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在北京参加颁奖活动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大会组织诗歌朗诵会，每个人都可以上去朗诵自己写的诗。促使我一反过去的羞涩、扭捏，毅然决定上去朗诵的原因，首先是觉得大家都陌路相逢，谁也不认识谁，朗诵坏了就坏了，回到山西如同一滴水回到大海，无浪无波、无憾无恙。其次是内心有一种冲动，到底自己能不能朗诵？这辈子就默认“不行”了吗？是骡子是马总该拉出来遛遛吧！正是缘于彼此不相识，我倒没有了紧张，面对一百多人的会场，轻松上台，情绪异常镇定，就像在课堂上给小朋友讲故事一样，非常自然地朗诵了自己的诗《遇见童年》。当自己的声音从麦克风里传出，会场上一下子鸦雀无声，我受到了鼓舞，情感很快进入到诗歌的意境。

朗诵完，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我就像一名考试合格的学生，高高兴兴跑下台来，带着些许兴奋和喜悦。从大家当时的反馈到第二天还有一些朋友在参观圆明园的路上主动聊起朗诵的事，他们问我是不是学播音的，怎么那么有感情？我坦陈自己是一名幼儿教师，就像平时给孩子们讲故事一样而已。从大家的认可中，给自己增加了信心是一回事，更主要的是，我听到一些朋友主动把他们知道的好诗朗诵给我，让我大开眼界。就像在我面前忽然打开了一扇多彩的窗户，我看到了窗外更美的景色。试想，假如我还是和过去一样扭捏、畏手畏脚，谁能知道我也会朗诵？谁又会来和我交流？真的，我很感谢这次北京之行，感谢大会提供的这次契机，让我鼓足勇气和过去心灵扭捏的自己做了一次挥手告别！当然，我最想感谢自己，感谢自己终于突破了那层心理障碍，在这样一个不平常的舞台，在众目睽睽下，带着一丝无畏展示了自己一把。也正是这一试，心中的痼疾疗愈。

一个人对自我处世的价值认定，深受原生家庭中那位拥有绝对权威的母亲大人的影响。我的扭捏，来自童年被呵斥的阴影。

上六年级的时候，政治老师给我和另外一位女同学布置了一个任务，每天早上六点半左右，在村里大队的广播上，读一篇老师选好的报纸上的文章。读了两天，效果咋样，我还来不及问人，就被母亲的一盆凉水浇了个透心凉。第一天，不知母亲是脑袋闷着呢，还是忙别的没顾上管，放我安然度过。可第二天读完回家，就遭到了母亲的痛斥。骂的原话记不清了，意思不外乎是，我做这件事情是显摆，是丢人的。她的愤怒让我模糊地觉得自己被老师利用了，干了一件让家人搓火的事。我无语地接受母亲的训斥，内心里混乱不堪：一边是老师布置的任务，一边是母亲的反对，到底这件事情该不该做？母亲以血浓于水的身份传递给我一个信息，出头露面惹人嫌，是丢人的显摆。其实，对于我，如果仅仅是内心混乱还好说，弄清该怎么做就行了。关键是一份对自尊心的伤害无声地发生了，不啃气，不等于内心不羞涩、不难过、不疼痛！可我又能说什么呢？反正，从挨了母亲骂后，我就坚决不去做这件事了。任凭政治老师怎么劝，我都不听。

母亲以这种方式传递给我一种处世观念，影响了我若干年。在太原幼师上学期间，一上讲台就哆嗦，一给老师弹琴，就紧张得要死。即使进入不惑之年，遇到一些诸如朗诵、演讲之事，我依然心会哆嗦，能退则退，能让别人上，自己则尽量不去。母亲的训诫，刻进了我的骨头里、融进了血液中。虽然当了老师后要经常接待同行、家长的观摩教学，给家长做讲座、培训教师，但每次开始前，心必颤抖一阵才会好。而今能够淡定从容，也是经过了无数次的磨合、锤炼。但不确定在哪一时刻，在众目睽睽下，我的心理障碍就又会复活，阻挠我前去应战。

记得2015年在太山参加金秋诗歌朗诵会，我的诗《爱这景美人醉又秋天》被入选。那天，有很多人朗诵，组织者也安排了我。但是，我拒绝上去朗诵，无论组织者怎么说，我宁愿放弃。后来，碰到为别人朗诵的聪聪女士，我一把拉住她，请求她代我上去朗诵，也不枉我来太山活动过了。聪聪女士很随和，立马答应了我，短暂地对诗歌进行熟悉后，上台声情并茂地朗诵了。我坐在一隅静静地欣赏。其实，那一刻，没人知道我的内心又被童年时母亲的呵斥控制了，觉得只要上去就会丢人。这是母亲留给我的后遗症。我清楚，心里的这个障碍就像拴大象的绳子，已经被习惯化了。那是一份没有自尊的恐惧。这份恐惧直到这次来到北京，在和大家全然陌生的情况下，才发生了逆转。

假如母亲还活着，我会和她交流这件往事带给我漫长岁月的影响，会和她说出当时心里是多么的难过，多么的受伤！而纠正这个后遗症，我几乎用了半生的光阴。

写于2016.5

作者简介：润雨，原名朱润鱼。中学高级教师。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散文网》特约编审和创作员。1995年开始发表童话、散文、诗歌，作品散见于《榆次时报》《晋中日报》《三晋都市报》《乡土文学》《丹水》《中国魂》《大邑文艺》《三清媚》《中华儿女》《四川散文》《四川经济日报》《在场》《全国文学艺术精品集》《三江文艺》等。有散文作品入选《2016年度山西散文年选》《新时期乡土文学优秀作品选》等。由北岳出版社出版散文集《煮一壶月光，醉了年华》。曾获多项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