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道教鼻祖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五章中曰:“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意思即:最完美的事物,好似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似是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最正直的东西,好似有弯曲一样;最灵巧的东西,好似最笨拙的;最卓越的辩才,好似不善言辞一样)。
曾翔的所谓“丑书”,应该就是如此。
“回首分携,光风冉冉菲菲。曾几何时,故山疑梦还非。”不错,曾有人将曾翔列为“丑书”代表人物之一。不过,我却私下认为,
正像一个著名书法家所说:“曾翔书法像他的性格,想咋来就咋来,不装逼,完全是性情中人,很多人看他的作品时不理解,以为是他缺乏传统功夫。其时,曾翔在年轻的时候,曾临习过大量的古代经典碑贴,打下了坚实牢固的基本功。早在90年代,我们同在中书协大展上摘金夺银,完全不是没有基本功胡写的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年,我们哪批获奖人员,现在基本上都远离书协官场,专心创作。最近,曾翔宣布退出书协,引起很大议论,说明大家对他的举动还是很重视的。在我看来,他还是看不惯书协官场的所为,属于性格鲜明的人,正和他的作品一样。”
由此可见,“正言若反”(老子语),他是告诉我们
就像某书法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如果说‘现代构成’是书法‘现代性’的形式标志,而‘平民化’则是现代艺术最典型的‘精神特征’。从这种意义上说,
不可否认,
难道不是吗?当代书法家的出路,是要回到书法的源头。不过,我们应该去追问一下,“王羲之书法”是从哪里来的,王羲之书法是“源头”吗?当然不是!书法的源头应该是在秦汉篆隶。说白了也就是说,书法也应该有所“创新”。试想,没有“创新”,“书法”可能就不能叫做“书法”,而只能叫做“汉字”,甚而至于是只能停留在甲骨文的形式上;没有“创新”,也就没有所谓王羲之、王献之,更没有所谓怀素、张旭;没有“创新”,也就没有所谓的“风格”,也没有什么“真、草、隶、篆、行”之分。
不容置疑,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适应社会意识需要的佛、道之学勃然兴盛。佛、道的宣传方法是以写经为一大功德。尤其佛学,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学之士,撰写文章以纪其事。或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岩壁摩崖刻写,一时间,从汉代风行的立碑时尚,转向佛学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四海之内虽战乱不止,造像求长生的心理却更加炽烈,刻石佛记文字漫山遍谷,不下数千万。“魏碑”应运而生。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以北魏为最精,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此时的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钟致帅就称魏碑为“上可窥汉秦旧范,下能察隋唐习风”。魏碑书法对后来的隋和唐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书家在创新变革中也多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魏碑风格多样,朴拙险峻,舒畅流丽。极有名的如《郑文公碑》、《张猛龙碑》、《高贞碑》、《元怀墓志》及《张玄墓志》,已开隋、唐楷书法则的先河。清代中期倡导“尊碑抑帖”,冲破了“馆阁体”的束缚,“碑学”兴起,书风为之一变。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语见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一章。意即知道自己无知,最好。无知却自以为知道,有病。只有把病当成病来看,才会不病。圣人不病,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是病,所以不病)。故而,我们要有“自知之明”,正确看待曾翔的所谓“丑书”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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