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侄女来家探望，吃饭聊天，然后翻看老式相册，浏览电子照片。

侄女问：“大爷，照片主要是九几年以后的呀。”

我点头：“是的。”

侄女问：“老照片呢？”

我摇头：“没有。”

侄女问：“为啥没有？以前不喜欢照相吗？”

我摇头：“不是。以前的人也爱美，也想拍些照片，留下一些念想。”

侄女笑笑：“那就照呗。爷爷奶奶啥样？你们小时候啥样？以前的矿区啥样？我都想知道。”

我苦笑：“以前照相可费劲了。不像现在，手机随身带，想照就照，想删就删。”

侄女半信半疑：“真的，假的？照相机不是早就有了吗？买一个不就得了？”

…… ……

一番笑谈，勾起往事，有关照相的情景，不时浮现在眼前。往事如烟，由于年代久远，如今追忆，已经是几分真切，几分朦胧了。

摄影术发明于1839年；1844年传入我国。由一名在海关供职的法国人携入，为两广总督耆英拍了一些照片；此后，珍妃、慈禧等也爱上摄影；溥仪就喜欢四处拍照。

我国最早的商业照相馆，1852年开业于上海，老板是法国人，主要拍摄人物。北京的第一家照相馆，1892年开业，叫丰泰照相馆。

最早的国产照相机，诞生于1947年，“仙乐牌120”箱式；由于是私人“作坊”，产量非常有限。50年代初期，国产照相机快速发展。1955年，北京大来精机厂（北京照相机厂前身），“大来牌135相机”，是建国后第一批新款相机。此后，各地纷纷建厂，著名品种有：海鸥、凤凰、天坛、友谊、珠江、华夏，等等。

然而，我家所在的矿区，地处京郊山区，交通、物流、信息等相对滞后；时尚的发展节奏，比城镇慢上几拍。

早些年，整个房山煤矿，没有公家的照相机；一些重要活动，需要照相时，只能借用私人的照相机。

我们有个小伴，小名叫小庆。他老爸有一架老式照相机，并且掌握一些摄影、冲洗的技能。老爸是南方人，中等个，瘦小精干，肤色稍黑，眼窝比较深，说话有口音；我后来推测，大概是广东人；估计是五几年，开发矿山时来的文化人。听小庆说，他家曾是华侨。

他家的照相机，黑色机身，方头方脑，拍照时要两手端着，几乎挡住整个脸；最“拉风”的是闪光灯；一尺多高；上头一个圆灯头，像个小碗儿；下头连着一拃多长的圆把；平时挂在相机一侧，用时摘下来，举在手里；如果不用三角架，就需要另一人帮忙，在一边打灯、拉线。

矿上照相，主要是重要会议、领导参观、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早些年，有些人爱讲排场；有些人喜欢制造紧张空气；每逢这些活动，保卫科全部出动，有时还从各单位抽人，都是五大三粗、高声大嗓的汉子，吆五喝六，不让闲杂人员近前，小孩是重点清理对象，时常被推推搡搡。

每逢重要活动，小庆的老爸就大出风头，挎着照相机跑前跑后、登高上梯；还时常和领导搭讪、说笑；有时还陪着领导、来宾，去食堂包间“吃席”；小庆沾老爸的光，明着是帮着拿东西，帮着打灯，暗着是蹭吃、蹭喝、抢占好地方，看演出和比赛；闲着没事，常和我们显摆，有真有假，侃得小伴们艳羡不已。

我们家住大桃园时，紧挨着俱乐部；矿上开大会、文艺演出、排练节目通常在这进行。为了拍照方便，矿上把小庆家，安排在俱乐部前居住；每次需要拍照，小庆就牛拉轰轰，我们也屁屁扇扇，给他们父子打溜须，一来是觉得照相神秘，总想找机会看看、摸摸；二来是跟着混进俱乐部，观看演出或者排练。

