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玺与张宝玺现象
郑建山
我早就想写写张宝玺了。原因呢很简单，他是我的老局长，又是作家文人。我在通州做文化工作近40年，经过的老局长可谓多矣，可作家文人只有他一个。他已经退休多年，我想写写他大概不为过吧。
其实，我和宝玺的私交很少，从工作上说，他是我的局长，在创作上呢，我们的交往也不太多，对他的作品也不像浩然他们那样热情。然而，我是从心里敬佩他的。敬佩他的为人，敬佩他的能力，敬佩他对文学那锲而不舍的精神，敬佩他为通州运河文化做出的贡献。我想，这就够了。
那么，写他什么呢？写他如何当官？政去人声后，民意闲谈中,那得老百姓来说？谈他的作品？自有读者和评论家在，何须我辈饶舌？踌躇多日，也没有下笔。突然，我想到浩然老师所说的“张宝玺现象”。对了，咱就聊聊“张宝玺现象”吧！
张宝玺是中国很有声望的作家，他的创作被浩然称之为“张宝玺现象”。那么，什么是张宝玺现象呢，浩然老师没有说，只是泛泛而谈。我想，是浩然老师对张宝玺文学创作的一种感觉吧。我觉得“张宝玺现象”应该更加宽泛，具体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文学创作。大家知道，通州是大运河的端头，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更有作家之乡的美誉。远的就不用说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出现了刘绍棠、浩然、房树民、李希凡、高占祥、刘白羽等全国有影响的大作家，宝玺当然受其影响。宝玺是漷县苏庄村人，刘绍棠是西集儒林村人，两村是地头挨着地头，刘绍棠小说中所写的摆渡口、榆林庄等他再熟悉不过了。里边的人物不就是我的叔叔婶婶大爷大妈爷爷奶奶吗？不就是我的哥哥嫂嫂姐姐妹妹吗？他能写，难道我就不能吗？我就不信，河东出了个刘绍棠，河西就不能有个张宝玺！
张宝玺的文学创作起步较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就发表了一些小文章，虽说动静不大，总算见到铅字了。七十年代初，浩然在通州（县）风风火火地搞文学绿化工程，办了文学创作班，出了两期《通县文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在《通县文艺》第一期上看到了张宝玺的小说《翠绿的秧苗》及浩然的《车家新传》和杜德印的《青年助手》。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张宝玺的名字。说实话，我是非常羡慕张宝玺的。嗨，您可能会说，不就是一篇小说吗？有什么呢，至于吗？您可别忘了，那可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您的稿子成了铅字，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您知道，那时文学刊物很少，好像北京只有一本新出版（或者说复刊）的《北京新文艺》。您的小说，要是能变了铅字发表，那是什么感觉？神仙啊！您的一生的命运也许就改变了。据我所知，还真有不少人通过文学改变命运的。至于您说在那个年代搞文学工作太危险了，弄不好就会有大麻烦，甚至会有牢狱之灾。嗨，那就看您怎么说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那是“大人物”的事。您呢也太抬举自己了！咱们是个农民？农民呢是社会上最苦的群体，怎么着？我已经是农民了，用老农的话说，你还能把我开除出农民去？那我就谢谢您了！笑谈。
那时，我喜欢文学，做着作家梦，也很想参加他们的学习班，因种种原因，这个想法始终没有实现。这是很遗憾的事。不过，文学绿化工程对我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它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我想，他们都能发表作品，难道我就不行吗？我拼命地读书学习，拼命地写作，果然写了些作品，也发表了些作品，现在看来，这些作品是非常幼稚可笑，但是，我是非常珍惜的，他是我后来上中戏的敲门砖。如果我没有这些作品，我是上不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因为上戏剧学院第一关就是你得有在省级以上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通县文化局工作，后来又到了文化馆。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通县的文学创作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有一次，文化馆办了个文学创作班，竟然来了三四百人。令人意外的是，在这热热闹闹的场合中，我竟然没见到张宝玺。后来，我从别人口中得知，宝玺已经是通县团委书记了，是官场人物了。怎么？官场人物就不搞文学了吗？这也不太像宝玺的风格啊，七十年代您不也是官场人物吗？您对文学怎么那么热心呢？我有些茫然了，更令人不解的是九十年代初吧，我的同学郭雪波来通州举办文学讲座组稿，我竟然发现了宝玺，他和通州的业余作者们，听郭雪波谈文学创作和他们杂志的性质及组稿要求，他边听边记，这又怎么解释呢？后来，我释然了，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在艺术界流行吗？在相声圈儿里，我唱歌最好，在音乐圈儿呢，我相声说得最牛……您不是就想玩玩票吗？这样既可以提高身价，又可以获得声誉，何乐而不为呢？得了吧，您给我的印象还是《翠绿的秧苗》。谁也没想到的是，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宝玺就像换了一个人，创作激情突然爆发，一下子创作出《女人和月亮》、《运河恋》、《大河惊梦》、《爱之梦》、《野神》、《雪梦》、《沉重的爱》、《鲜花送给你》、《沧桑》、《盼你早回家》、《三生梦》、《潜流》等，浩然称其为“张宝玺现象”。美国出版了《张宝玺文集》六卷本。