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特型演员赵新月生活照）
与古代文人的心灵结构相仿时，呵一口气，都会带出几分悲凉。我相信，萧含一定积累了太多的无奈和块垒，而于浮躁、扰攘、麻木、游戏的现代社会空间里又无以言说，所以，他内心深处结出一层霜花，宛如月光泄地，澄明而清冽，让陶渊明、阮籍、王维、柳宗元、苏轼等斯文的长衫魅影，寻着这一抹诱人的冷光，列队从历史深处的幽篁里走出，赶赴这个超越时空的聚会，这就有了《孤骛已远——与古典诗人的灵魂对话》。
同类题材的文章，往往把古人从线装坟典里挖出来，当作一具木乃伊切片扫描抛光；萧含则不同，他不经意的一句话，会让某个古人忽然拍案而起，在惊喜中狐疑满腹：千百年后竟有如此知我者！接下来，一同举大白，醉千觞，击空明，溯流光，酒精和月光穿孔于隔世，古人不觉今，今人不觉古，同气相求又同病相怜，萧条异代又悲欢同时。只不过，萧含和这些古人的对话，却没有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轻松倜傥，他们的酒盏是沉重的，心情是抑郁的，音调是悲怆的，眼睛里甚至布满了血丝。他们的对话飘过苍苍蒹葭与幽幽竹林时，禁不住风声鹤唳，孤骛哀鸣……
人人都是健谈者，要看有没有合适的话题；人人都可以沟通，要看有没有相仿的心灵结构。萧含与古诗人谈得拢，谈得尽兴，谈得眉飞色舞意气酣张明霁初转，但时而又唏嘘不已痛哭流涕阴风怒号。那一刻，历史仿佛在静听，时间仿佛在回忆，所有心构相同的灵魂都被一根琴弦发出的徵音震撼得欲碎欲裂。
读这部书，就是读古代诗人的心灵结构，也是读萧含的心灵结构。按照结构主义的说法，结构相同，功能也相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古典诗人，性格和时代各异，而悲剧的命运相同。看来，不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是心灵结构暗主人生浮沉。萧含所对话的这些诗人，几乎都命途多舛，只能解释为他们的心灵结构里早已蛰伏了悲剧的因子，而影响诗人心灵结构的东西又只能是长期盘踞于内心的文化意识。
萧含选择的书写断限饶有兴味，他首先从汉代的司马相如和扬雄写起，下迄宋朝的范成大和杨万里。而汉朝正是儒学从诸子之学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开始。战国时代的风云已经飘散远去，一同消逝得还有文人的自由空间，从此文人的命运翻开了新的一页，只是这新的并不可爱。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悲士不遇”开始成为诗文创作的一个显题，也开始成为文人命运簿上永恒的印戳。这个鲜红的戳记，一直被打印到近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为止。看萧含这部书，也是考察不同年代里盖在知识分子脸上的“士不遇”的印戳流衍。
剖开书中诗人心灵结构的内核，多是儒家的DNA。纵使他们的学问再浩淼，才华再高迈，信仰再繁芜，都不过是围绕原子核旋转的核外电子，真正的重量和向心力都指向核内，一如忠君报国的信条。他们总想不期而遇，但儒家修齐治平的课程并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去“遇”，以及除了在朝廷上的“遇”之外还能有什么可遇之所。