直到70年代初期，大桃园家属区才有了私家的照相机。这家姓潘，只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大，已经参加工作了；女孩稍小，去东北“支边”。潘家四口人，三人有正式工作，人少钱多；在整个家属区，甚至整个矿上，都算得上经济条件好的。

我大姐和潘家小妹，既是同学，又是同去东北的“知青”；所以两家比别人要亲近；我们得以观察潘哥的相机，有时跟在他后面，观赏他拍摄照片。

潘哥的这台相机，是“120‘双反’”式的；机身呈纵向的长方形；硬壳皮套，前脸是活的，打开皮套后，前半拉皮套翻下去，耷拉在相机下方。

相机的前脸，一上一下，两个圆圆的镜头；上面的镜头取景，下面的镜头调节快门、光圈、景深等参数。这种相机是纯手动的，机壳两侧有四五个圆钮，通过旋转调节参数；镜头两边，有一些刻度，通过扳动手把，调节快门、光圈、景深参数。

老式的“120”相机，不光结构复杂，选型笨重，而且胶片数量少、价格贵，一卷胶片只能照12－16张。因此，经常看到潘哥胸前吊着相机，上山、下河，四处转悠，却很少看见他拍照；被他拍过照的街坊邻居，少之又少。

80年代中期以前，矿区的私家相机很少；周边村民有相机的，更是少之又少。那些年，就业压力比较大，一些矿区子弟，有的四处做临时工；有的自己找挣钱的道儿。

我有一个男同学，姓姬；买了一架照相机，到周边村镇去照相；由于上门服务，价钱也合理，既赚了一些钱，又学会了摄影。

早些年，人们不喜欢买相机的原因，除了手头紧巴之外，操作复杂也是重要因素。以前的煤矿职工，普遍文化偏低，快门、光圈、景深等弄不明白；构图、创意、光影变幻，更是一头雾水。

老式相机，快门、光圈、景深等，都靠手动调节；需要提前掌握相关的知识，并具有一些实践经验。因为说明书上的介绍，一方面比较简单，另一方面是标准条件下的操作；然而山区、矿区环境复杂；普通人员甭说拍出有创意的摄影作品了，能拍得画面清晰、层次分明，就不错了。

拍好胶片，只是完成了一小步。早些年，矿区没有照相馆，照出胶片，需要自己冲洗、放大；要自建“暗房”，自制“灯箱”、“放大机”等设备；要去县城购买“显影剂”、 “定影剂”等药液，自己配制；那真是费了洋劲了。

那些年住房拥挤，通常把自盖的小“饭棚子”当成“暗房”来用；门窗挂着厚帘子，点着一只小红灯，在烟熏火燎的小棚里，冲洗、放大照片。

黑白照片还好办，“彩照”更难了；自己没法冲洗，只能送到照相馆，用专门的机械处理。“彩卷”分进口和国产两类；前者，以“柯达”（美）、“富士”（日）为主；后者，以“乐凯”为主；三者互不兼容。因此，拍“彩照”，不光成本较高，而且冲洗比较麻烦。

相机的初步普及，是在“傻瓜相机”批量上市之后；“傻瓜”价格低、操作简单、成像稳定。因此深受百姓和冲洗店的欢迎。因为业内规定，没洗出来的胶片，是不收钱的；所以洗照片，人家先问用啥相机拍的。

相机的真正普及，是在“数码相机” 普及之后；既不需要买胶片，也可以不冲洗；最便捷、最神奇的是，可以自己修改照片，通过“美颜”等软件，平常的人物，也能“批”得光鲜靓丽。

物以稀为贵。缺少什么，往往就自觉、不自觉地炫耀什么。那些年，各家不多的照片，通常装在镜框里面，由于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不同，规格也不一样，相纸的质量有好有次；所以这些照片，参差不齐；新照片，光鲜靓丽；旧照片，有的泛黄、有的翘角、有的画面已经模糊。照片的背后，通常要衬上一张彩纸。