《沧桑》获“北京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文艺作品征集活动佳作奖”。《大河惊梦》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作家出版社、北京作协等单位多次召开张宝玺作品研讨会。许多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对他的作品进行评论。著名文艺评论家熊元义称其“《三生梦》《沧桑》《潜流》等长篇小说是对不同历史时期运河两岸的农民、基层干部，企业家的爱欲观、道德观、人生观诸方面，进行了全方面的描绘，演绎了一幕幕既令人心酸，又令人欣慰的爱情悲喜剧，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前与转型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性爱观念的沧桑巨变。”“他站在今天的高度，借运河人几十年间爱情观念的沧桑巨变，书写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变革，体现出了中国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把握，具有厚重的思想文化深度”。张宝玺一下子成为中国很有影响的作家。
那位说了，您可别逗了，不就是出了几本书吗？就算您是作家了，怎么就成了“现象”了呢？您也太能吹了吧?浩然老师也是……还张宝玺现象？嘿，他承担的起吗？是啊，您说得有点道理，多少大作家著作等身，也没有人说他是什么“现象”。张宝玺只不过是个业余作者，作品只有区区几百万字，怎么就成了“现象”了呢？其实，浩然老师所说的“张宝玺现象”我想主要是针对他的两次文学绿化工程而谈的。您可别忘了，张宝玺不是专业作家,他可是个官员，虽说官不大，小官，但怎么说也是个处级干部。他担负的责任和心理负担是非常大的。甭说别的，单位的工作您得搞上去吧，各种关系您得协调吧，您知道，中国的官场是多么的复杂？您都得应付吧？这是多么难的事呀！晚上呢您还有心情写小说？这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多强的心理素质啊？更不要说干扰了——每次升迁，领导都要找他谈话，听说你还在写小说，写那玩意有用吗？你可是前途无量啊！您想，宝玺还能怎么样呢？一个字，“烦”。当然，官还是要当的，不但当，还要把他当好，文学呢，那是他终生的梦，他怎么能放弃呢？“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嗨，我还就不信了，鱼呢咱也要，熊掌当然也不能放过。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干呗！白天，他拼命的工作，把自己负责的单位管理得井井有条，多次获得上级和百姓们的好评和鼓励；晚上呢，他拼命的写作。圆梦。为了满足某些人的愿望，也是为了避嫌，他写完了也不发表。这可就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了，风向突然变了。嘿，“神马都是浮云”。“一夜之间呼拉圈呼啦啦转起 一夜之间大秧歌咚呛呛遍地 一夜之间水煮鱼羊蝎子满锅鼎沸 一夜之间土掉渣鸭脖子热遍中国……一夜之间小轿车塞堵了京城 一夜之间捡破烂的都用上手机……一夜之间的纷纭缭绕 一夜之间的雾霾氤氲……（刘祥）”仿佛也是一夜之间，作家的光环迅速消退。作协成为“做鞋的”，一窝蜂的文学创作队伍作鸟兽散，当官的想当更大的官，发财的想发更大的财。大家都很忙，谁还管文学这个劳什子？谁还用文学这块敲门砖呢？发稿难，出书难，文章不值钱，有很多著名作家都放弃了写作，进入了商场，官运更是许多人不惜花血本都求之不得的。宝玺呢却偏偏认为这是否极泰来，逆潮流而动，大张旗鼓地写起了小说，短短的几年里，竟然创作出版了三百多万字的作品，您说，这不就是所谓的“张宝玺现象”吗？
另外就是他的创作背景了。宝玺的作品大都创作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九十年是什么时代？是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代，文学和作家呢也是如此。作家失去了光环，官场奢靡之风兴起，有些干部经不起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堕落了，变质了。更可怕的是形成了一种风气：“早上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下午围着桌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革命小酒天天醉，喝红了眼睛喝坏了胃，喝得手软脚也软， 喝得记忆大减退。 喝得群众翻白眼，喝得单位缺经费；喝得老婆流眼泪，晚上睡觉背靠背，生育指标做了废； 一状告到纪委会，纪委说，廉政建设很重要， 能喝不喝也不对。（我们也是天天醉！）”这是当时的顺口溜。我就亲眼看到某位干部表演喝酒喝出的花样……说这样这样……嘿，拿着酒杯慢慢地把腕子翻过来……一名女干部和领导在歌厅唱“纤夫的爱”，那种表演，嘿，乌烟瘴气，令人作呕。“官不在大，能贪则名，学不在深，有权则灵。斯是别墅，唯其温馨。出入高级车，穿梭歌舞厅。吃喝用公款，收礼循私情。眼中孔方兄，赵公明。喜甜言之悦耳，受吹拍而忘形。上班品香茶，下班筑长城……”现在想来，中央反腐，触及了多少中央大员，他们的龌龊大都源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怎么着？您宝玺在通州也算个人物吧，怎么着也是个处级吧，也掌握着不小的权利吧。您呢怎么还费劲巴拉点灯熬油的搞什么文学，写什么小说？酒肉池林，杯山酒海，您竟然不为其所动，却醉心与此持之以恒。这不是奇人怪人吗？更奇特的是他将作家官员和谐的统一在一起，这不也是“张宝玺现象”吗？
