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左）与刘康达（右）
这世上的缘分，我原本以为，只是人与人之间，如亲情，爱情，友情，其实不尽然，人与物，也有缘分之说。人这一辈子，有时兜兜转转几个圈，还是摆脱不掉与你有缘分的事物。一种极致的喜欢，若只说是脾气，情趣和品性相投，那不过是浅喜；最深的，是生命内在的粘附和吸引，那才是深深的喜爱。譬如，围棋、象棋，千万人喜爱，但与之有缘分的人，会与之相守，深爱终生；没有缘分，或浅爱的人，往往半途而废。人与人的缘分，有时只是一个瞬间，人与物的缘分，却可以维系一辈子。
我与书的结缘，就是这样，从童年到老年，终生相守，从未间断。
在我的记忆深处，小学三年级以前懵懂懵懂中对书怀有一种神秘感，一大本厚厚的书，不知里面都说些什么。最早喜欢的是“小人书”，但我家兄弟姐们多，家境不宽裕，没有闲钱买书。一年级的班主任朱德秀是一位年轻女老师，她了解到我的家境后，对我十分关照。她为我们班准备了一批图书，借给喜欢看书的学生。每天放学后，同学们蜂拥去李老师办公室借书，但不管有多少同学借书，李老师总要给我留下一本。我很感激，一直努力学习。期末，我能把语文课本从头背到尾，再从最后一课背回到第一课。语文数学考试总要双百。
到了四年级，引导我读书的是一位姓杜的语文老师。杜老师与众不同，他不反对看课外书，反而鼓励我们多读。在《我怀念的杜老师》忆文中，我对杜老师怀有特殊感情，他的教学方法，不在于多教课本知识，而是重在引导我们的学习兴趣。所以引导我们多读书，鼓励我们自觉自愿地走进知识的海洋。在杜老师的引导下，我开始大量读课外书。一种好奇感让我走进书中。家里哥姐借来的书我都抢着读。比较早读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保卫延安》《暴风骤雨》，四五年级时爱看打仗的，反映土改的书也看，不太懂。最感兴趣的是《林海雪原》。我偏爱少剑波，认定作者曲波就是少剑坡。印象深的杨子荣、高波、孙达得。第一次从书中看到了护士白茹对203首长的朦胧爱情。那时十几岁还不懂这种感情，只是觉得小护士很可爱。因为解放初期只谈战争和土改，很少有爱情的描写。
六年级时，班主任杨永森老师向我们推荐《烈火中永生》，这是从国民党的渣宰洞、白公馆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罗广斌、杨益言写的回忆录，是《红岩》小说的前身。书不太厚，我一个晚上就读完了。书中的徐云峰、程岗（红岩改成许云峰；成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杨老师利用“晨检”（每天正式上课前，学校安排班主任进行思想教育）给我们念了一段保尔柯察金的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话说得真好，我抄在日记本上。杨老师推荐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国外的书。找到书后，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读完了这本厚厚的立文排版的书。书中的每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这是作者自己的回忆录式的长篇小说，在身体残废、双目失明、疾病缠身情况下，依靠口述，请人帮助记录，完成了这部长达45万字的小说。可是，书稿寄出后竟然丢失了。他没有屈服，克服了极大困难，再次写完了这部书。那时我13岁，保尔的一生，深深感动了我，我懂得了要勇于向挫折困难挑战，要做一个有顽强精神，坚强毅力的人，对我的性格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读这本书开始，引起了我对国外书的兴趣。
六十年代初，我的高小、初中阶段学习任务也很重，但没有太重的学习压力，不像现在的学生沉重的书包压弯了孱弱的腰肢，残酷地截断了学生向书本以外的学习渠道。初中时我的二姐已经工作了，她知道我喜爱看书，就从低微的工资中每月给我两元钱。我自己买的第一本书是《外国短篇小说选》，不到1元钱。由此，打开了一扇窗口，开始了解一些国外作家，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短篇小说“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都德的“最后一课”都是我喜欢的作品。我同情果戈里“外套”里描写的小公务员，兢兢业业工作却过着贫穷屈辱的生活，辛辛苦苦攒钱买了一件外套，又被人抢走，他自己也悲惨地死去。我知道果戈里创作了《狂人日记》，描写小人物的命运，鲁迅借此也写了最著名的《狂人日记》。我喜欢这些作家以“我”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向你讲述他看到的经历的故事。这些作品看得多了，由开始关注故事走向通过小说了解人的命运和反映不同的社会现实，而且分析作者创作意图，还关注作家。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创作了《老人与海》，但他62岁用猎枪在家自杀。
人生能够读书是幸福的。我与书的缘分并不是那么虚无缥缈的，而是一种契机。从喜欢读书到爱护、保存书籍，我看过的书，都平平整整，如同新书。但因为书也招惹麻烦。参加工作后我依靠图书室，很少向私人借书。因为借书发生了让我最不高兴的一件事。