这些码满照片的镜框，通常是用三根钉子固定；下面两钉，托住镜框的下沿；上面那根钉子，拴着一节线绳儿，外端系在镜框上沿中间的圆鼻上。这样拴挂，镜框向下倾斜，便于人们观赏。

照片镜框，通常挂在最显眼的地方。一般人家，通常只挂一个照片镜框；如果挂两个、三个，那就相应牛Ｘ了；未曾“盘道”，先让人高看几眼。

客人进门以后，通常有“三部曲”；寒喧、喝茶、观赏照片。

早些年，大都是多子女家庭；一方面，人多钱少，日子紧紧巴巴；一方面，就业由上级分配，有的去外地，有的分在集体企业，甚至社办企业；另一方面，早年矿上机械化程度低，上一天班，累得腰酸腿痛，蔫头耷拉脑；所以街坊四邻，既很少有闲钱，也很少有闲心，求人搭伙去照相；花钱去照相馆，更是凤毛麟角了。

各家摆出的照片，大都有些来历，甚至有些感人的故事：有的是子女、亲戚参军，在部队立功、提干；有的是单位骨干，被评为先进。这种照片，通常是公家给照的；既不用花钱，又能炫耀。

自己花钱照的，也有但是不多。有些人在矿上当头，有时去外地开会、出差，在景点花钱拍几张，用来当纪念。有些家庭，老家在外地，亲戚朋友见面不便，时常互相写信，有时互寄照片，以解相思的。

早些年生活节奏较慢。领导时常家访，邻居经常串门。通常是，主人眉飞色舞，介绍照片中的人物、故事；客人夸赞、羡慕；话题由此展开，彼此越聊越近。

我家所在的房山煤矿，有正式职工五千多人，分东西两个矿区，加上家属工、临时工、协作单位，常驻人口一两万人，是“京西八大矿”之一。

矿区的人拍照片，尤其是证件照、结婚照、纪念照；通常得去照相馆。

早些年，通常一个“公社”（乡镇），才有一家照相馆。离东矿区最近的照相馆，在坨里镇上。

坨里镇离矿上八里地，早些年只有一条主街。

当年，坨里镇比较繁华，一来，村、镇政府在此办公；二来，地处山区与平原交汇处，物流方便；三来，这里有大集，每月两三次。

主街两侧，商场、粮店、邮局、学校、饭馆、农机站、收购站等鳞次栉比，人气很旺。

唯一的照相馆，却地点偏远，门庭冷落。

照相馆在主街的尽南头，路边两间平房；外间是接待室，里间是摄影室兼冲印室。师傅是位老年男人，暮气沉沉，坐等顾客上门。

我后来推测，照相馆大概是“公私合营”延续下来的买卖；老师傅估计是因为有照相、冲洗等技术，留下来工作，临近退休的吧？

我小时经常路过这家照相馆，多次站在门外眺望，却从未进过门。

为啥经常路过呢？

一是赶集，坨里有农贸集市，十天一集。由于农产品是老乡自产的，价钱比商店略微便宜，所以矿上的人买粉条、鸡蛋、菜种、年货等，喜欢去坨里。我们半天上学，半天自习（约等于“放羊”）；时常陪着街坊邻居去赶集。

二是陪妈，坨里铁厂隶属于矿务局，最早是房山运煤“高线”的总站；后来改成房山矿的料场；再后来修建了炼铁厂。因为这些关系，一些干部来自房山矿；并招收了一些矿工家属，做临时工。

我母亲在铁厂工作过好几年。早些年，从矿上去坨里，一可以坐公交车，途经漫水河、辛开口、新农村等站，单程一毛钱；二可以骑自行车，单程半小时；三可以搭“便车”，汽车较少，主要是搭马车、拖拉机；四可以家人接送，用自行车驮着；五可以“11路”步行，为了少走路，通常走大石河的河套，单程近一个小时。