当然，最能体现张宝玺现象就是他的作品了。最近，为写此文，我把宝玺的主要作品粗粗看了一遍，总的感觉他为我们运河文学增添了新的东西，他的作品丰富了运河文化内涵，更加体现了运河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创新进取性。我们知道，通州曾出现了全国有很大影响的作家，甚至是大师级的人物。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时代的影响，受的束缚也是非常大的。拖沓的节奏，陈旧语言，人云亦云的叙事方式，都在新时期文学中受到了影响，如果不改变这种模式，要想在新时期创作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思想的束缚，更是如此。浩然老师在一次业余作者座谈会上说，谁挣脱了这个束缚，谁就可能跨入文学大门的门槛，获得成功。王梓夫挣脱这种束缚，出版了小说集《昨夜西风》、《蜜月日记》及长篇小说《异母兄弟》，成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很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刘祥挣脱这种束缚，出版了《刘洋散文选》和短篇小说《一担挑》；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楚学晶呢，也不错，出版了《运河七月放河灯》；他们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那么，张宝玺呢？您如何杀出重围，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呢？写城市或工人？您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您有那样的生活吗？您写得了吗？写农民？生活倒是熟悉，但有两座大山挡在您的面前：浩然写农民：《金光大道》、《艳阳天》那是史诗级的作品，他塑造的人物仿佛从字里行间中跳了出来，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那气势，恐怕后来者很难超越吧。刘绍棠呢，那是神童作家，他13岁就发表作品。您能想得到吗？他读高中一年级时，他的作品竟然出现在高中二年级的课本上。前无古人，是不是后无来者呢，那就很难说了！刘绍棠才华横溢，是著名乡土文学大师，大运河之子。自己虽曾发誓，河东出了个刘绍棠，河西就不能出个张宝玺吗？但那只是誓言，是激励自己。刘绍棠是天才，自己有刘绍棠那样才华吗？怎么办呢？嗨，大狗叫，小狗也汪汪，按上帝给的嗓子叫好了!这是契诃夫的名言。浩然老师写农村写农民，那是全景式的描写，是为农村写史；绍棠老师写大运河，是要给二十一世纪的人们留下一幅二十世纪的运河民俗风俗画和人文景观。我呢，就写一个点，就写新时期的城乡结合部吧！我也有优势啊，我当了二十几年的基层干部，接触了社会各色人等，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我都熟啊，我知道在各个历史时期家乡人们的喜怒哀乐，尤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或末期改革开放对人心灵的震撼——人性的觉醒，人生观、爱情观的激烈碰撞，这个冲击可是中国几千年来所未有的……对了，就写这个吧。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宝玺真的成功了。
张宝玺第一部作品就是短篇小说集《女人和月亮》。读了这部作品，浩然老师一下子豁亮起来，浩然吃惊，宝玺真的成为作家了……在这部作品的序言中，浩然老师坦诚“……（我）原来只打算粗粗地翻翻，不料这一翻就被吸引住，忍不住逐句地细读下去。等到把《女人和月亮》、《爱的选择》、《啊，我曾热恋的黄土的》，以及《龙口》读完之后，我几乎完全被这几篇小说所俘虏，随着感情由点燃到炽热，我不禁捧起一沓稿子跑到了县文联的《苍生文学》编辑部，告诉几位年轻的编辑说：‘咱们这一方土地上又出现了一个很不错的小说作者。’”
浩然老师是文学大家，对作者、作品的评价是非常矜持或谨慎的，能让他如此激动，几乎失态，非常罕见。是啊，浩然老师怎么能不高兴呢？十八年了！十八年前张宝玺还是个毛头小子，在浩然老师的指导下，发表了短篇小说《翠绿的秧苗》，后来，他当官了，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十八年后，他怎么也想不到，在官场上飞黄腾达的宝玺，竟然写出这么多小说呢？而且写得这么好。凤凰真的涅槃了！
《女人和月亮》由28篇小说组成，写得都是新人新事。嗨，您可别误会，他这个新人新事可不同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作者笔下的新人新事，那个时候的新人新事几乎都是一边倒的歌颂，“达不到的歌颂级就不算是新人新事”。当然，也不同于七八十年代的那些作家所描绘的人和事，那作品的人和事多是沉重的咀嚼和牢骚。宝玺的小说当然不乏鞭挞和暴露，但是他的鞭挞和暴露不以怨恨感情为出发点，着意在喻世醒人，读起来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新鲜，让人轻松，让人敞亮，让人生发出活下去的劲头和希望，《女人和月亮》是八十年代农村的“新人新事”。对社会生活用新观点观察，对素材用新角度表现，同时着重探索刻画人物心态演变的轨迹。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精神的希望和愿望。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浩然老师最想看到的。
当然，更让浩然老师感慨的是，《女人和月亮》还在品味中，短篇小说集《鲜花送给你》就送到他的面前，书中一篇名为《不会流泪的女人》还没有细读，长篇小说《爱之梦》又被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紧接着就是长篇小说《野神》、《运河恋》问世……浩然老师知道，宝玺正在进行艰难的探索：《女人和月亮》虽说成功，但作品仍没有摆脱由人说事、因事教理的基本写作模式。他要在创作中不断的磨练不断选择。浩然老师更知道，初学写作者文学入门后，要多写多练，只有多写多练，才能熟能生巧；作品发表多了以后，才能有信心。宝玺做到了；但发表到一定数量的作品以后，就要“以质取胜”了。要有当大作家的决心和勇气，再不能为了发表而发表了。果然，宝玺经过多年创作的磨练：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生活的开拓、写作技巧的提高……再加上文学界的朋友和名师的指点，终于冶炼出一个活生生的“我”来。