我在报社图书室借了一本《志愿军俘虏日志》，这是第一次看到我军俘虏的遭遇。有一个工人，看到这本书，提出借看。我没多想，就借给了他。过了一段时间，不见那人还书。报社图书室有阅书时间规定，该还书了。我见到那个工人，问他，书看完了吗？谁知他不当回事地说：“丢了。”“怎么会丢呢？”一句话惹得他不高兴“不就是一本书嘛，不值几个钱。看你小气的！”我不想与没有文化的人争吵，到图书室做了说明，按规定赔偿书价的三倍。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工人向大家宣传“王磊这个人太小气，不能跟他打交道，为一本书追来追去。”
一个没有理的人反而堂而皇之成了“英雄”。那些群众大都不太懂得书的价值，不懂得珍惜书：“是啊，不就一本书嘛，不过几毛钱，何必这么小气”。他们被煽动，我反而被孤立。这让我懊恼不已。
喜欢读书不一定有好人缘。不过，从发生的这次事我接受了教训：收藏保存好书，不轻易借给他人。婚后，家里买了书架。一些人知道我家有书，想看书就到我家书架上寻找。又不断发生借而不还。我有一套全国政协选编的清末太监们写的清宫回忆录，一套六本。比较全面反映了清朝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怎样为皇上做一百多道菜；慈禧每天的生活规律；甲午中日战争前后皇宫怎样讨论对日作战；还有皇宫妃子与太监发生暧昧关系，等等。怨我没收藏好，放在书架上，便于随时取出来看。可是，与我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发现后借走，几个人分别来借，竟然不归还，让我说不得恼不得。丢了这些书，几十年了，这套书没再出版。此后，我在书架上贴一个提示：“请君莫开口”，告之来人不要开口借书！说我对书“小气”，好了，就小气吧。
我喜欢的书都是到书店买，几乎每周都去一次书店。1978年后，文革结束，不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五六十年代作家的书，每次来新书，我们都去阅览，挑选自己喜欢的买。现在家里还保存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七本的《中国现代散文选》，这套书伴随着我40年；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鲜花》，都是五十年代后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如刘宾雁、刘绍棠、邓友梅等人的作品；1980年云南出版社出版的慈禧身边的德龄公主写的《瀛台泣血记》……
在报社工作20年，每月买书，家里存多少书啊。1990年，从内蒙搬家到北京。最让我无奈又恋恋不舍的是处理这些书。搬家不可能带走这些书。用几天时间惶恐地整理，哪些书该保留，哪些书该卖，费尽心力，最后，下定决心，卖了六麻袋书！到北京先后六次搬家，每次搬家都要处理一些书。现在每每想起，心里总不是滋味，常常心痛不已。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
哎，缘分是本书，翻得不经心，往往错过；读得太认真，又挥之不去。
但终生与书结缘，总有益处，譬如能识天地之大，能知世外之人；能晓人生之理；能懂人之不易。常有自知之明，有预料之先；不为苦而悲，不受宠而欢；寂寞时不孤独，所以弃浮华，不浮躁，潇洒达观，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重。
年过七旬，与书相伴六十年，以上所说，不管是喜是忧，是静是烦，总算是点体会吧。
作者简介：
王磊，1947年出生，5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1968年从北京通州潞河中学赴内蒙凉城插队。此后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先后在《乌兰察布日报》社、《北京民政报》社任编辑记者和总编、社长等职务，写作新闻、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等百余万字。长期深入基层，关注百姓命运，歌颂改革功臣，揭示社会问题，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支持和领导的重视。倡导并擅长以散文笔法写作报告文学和新闻。曾获得内蒙古、华北地区和全国的新闻奖项30多个。
刘康达，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通州区文化馆正高级研究馆员（退休）。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创作《运河人》《共和国赤子》《扫雷英雄杜富国》等广播剧作近30部，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5项、中国和国际各种奖项20余项。出版130万字的《刘康达剧作集》。获北京市“劳模”称号，个人传略被辑入《中国戏剧家大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