我母亲不会骑车，轻易舍不得坐公交，上下班以步行为主。我和弟弟当时年纪小，也不会骑车，有时就陪着母亲去，一来说说笑笑，省得烦闷；二来去厂里玩，夏天能喝些冷饮，冬天吃一些叔叔、婶子给的零食。

早些年，我妈她们归“五七连”管；连部设在大桃园俱乐部，有几个脱产干部，负责人员调配、工资发放、劳保用品领取等等。

“五七连”在各家属区设有分会；有些义务帮忙的人，负责上传下达、跑跑颠颠。由于我母亲当过分会干部，加上我们家挨着俱乐部；所以每月发工资、领劳保用品、找人说事等，时常由她代劳。

矿上在铁厂女家属，大概几十人，每月的劳保用品，肥皂、手套、毛巾、口罩等一大堆。家住附近的，有的自己领走；有的由我们送到人家；住其他家属区的，就带到坨里去发放。我母亲拿不了，就由我和弟弟，一人背一个篓子，把东西背到坨里。

一年冬天，我俩背着劳保用品去铁厂，临近厂区，斜穿大石河时，由于冰面较薄，速度较快，我踏破冰层，两脚陷入河里，棉鞋都湿透了，冻得两腿直打颤。

疼爱子女，是父母的天性。我俩去铁厂时，母亲通常绕远，走坨里主街，一来带我俩看看热闹；二来搭便车，少走些路，让我俩省省腿。早些年，进山拉货的马车、拖拉机比较多，往矿上走通常是空车，母亲跟人家说点好话，就能搭一段便车。

每次路过照相馆，都勾起我们的好奇心――

我问：“妈－，照相机咋能照出人影来？”

母亲：“有胶卷。”

我问：“胶卷是啥作的？”

母亲：“塑料片，上面涂着银粉。具体我也说不好。”

我问：“妈－，咱们啥时能照相呀？”

母亲：“现在不能照。”

我问：“为啥？人家净是照的。”

母亲：“咱家缺钱，不能跟人家比。”

我问：“咱家啥时才能有钱？”

母亲苦笑：“等你俩长大了，有了工作，挣得钱多了；不光能进照相馆，还能自己买相机……”

我的心，拔凉拔凉地。我们家六个孩子，我和弟弟最小，等我俩长大了？起码得十年、八年。妈呀，您这杆子，支得也太远了。

…… ……

有些事情，你不抱希望了，它自己却找上门来了。

70年代初的某天，母亲突然说：“好好准备准备，去坨里照相，照一张‘全家福’。”

“照相梦”提前多年实现，什么原因呢？

1969年，我大姐去东北“支边”，地点在黑龙江省虎林县，通讯地址是“铁字402信箱”17分队。她生于52年，属龙；刚刚初中毕业，17岁。当时说的是“扎根边疆，铁心务农”，谁也没有想到，后来还能“返城”。

虎林县，紧临中苏边境。她们“支边”的头几年，垦荒种地、脱坯盖房；工作繁重、环境偏僻、气候异常寒冷。据说，有些南方的女孩，被冻得来不了“月事”。这些来自大城市的男女“知青”，许多人是头一次出远门，思念家乡，思念亲人，急于了解家乡和亲人的近况。

当时规定，“支边”的“知青”，三年以后才能休首次“探亲假”；以后每年一次；分探望父母和探望配偶两种；后者多十天。头三年，人生地不熟，思乡之情最浓。怎样舒解思呢？当时的主要办法，一是写信；二是观赏照片。