真正使宝玺在文坛获得声誉受读者称赞的是他的一系列爱情小说。甚至有人说宝玺是情爱小说作家，有点儿道理，但我不大赞同。张宝玺的爱情小说，既不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等经典爱情作品那样纯粹，也不是所谓鸳鸯蝴蝶派“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 “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张宝玺的爱情小说写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或末期改革开放对人心灵的震撼——人性的觉醒，人生观、爱情观的激烈碰撞。是一个中国中年男人对爱情的思索。这种思索和想象，非常大胆，甚至超越了人们的社会的伦理。就说小说《三生梦》吧，这是宝玺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由《爱之梦》《雪梦》《大河惊梦》三部互相联系又独立成篇的小说组成，通过三名女性逸冰、逸雪、逸霜的感情纠葛，表现了新时期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家庭关系的变化，反映出在权力和物欲的侵蚀下，人们对爱情不同理解和追求。《爱之梦》写的是某县某局的副局长兼总经理伯轩年轻时曾与聪明漂亮的女子逸冰有过一段青梅竹马的纯真恋情。在那特定的年代里，逸冰的父母为了女儿的前程和幸福，竟然拆散了这对有情人，将逸冰嫁给了县长的儿子林伟。若干年后，伯轩、逸冰由于机遇又重新在一起工作，虽然俩人都有了家庭和孩子，但由于双方都感到在爱情上不尽人意，于是再续前缘，共坠爱河，而这段恋情给他们带来欢愉和感情补偿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和烦恼，以及内心的不安、自责，彼此家庭的阻碍，社会舆论的压力等等，主人公处在一种不断的矛盾与选择中，最终似乎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
那位说了，您说得这么热闹，这不就是一个婚外恋的故事吗？对了，您说得没错。婚外恋不仅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是在今天也是敏感问题。但宝玺写的婚外恋与别人不同，他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作家写得那样激情四射，不管不顾，抛家舍子，死去活来；也不像外国小说《安娜卡列琳娜》那样主人公的悲惨遭遇痛不欲生，及《廊桥遗梦》那样，为了那四天爱情忘乎所以尽情宣泄。他试图从一种心灵的空间去书写一种真正的爱情。伯轩爱着逸冰，爱得死去活来，可他不敢明目张胆，他有妻子，妻子聪明漂亮善良贤惠，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嫁给他的。孩子呢？天真的笑脸时刻萦绕在他的心头，他们是无辜的啊，我能伤害他们吗？我要是这样做了，不就成了伤天害理的小人吗？人们怎么看我，会不会骂我是陈世美啊？与伯轩相比，逸冰就大胆多了，面对自己曾经的恋人，她拼命地追求，这是她的唯一啊，可一遇到冷冰冰的现实呢，她也歇菜了。您这情人还真不是那么好当的。没办法，您就只能“发乎情”又“止乎于礼”了。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男人婚外恋的故事，而且是四十多岁男人的婚外恋，是心理、精神上的一种婚外恋。说实话，这类小说是非常不好写的，您得拿捏的准确到位，弄不好，主人公也就得不到人们的同情，还会有三角恋的风险，甚至会成为色情小说，那就麻烦了。我觉得宝玺做到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三生梦》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婚外恋都没有发生过性关系，这就更加加强了作品的深度。也是他第一版就销售一万册的原因吧。
《雪梦》与《爱之梦》差不多，只不过是作品叙述方法发生了变化，作者用第一人称“我”的方式，对两个主要人物（洪伟和逸雪）剖析，深入了人物内心世界，加快了小说的节奏。通过两个人物“我”的感觉，把各种人物冲突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同时揭示了爱情与道德，人性与世俗及改革开放给人们的心灵造成的巨大的冲击，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充满了诗情画意。至于爱情吗？最后闹个“茫茫大地真干净”。梓夫兄曾为《雪梦》题记云：“玉蝶狂舞，银燕争飞，风光无限。双叶冰花，琼林玉圃尽妆扮。霓裳羽衣蹈苍穹，疾呼来群山为伴。独占风流，唱潇洒歌，还相思怨。相见，何恨晚？立海誓山盟，奈何桥畔。有谁料得，劳燕终须离散。人生如梦情如雪，都化作水流烟淡。而今斯人安在?明月青山空唤。”
《大河惊梦》严格说不算婚外恋，因为逸霜还没有定婚。《大河惊梦》塑造了一个从社会底层一步步走向成功，最后却失去本真，万念俱灰，面对三千里的母亲河——大运河，几至疯狂的姑娘逸霜，一个为权不择手段的伪君子林坚，突破前两部作品在思想等方面的局限性，将爱情进一步上升到人生追求的高度，追问到底什么是人生的真谛，揭示了在金钱和权利下人性的扭曲，最终迷失自己的悲剧，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如果说《三生梦》是婚外恋的题材的话，《潜流》就更有超前性，甚至有些另类了。这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有人说这是爱情“理想主义的颂歌”，我觉得很有道理。小说中，朱宏宇和林雨屏都是作家理想化的人物。聪明过人，机智稳重，受人尊重，在道德都称得上是完人。朱宏宇在事业上一帆风顺。他有自己美满的家庭，妻子不但漂亮，且能干贤惠，善解人意温柔多情。朱宏宇爱自己的妻子，这种爱是真诚的、纯洁的、没有半点儿虚假，可他同样爱林雨屏，没有半点虚假。他每天都想着林雨屏，都想拥抱她，爱抚她，亲吻她……林雨屏呢，更爱朱宏宇，朱宏宇是她的唯一，为朱宏宇，她宁肯终身不嫁。当然，她的爱也充满了矛盾和困惑，为了不伤害朱宏宇的妻子孙雅菊，她曾试图通过逃离朱宏宇而逃离对他的爱，但她发觉这根本做不到，这只能加重她对朱宏宇的思念，最后她还是回到了朱宏宇的身边。为了爱，她舍去了本属于自己婚姻，成了人家的情人。朱宏宇的妻子孙雅菊呢，她不仅深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也非常关心林雨屏的生活。宝玺用欣赏的眼光在探讨能不能在不破坏家庭结构的前提下，三个人都能相爱，共享爱情生活。
