走,一路上身体往前倾着,迈着沉重的脚步,大粪汤儿也在粪桶里晃荡着,经常溅到地上,也溅到他们的身上。他们走到院儿门口儿大粪车旁边儿以后,再顺着搭在汽车上的木板子登上汽车,把大粪倒进大粪罐里。后来,大粪车又进行了改造,掏粪工人将大粪桶放到摇臂上,再抓起摇把儿,把大粪桶提起来,大粪就倒进了大粪罐。他们刚忙活完,有一个掏粪工人拿着铁锨和笤帚,又回到了院子里,用铁锨从甬道边儿上铲了土,沿着甬道,把撒在地上的大粪汤儿都进行了覆盖,然后再用笤帚打扫干净,把那些脏土搓到铁锨上,倒在大门口儿的垃圾堆里,这才和同事们一起乘车,到下一个掏粪点儿继续忙活。
  他们每天走街串巷的,默默地重复着这样的劳作。
  现在,人们再也看不见身背大粪桶掏大粪的清洁工了,取而代之的是抽粪汽车。
  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年月还有敲着梆子卖香油的,挑着胆子锯盆儿锯碗儿锯大缸的,骑着自行车焊洋铁壶、捏糖人儿的,推着小推车弹棉花的,东街有修钢笔、修马灯的,东关有钉马掌儿的……
  他们都是非常不起眼儿的小人物,没有什么显赫的社会地位,总是在平凡的位置上默默无闻地,任劳任怨地辛勤劳作。
  他们宛如天上的星星,在太阳光芒的照耀下,显不出自身的流光异彩,但是,他们始终用自己那微弱的光芒照耀着人们。
  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常常从时光的罅隙里破空而来,在我的眼前浮现。
   2011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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