我大姐每回来信，都诉说思乡之情，索要父母、两个妹妹、三个弟弟的照片。

我父亲当过“志愿军”，在辽宁丹东呆过；尝过远离家乡的滋味，决定赶快拍照。可是手头紧张，每人都拍，挑费不起，最后商定拍一张“全家福”。

接下来的几天，全家人开始紧张而兴奋的准备。

照相有啥可准备的？如今去外地旅行，都“说走就走”了；照张相，用得着大费周章吗？

当年真需要精心准备。

准备人员。父亲在矿上挖煤；母亲在铁厂做临时工；怹俩都不是“定休”，而是“轮休”，需要提前请好假；我哥在海淀上“盲校”，需要提前请假，并接回房山；二姐、三姐也要跟学校请假。

准备服装。虽然煤矿地处远郊山区，可是在外地人眼里，也算是北京人，穿得太寒酸了，既让大姐脸上无光，也给首都丢份儿。一家七口人，从头到脚，都得倒饬倒饬，脏的洗，破的补，大的改小。没有洗衣机，也没有缝纫机，我妈和我两个姐姐忙活好几天。

准备“道具”。照相还需要“道具”吗？答案是肯定的。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无法理解了。

当时照相，尤其是去照相馆，都有一些相对固定的模式：要么手棒“宝像”；要么挥动“宝书”；要么胸前别“像章”；要么肩挎“钢枪”……总之，要拍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劲头，不能儿女情长，忸怩作态。你要想玩“小资”、搞些另类，不仅很难如愿，还可能被“查三代”。相声《如此照相》，虽说有些夸张，却也反映了当时的状况。

这些“道具”，尤其是其中的精品，比如漂亮的“像章”；正宗的军装等，普通人家很难得到。我父母琢磨谁家有啥，能不能借出来。然后，支派我的两个姐姐去“舍脸”。我记得有一枚“像章”，是从邻居赵家的柱子哥借来的。

……经过几天准备，终于启程去坨里了。由于人多，舍不得坐公交，仍是“11路”，沿着河边走。终于能照相了，孩子们都很兴奋，边走边聊，连蹦带跳，没觉出累来。

进了照相馆，父母去“开票”，和师傅说明情况。因为当时“知青”的信件和照片，经常是大家传阅，介绍拍摄的地点，所以师傅非常重视；帮着设计画面，调整人员的位置、服装和表情。

照相馆是一种大“座机”，机身蒙着一块又黑又厚的布；师傅取景、调集时，脑袋和上身要钻到黑布下面；有时，他蒙着脑袋，挥着一只手，指挥我们调整姿势；一来，隔着黑布，他言语不清；二来，我们没经验，理解不了他的意思，往往说了几遍，还没有到位。他急得钻出来，跑到我们跟前，连说带比划，然后钻回布里。

如此反复了好几次，师傅大声提示：“好了――；就这样了；看镜头；眼睛瞪大点；挺胸、抬头；互相靠近一些。”随后，一手轻按连着一米多长胶管的皮球，“啪――”地一闪，终于照完了。

照相馆有几张背景画，根据不同的人物、情节，可以更换；选用哪张作背景，师傅和顾客互相商量。

我们“全家福”的背景，是苍松和纪念碑。全家人前后两排，父母坐在中间，胸前戴着“像章”。我们哥仨，站在前排中间，一人一支“钢枪”。俩姐姐，一边站一个，一手托着“宝书”，一手背在身后……

由于是黑白照片，再加上画面小，相纸质量比较差，几年以后，“全家福”掉色、圈边，显得陈旧、寒酸。这张拍摄于特殊年代的照片，严肃有余，温馨不足，于是大家商定，照机会再补拍一张新的。

确切地说，这张“全家福”并不全，里面缺少我大姐。为此总想再拍一张，真正的“全家福”，既可以各自观赏；又可以留给后辈人。

可是造化弄人；补拍一张“全家福”，这么简单的事，却一拖再拖；从1976年大姐“返城”，一直拖了二三十年，也没拍成；先是，姐弟六人各自成家，忙忙道道，很难凑齐；后是，父母多病，先后离世；如今，一家八口，只剩下二姐、我和小弟了。

首张“全家福”，圆了我的照相梦。再版的“全家福”无法续拍，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