哎呀，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哪儿和哪儿啊，世界有这样的事吗？哪有既爱自己的妻子，同时又和另一个被爱的人去做爱，这本身不就伤害自己的妻子了吗？这样做社会允许吗？法律允许吗？道德允许吗？不组建家庭，不结婚，不要性爱，把爱情神圣化、精神化，只要心中有爱就有一切，这可能吗？没有性爱的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吗？或者说，真正的爱能没有性爱吗？这不是爱情的乌托邦吗？
您说得很有道理，但有没有例外呢，这使我想起了梁思成、林徽因和金岳霖的爱情故事，他们的故事不是曾一度成为知识界和朋友们的美谈吗？那么，在社会生活多元化的今天呢，婚姻和爱情是不是也更加复杂丰富多元化呢？怎么就不能有呢，再说了，他说的是一种“潜流”。不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吗？社会曾流行什么“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我知道，这是人们戏弄贪官们贪色的一种戏言，当然 谈不到什么爱情，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中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爱情就不能丰富多彩吗？宝玺敏锐地抓住这一点，用超越世俗的浪漫情调，将爱情理想化，说她是理想主义的颂歌，这不很正常吗？至于说人们怎么想，社会是否接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作者把它提出来，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再说了，谁知道以后的婚姻爱情是什么样子？有意思是宝玺将自己爱情系列小说，说成是梦，或者是潜流，也就是说他不是主流，这倒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我想，我们是否了解宝玺的良苦用心呢？
《沧桑》是宝玺的代表作。作品描写的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苏坨村那充满苦难，起伏跌宕的历史，重点是写文化大革命。其实，这样的作品是很多的。作品的独特在于他的反思，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不错，这是极左思潮给人们带来灾难，那么，善良的人们是不是也有责任呢？社会渣滓肆无忌惮毁灭生活草菅人命，而我们在邪恶面前却束手无策？多少人家破人亡而人们麻木不仁，难道这些我们都怪“四人帮”吗？是制度问题还是人性问题？陈宏和李艳原本是一对恋人，他们恋爱三十年却没有结婚，他们是抱着宏图大志来建设新农村的，最后不但没有改变家乡面貌，给人们带来幸福，而且给人民造成更大的苦难，甚至连自己的婚姻也差点给毁了，难道自己就没有什么问题吗？他们掌权后那种自以为是，唯我独尊，这种权利的傲慢，我想，就是在今天我们也能找到痕迹吧！
另外，就是他的人物塑造了。我认为《沧桑》是比较成功的。之所以说是比较成功就是说它还有改进的地方。左正这个人物写得非常生动，可以说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人物集流氓恶棍之大成，写得是栩栩如生。喊着革命口号，干着龌龊的事情之娴熟，令人望尘莫及。尤其是在后期即将灭亡的时候，大段的内心独白，展示出他的内心的焦虑与矛盾，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使这个人物仿佛从字里行间跳了出来。不过，这个人物也有可商榷之处，也许为了写其恶的根源吧，给这个人物添个历史尾巴。说其当过壮丁队的副队长，还杀了两个共产党员，我觉得有点画蛇添足了，是败笔。假如读者问，像这样的恶棍，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能逃得掉吗?您也太小看人民政权了？其实，这个人物就是个流氓无产者，是个渣滓，就是这样的人，把好好的一个社会搞得鸡飞狗跳。这样，不就更能显示文革的荒谬可笑吗？事实也是如此。他做的事情不是人能做出来的。与此相比，作为主要人物的陈宏和李艳就显得单薄了。本来，这两个人物内涵是非常丰富。可作者不是以人带事而是以事带人，写得概念化了，没有立起来或立得不稳，这是很遗憾的。牛吉祥这个人物我知道他的原型，这是个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物，我想，作者只要把他原型稍加改造，融入到作品中，那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典型人物。
《沧桑》还有点常识性的小毛病，如将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写成印尼“裴多菲俱乐部”，不知笔误还是排版印刷错误；还有红小兵造反等，红小兵那是文革后期的事了，造反早就停止了。
宝玺作为一名官员作家，小说创作如此之丰富，尤其是竟然大胆突破禁区，写婚外恋这一敏感主题，为运河文化添上绚丽的一笔，这不也是张宝玺现象吗？
