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读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曾有不解。一个人在外漂泊几十年，容颜已老，乡音何以未改?改不了还是不愿意改?这样的疑问和诗没有关系，一直存疑却没敢问出来，怕被人笑。不再有疑惑时，岁月已经流逝太多。

        2008年夏天，我离开山城，搬到石家庄。朋友说，在石家庄最热的季节搬过来，很难熬的。但我熬过来了，并有了抗热力，像石家庄人一样。既然住在石家庄，就得适应石家庄的热。适应，是一个人活在世上的前提和能力。但不得不说，并不是什么都能入乡随俗，有些东西注定是改不掉的。

        小区旁的菜市场有卖菜的张家口人，坝上话夹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我常到他们的摊儿买菜。自然是想和他们唠唠家乡话。令我不解的是，只要我说普通话，他们一定用坝上话回答我，而我说坝上话，他们必定用普通话回应。似乎故意制造语言混乱，实在搞不明白他们的逻辑。离开张家口差不多七年了，我仍订阅着张家口的天气预报。不是借此作什么证明，只是说，在心理上，在习惯上，我并没有离开山城。

        似乎绕远了，我是想说《张家口日报》的。也不是要评价《张家口日报》，而是想说说和《张家口日报》的故事。

        《张家口日报》曾经载着我的希望和梦想。八五年冬天，我正在张北师范读书，怀揣着狂妄的文学梦想。我写下平生第一首诗《雪花》，投寄到张家口日报社副刊部。师范北院进门两侧各有两个报刊亭，课间我就往那儿跑。我假装看报纸，其实是在报纸上寻找自己的作品和名字。那是秘密，不敢告人，更怕被窥破心思，那情形跟做贼差不多。结果可想而知。但那个冬天，及至次年春天，《张家口日报》于我而言，格外亲近，格外亲切。   毕业后，我分配到一所乡镇中学任教。学校订阅有《张家口日报》，在没有网络和手机的年月，《张家口日报》是师生们了解外界的重要窗口。一张报纸，被大家翻来翻去，有时几乎毛边了，还在架上放着。期间我开始写小说，并往文学期刊投寄。我已经知道，在《张家口日报》发表作品不是那么容易，也正是这个原因，不敢轻易给报纸投稿。当然，另一个原因是我的作品多数超过版面规定的字数。

        一个叫四道营的村庄，有位识字不多的农民家走出几个中专生。那个年月，中专生很了不得。我和同事到村里采访那位农民，写了一篇类似通讯的稿子。我第一次到张家口报社，就是因为这篇稿子。我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在稿纸上的，怕弄丢了，专门坐长途汽车送去。不久，稿子发出来了，那是我的名字第一次登在日报上，虽然不是文学作品，但总归是付出心血的。

        再次到报社，我已经调到张家口文联。我的小说《极地胭脂》改编成电影并在闪电河开拍，张家口日报社的记者拍了相关的照片，我到报社想要几张照片。当时报社的摄影记者胡喜魁让我找谢岩，那时我并不认识谢岩。上了楼，几个人在办公，我问谁是谢岩。或许是我的声调大了，有些唐突，一位女士声音比我更大，问我干吗。我说出胡喜魁，谢岩---后来我知道她就是谢岩，很爽快地把照片给了我。她没问我是谁，没问我干吗要这些照片。

        我返身下楼，她却追出来，问我是不是胡学文。我说是。她没有多话，只噢一声。我想她或许还会说些什么，但她什么也没说。彼此陌生，大声唤对方的名字显然不礼貌，我并不清楚当时为什么那么喊，而谢岩被一个陌生人吆喝，或有不快，但并没有为难我。我并不知道我和谢岩会成为朋友。她也不会想到吧。我和她的友谊从那不礼貌的初遇开始，至今依旧。后来，我又交了几个报社的朋友，想起他们，马上会想起张家口报社大楼，看到张家口日报几个字，我就会想，那里还有我的朋友呢。

        张家口日报亦是乡音。

        在互联网时代，远方不再是距离概念，而是心理感受。而阅读不再仅仅是识辨，更是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