“遇”的机会太少，“遇”的手段太少，“遇”的结果太无定，于是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萧含把每个诗人的不遇以及遇了之后可能还不如不遇的悲怆写了出来，让人真的更加怀念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相对宽松的环境与自由舒展的姿势，而汉代以降的文人除了“一颗红心”与煌煌诗才之外，再也没有了有可能促成他们“遇”的纵横家的外交技术、法家的法治思想、墨家的博爱实践、兵家的奇谋诡计、农家的桑业技术、阴阳家的玄思妙想、名家的逻辑思维、杂家的综合素质，于是他们在“遇”时缺乏真正的安邦之道（就连王安石不也搞得民怨沸腾吗？），在不遇时也只好借助于道教和佛教为自己疗伤，而当初激励他们修齐治平的儒家学说，这时却连修身的奢望都要借助于“异端”。不完善但顽固的儒学戕害了他们的生命自由，他们反过来以这种戕害为荣，视“文死谏”为殊荣，于是悲剧诞生了。当他们连“文死谏”的殊荣也无缘获取时，面对着皇权的垂天之翼与专制的静穆高山，他们只好把自己的诗思和语言放大，放大到足以一揽其小蔑视对方的程度，并从中获得一夕快感，而内心里依稀与庙阙有暗道相连，随时想朝觐，徒奈浮云遮日阻重深。于是，读这部书，我不得不一再反思儒家学说，其本身的缺陷是诗人悲剧的渊薮。
试图避免悲剧的努力还是有的。萧含在书中还写了一些诗人，他们虽然不代表主流，但却是值得注意的一类，如钟会、宋之问者流。李敖说——“怀才不遇”被用做叹息的口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光怀才就该“遇”？构成遇的条件很多很多，学识、才能、健康、出身、机缘、厚颜、忍耐、凶狠，……等等或好或坏的品质与机会，都很重要，只有一个“才”的条件，是不够的；既不够却空叹息，岂不笨吗？看看那些“遇”的诗人，正印证了李敖的这段话。就连高适、韩愈这些正直文人，其世俗的一面，也往往成为他们避免“不遇”的通行证。而那些只想以忠心和才华期逢明主的耿介文人，因为没有出身、机缘、健康乃至厚颜、忍耐、凶狠、缺德的品质，其不遇也在意料之中。从这个角度看，萧含在对话古人的时候，想必也是一会儿青眼相向，一会儿又白眼相加的。阮步兵的精神基因，依然在萧含的血管里流淌。
从书中诗人们的头顶望上去，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那是中国历史代代相因的社会律动。萧含不惜笔墨，在每个诗人出场之际，总要先拉开这样一幅苍茫的背景，在读者进入布景的时候，诗人也沿着历史的回廊到场了，于是你会明白诗人的一滴眼泪流出的哪个年代的辛酸，而当你也感动得热泪欲零时，才知道那个时候诗人的美丽怎样在民众心里发芽开花。正始年间的风吹着，贞观年间的雨飞着，开元年间的云飘着，元佑年间的雪下着，诗人们或御风而来或冒雨而至，或登云以降或挟雪以临，在萧含心际的霜花月辉里会合。细细观察时，这些诗人往往双双而至，司马迁和班固、嵇康和阮籍、潘岳和陆机、司空图和李煜……他们或是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或是政坛上的盟友或夙敌，好在都是知音，都是传统文人精神的孓遗。
有人说，中国现代只有两个人有资格写文学史，一是鲁迅，二是闻一多。言下之意，没有文人的禀赋，心构不与古人相仿，是无法写好文学史的。所以，治文学史的人，不妨看看萧含这部书，诗人们的欢笑与太息，以及眼泪，从书页里渗出来，随便汲取一点，都会使干燥的文学史著作润泽一些。诚然，鲁迅等现代知识分子已经有了独立的批判能力，萧含作为当代报人，和当今的知识分子一样，其悲剧性的心构已经变异，但依然是从传统的文人心构里挣脱逃逸出来的一群，抚今追昔，往事并不如烟。
这个时代的扰攘，不宜远古的诗人久留。他们是要回去的，回到苍茫的云水之间，回到我们的声音和视线难以企及的地方。
挥手之间，只剩下了萧含一个人。他独立在自己心灵的旷野上，一定感到无限的惆怅。
还好，他的身边，一个，又一个影子出现了。那是他的读者。包括我。
作者：赵新月（毛泽东特型演员、西柏坡学创立者、河北省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