“张宝玺现象”的另外表现就是宝玺与对通州运河文化积累和对通州文学繁荣的影响了。宝玺是2000年到通州文化文物局担任局长（文委主任）兼文联主席的，这是我接触宝玺的开始。应该说，宝玺到文化局任局长时通州文化工作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刻。怎么说呢？给您举个小例子吧。我供职的文化馆，本来是个事业单位，不知道上面是谁出的馊主意，说文化馆要改革，不吃“皇粮了”，要“以文养文”。让文化馆人经商挣钱，养活自己。有点像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意思。这就有点奇怪了，文化馆是政府设立的公共文化事业机构，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提高群众文化素质和审美水平。说得更通俗一点，是如何让群众玩得好，玩得高兴。您想让它挣钱，这不是瞎扯吗？如果那样，那文化馆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再说了文化馆这帮人能挣得了钱吗？我的一位哥们，是个非常棒的美术干部，培养了不少画家和美术工作者。结果，领导让我们这位干部买个录像机，说得了，您放录像挣钱吧？我这哥们哪见过这个阵势啊？他平常除了画画，我还真想不出来他还能干点什么。他不善交际，口又闷，嘿，结果，欠了一屁股账不说，录像机呢还砸手了。还好，幸亏这位朋友业务始终没有放松……文学呢，更不用说了，说“溃不成军”一点儿都不为过。队伍散了，文学活动没了。《运河》刊物呢转移到了文联，还时断时续，时有时无，好的时候《运河》出那么一期，聘请了北京的一个编辑给编编。也就是凑合事，这样的状况能持续下去吗？文化馆舞厅租出去了，台球厅（其实是文化馆的展厅）也没逃出这个厄运。文化馆弄十几个挂靠公司。嘿!闹闹哄哄，乌烟瘴气。嗨，钱没挣着也就罢了，文化馆还莫名其妙地惹上了官司，损失了十几万元不说，还时不时地接到法院的传票。当然，我们不能怪当时文化馆的领导，这种现象不但通州有，全国有不少文化馆都处于这种状态。有不少理论家还发表了所谓的“以文养文”的论文，不少单位还介绍了所谓的“经验”。人心散了，队伍散了，群众文化出现了颓败趋势。还有文化局那些理不断剪还乱的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应该说宝玺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面对这种情况，宝玺显示出色的领导力，他毅然决然地调整了文化工作一线的领导干部，调博物馆馆长王启会任文化馆馆长，刘祥任博物馆馆长。
现在想来，这决策是很有战略意义的。往小处说，它关系着通州文化工作及文化工作者的命运，往大处说那就是通州运河文化的前途了。可在当时，我对这个决策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任命王启会为文化馆馆长是很有眼光也很到位。王启会原是文化馆的副馆长，是全国很有名望的摄影艺术家，他的扬琴打得好，恐怕在通州难找第二人，最重要的是他有很强的群众文化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这是当好文化馆馆长的必备条件。可以这样说，他是当时通州文化馆馆长的不二人选。实践证明也是如此。不到一年，启会就将一个频临崩溃的文化馆一下子变成了全国先进馆。同时，启会也荣获了北京市“群众文化明星”的称号。至于刘祥吗，那就另说了。老实说，我是有些忧虑的。甚至不以为然。刘祥是我的朋友，是个典型的职业文人。他的个性我是非常了解的。他的话很少，说得很慢，最腻歪开会听那些无聊永远正确的废话，您要说让他丢掉自己的专业特长，管理一个他不太熟悉的博物馆，这不是要了他的命吗？再说了，他的创作正处于高峰期，已经出版了《刘洋散文选》、《超越亲情》《大地的回声》《孽阉录》等作品，他的《运河组歌》《大顺斋糖火烧》等多部歌曲都在全国获得大奖。现在您要将他连根拔起，上什么博物馆管理文物，这不是毁人前程啊？其实，还有一个摆不上桌面的原因，就是我实在舍不得和刘祥分开。当时，我在文化馆文学组，文学组有三个人，刘康达、刘祥、我。不客气地说，可以说是文学创作的“铁三角”，无论是文学辅导还是文学创作，您说吧，在北京各郊区也是名列前茅的。康达负责戏剧，他的不少作品当时就获得了中国文化部群众文化最高奖项“群星奖”和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我呢是文学室主任，负责文学创作和民俗的研究。刘祥的工作可就杂了，文学创作和辅导，您得负责吧？上面来了什么任务，您得应付吧，尤其是来了什么政治任务，赶个“热活”什么的，您说谁比得了您呢？现在，您拍了拍屁股走人了，我们怎么应付呢？您说，我们找谁去？谁有那个神来之笔。在公布刘祥当博物馆馆长的会上，我站起来大声说，刘祥当不了博物馆馆长，嘿，谁也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走过场的会议会出现这种局面，弄得大伙相当尴尬。后来，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某某都能当总理，刘祥为什么不能馆长呢？我一想，也对。也就这样了。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宝玺来到文化局是有想法的，他和作家王梓夫要下一盘大棋，那就是要将通州运河文化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积累，要把一个“溃不成军”的文学队伍重新组织起来，他要像他的老师浩然一样，再搞一次大的文学绿化工程，使通州重获作家之乡的美誉。嗨，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您规划好了，具体事得有人干吧！谁来干呢，这就想到了刘祥。那位说了，为什么要选择刘祥呢，我想，大概有三个因素吧。一是刘祥不但是很有前途的新生代作家，有很高的审美能力和创作能力，而且编辑过“群众文化”小报和文化馆主办的《运河》，有丰富的编辑经验，他的版式设计和页面美化不输于任何出版家，非常大气，不信您看看现在的《运河》。二，刘祥在通州文化圈中有粘合能力，能善于团结各色人物，无论是谁，只要您稿子好，他是不论亲疏的，所以，在通州，您很难看到文艺界的普遍毛病——文人相轻。不仅如此，就是域外作者对他也是赞赏有加。三就是刘祥的奉献精神了。您想，就在您创作如日中天之日，让您搞群众文学组织文学辅导工作，搞编辑，您干吗？再给您举个小例子吧。老馆长李永庆是个老八路，经历非常丰富，他写了一部回忆录，有二十多万字吧，是反映“五一大扫荡”的。刘祥见此稿基础不错，竟然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重新结构，反复修改，使其成为一部非常不错的小说，名为《小八路的故事》，此小说在《运河》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刘祥又将其送到和平出版社出版。您知道？在这一过程中，刘祥得耗费多大的精力？要是您，您能怎么样呢？1994年，我、刘祥、刘康达奉命写反映大稿村改革开放的报告文学《大地的回声》。我们三人，分工合作，各写一部分稿子交给刘祥，意思是说，得了，您统稿吧，嘿，您以为稿是那么好统的，我们三人手法不同，风格各异，虽然各自成篇，看起来还不错，可堆在一起，麻烦了，简直就像一堆乱柴火。这是多大的人急啊？刘祥不急不躁，一点一点地捋，一点一点地择，有的简直就是重写了。就这样，我们终于完成了风格统一质量很高的长篇报告文学。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应该说，这篇作品的成功，刘祥的奉献精神是起着很大作用的。宝玺要进行文化振兴，使通州重获作家之乡的美誉，考虑刘祥就不足为奇了。您说呢？
就这样，运河文学绿化工程风风火火地展开了。说实话，我是非常佩服张宝玺的，这人胆儿太肥了，《运河》呢由一年一期改为一年四期或五期，倒也罢了，为了解决作者出书难的问题，他还要一年出版一辑《运河文库》丛书，一辑十本。那就是二百万字啊，您的稿件从哪来呀？最新奇的还是他那个《运河》编委会了。人家的刊物出版作品要层层审查，最起码得主编看一遍吧。要不然，出了问题谁负责啊？宝玺没这毛病，“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是《运河》的主编，刘祥是执行主编，嘿，咱们就执行主编负责制吧。除了个别重要稿件他过目以外，剩下的全由刘祥拍板。出了事谁负责？我负责！说实话，我在通州做文化工作近四十年了，除了宝玺，还真没人敢这样做。后来者这样做的也是约定俗成，也就是说，是宝玺开了这样的先河。这先河开得好啊！刘祥呢也是个血性汉子，士为知己者死，领导这么信任咱们，咱们还说啥呢，干吧！他牺牲了自己的创作，除了把博物馆管理的井井有条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文学绿化工程中。他制定了《运河》的办刊宗旨，本着刘绍棠提出“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和乡土题材创作”的前提下，又以新的“约稿三章”形式延伸其主张，大胆申明：“高扬改革开放旗帜，提倡创作自由，既重视地域特色，又不实行地方保护主义，重在培养新生代作家。”他真的做到了。现在，《运河》已经出版了一百期，成了影响很大，很有特色的地方刊物；《运河文库》丛书是个精品品牌项目，已经出版了十一辑，112本书，2000多万字。培养的作家呢，那就更多了：张保森、彭乐山、马景良、张春煜、李东等老作家焕发了青春，在《运河》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作品又被推荐到《运河文库》，现已各自出版了两三本书，得到人们的赞誉。至于培养的新生代作家，那更是了不得：张风军、刘振刚、张建、胡松岩、刘福田、刘维嘉、张春煜等这些通州运河文学的创作骨干，都是《运河》刊物培养起来的，他们是通州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在《运河》的培养和熏陶下，目前，他们每人都发表了五六十万或一二百万字作品，成了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名副其实的作家。待业青年邢冬兴在刘祥的鼓励下，写出多部中篇小说，其中，《我的破烂生活》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并被《中华文学选刊》选载；其作品也在《运河文库》正式出版。农村残障青年李延芳，挚爱文学，在刘祥的指导下，写出了大量的散文、小说在全国刊物上发表，出版了长篇小说《血色年轮》，中短篇小说集《乡间古瓷》，散文集《隔岸观秋》，被树立为青年自学成才的典范；郝津俐呢出版了诗歌集《心有千千结》、小说集《雪儿日记》、散文集《一河清梦》《日光倾城》，她的作品如诗如画，是一个很有风格的作家。还有胡绍先、张果珍、胡松岩一家，他们三人都是作家，三人都曾受过刘祥的指点，都是在《运河》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至于通州文学团体，如潞城的“潮白文友会”、西集的“两河文学社”、中仓的“中仓文学社”、潞河中学的“潞园”文学社等那就更不用说了；中国《文艺报》曾两次用整版的篇幅评论通州的文学活动，通栏大标题就是：通州——中国文学之乡。通州终于重获作家之乡的美誉。这不都是文学绿化工程的成果吗？
刘祥不仅是《运河》刊物执行主编、《运河文库丛书》执行主编，还是《运河文化丛书》执行主编、《通州运河文化历史研究》执行主编、《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历史文化丛书》执行主编、《大运河文化带。通州故事丛书》执行主编……这就不仅仅是文学的问题了。它蔓延到通州运河文化的各个领域，这自然引起通州作家们的兴趣。（其实，《运河》本身就有“文史一家”专栏，发表了大量的文史作品。）他们开始将精力投入到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运河文化带的热潮中；尤其是骨干作家，更是如此：郑建山出版了《大运河的传说》、《通州的民俗文化》；张建出版了《通州古建》、《通州的丧葬文化》；刘福田出版了《一代宗师李卓吾》；孙连庆出版了《漫话通州》；陈乃文出版《京门碎石录》；杨家毅出版了《中仓》等专著。周良出版的作品就更多了。不少作家还成为通州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张春煜、张宝石、刘振刚、刘祥、郑建山、张建、陈乃文、任德永、常富尧等都成为搜集整理挖掘通州运河文化的骨干。至于政协文史出版的作品或史料，什么《古韵通州》《烽火通州》《大运通州》《大始通州》《辛亥革命在通州》《通州民俗》《漕运古镇张家湾》《千年古镇漷县》《京畿重镇马驹桥》《检粹新华》《颐和西集》等都大量渗透着这些作家的心血。集团式的专著呢，那就更少不了他们。刘祥所编辑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历史文化丛书》——《浩瀚长河》《璀璨星空》《荟萃民间》；这一百多万字的大书涵盖了通州历史运河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说通州的经典作品。其中，有一半多出自通州骨干作家之手。《大运河文化带。通州故事丛书》有十本吧：有张建的《说说三庙一塔那些事儿》，杨家毅的《说说皇家仓储那些事儿。上》，《说说皇家仓储那些事儿。下》，刘祥的《说说安清帮护漕那些事儿》，刘福田的《说说皇苑延芳淀那些事儿》，康德真的《说说国道驿站关津那些事儿》，张建的《说说通州古城建那些事儿》，贾长宽的《说说在通洋人那些事儿》，郑建山的《说说运河民俗文化那些事儿》，陈喜波的《说说通州水系那些事儿》。您看，在这些作者中，十人有八人是运河文学绿化工程中培养出来的骨干吧！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主席这句话说得是何等好啊！不是吗？用对一个人，这对通州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多么重要？您说，这难道不也是张宝玺现象吗？当然，我这样说并没有否认各级领导和继任者的意思，他们也是为培养通州的文化人才呕心沥血，为他们的才能施展搭建了大平台，但是，张宝玺的慧眼识珍珠，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为了文化的积累，宝玺还支持通州文化馆创建群众文化刊物《群文风景线》；文联创办美术书法刊物《兰亭》；尤其是支持通州图书馆创建了极具特色的馆藏地方文献《运河文库》。目前在图书馆同志的努力和各级领导的支持下，《运河文库》馆藏空间已有560多平方米，有图书2500多种，20000余册，这些图书涉及到通州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尤其是文学历史文化方面更为突出。名家有刘绍棠、浩然、高占祥、王梓夫、周良等大家的专柜，也有通州各个作家文学史学作品，并对馆藏文献进行二三次开发，出版了《十八个半截胡同》、《北京通州历史遗图》、《浮光掠影认通州》《百年沧桑——通州历史图片汇编》《潞城考古录》等，这无疑为建设北京文化副中心，研究运河文化，建设运河文化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宝玺退休了，十几年前就退了，但他始终关心着通州运河文化，关心着运河文学绿化工程，近几年吧，他病了，几乎不大出门，但我们出版的《运河》，他是每期必看的。每年春节，他必打电话问候。今年春节，他又打电话给我，笑声朗朗，中气十足。我非常兴奋，仿佛看到十八年以前的宝玺。我真想大声说，宝玺，老局长！您的文学绿化工程成功了。您的愿望实现了！通州不会忘记您，运河不会忘记您，您要多保重啊！
“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暂时由我们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
—— 肖伯纳
2018年7月29日草于三元村
惊闻宝玺局长、主席去世，悲痛万分。宝玺，您为通州运河文化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怎么就这样走了呢？周良走了，刘祥走了，如今您又驾鹤而去，难道老天真要灭绝我辈乎？这篇稿子是我5年前写的，您看了也比较满意。她未曾发表过，那好，我就用这篇稿子遥寄您的在天之灵吧！老局长、老主席，一路走好！
郑建山又及。
作者简介：
郑建山，笔名 久兴 北京通州人。1953年2月生，198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后到北京通州区（县）文化局工作，尔后又到文化馆，曾任文化馆副馆长、文学室主任。1997年获副研究馆员职称，2000年后多次被聘为北京图书文化系列（群众文化）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有《郑建山作品选上、下》《通州的民俗文化》《通州文化志》；散文集《旧语新说》《大盘点》；民间故事集《大运河的传说》；《聊聊通州民俗那些事》；长篇报告文学《大地的回声》（与人合作）《孟宪峰》（与人合作）长篇传记文学《孽阉录》；发表和演出的剧本有《深夜两点钟》、《除夕夜》《地火》等；10集广播连续剧（大地的回声）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与人合作）；发表作品300余万字。其中《郑建山作品集上、下》获北京市“文荟北京”一等奖；散文集《旧语新说》获得二等奖；《大运河的传说》《通州的民俗文化》获得采风成果奖；戏剧小品《除夕夜》在北京第一届法制小品大赛上获奖，被北京电视台多次播放。剧本《大地的回声》获全国“五个一工程”提名奖。《通州的民俗文化》获第七届“文萃北京”三等奖。有《献给大运河的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等10部电视艺术片、专题片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放；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戏剧家协会会员、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京通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