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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莫高估职业生涯规划 任伟韬
作者:任伟韬

在中国,座谈会越来越失去它应有的魅力,成为一项极其乏味的活动。从主办到参会人员出席,都显得无聊、折腾,有时候我也会寻思个中原由,大体下来不外乎这么几点:一是会议主题浅显枯燥。有听你座谈那段时间还不如去自学一下呢何必费那么大劲、花那么多money听你瞎白活,搞一个没啥实际用处的座谈。二是座谈会无实质性的结果。座谈了半天,主办方和主要发言人经过象征性的总结,把事先准备好的结论拿出来给大家念一念,这些结论多半是毫无实际意义的理论性比较强的总结,实践中没什么可操作性,就像爱骂街的老头老太太一样,图了个嘴快。三是座谈会过程显于形式。多是按照“讲话+鼓掌+总结+鼓掌”的模式展开的,起的名字“假大空”,即使是去听座谈的人,多半都是糊弄着,该干什么干什么的。大家都心照不宣,发言人即使想说几句掏心窝的话也得委婉地说,用一定标准的话语体系去说而不是乱说、不是说句心里话。

警校规定每周五下午集合之后每个区队可以有十个人请假回家,特别是家离得远且已经结婚或者年龄比较大的学员优先。这样的规定,剩下三四十个学员往往借个理由出去玩,在学校里边憋了五天了,一到下午上课时候,心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我是比较好静的,崇尚古代侠客的琴心剑胆,专心修炼内功,不爱出去。因而一到周末,就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一个周五下午,区队长找到我,要我去参加一个姓李的教授的职业生涯规划座谈会。我一听就惯性地想到,像这样讲座,就是拉我们这些学员去凑数的。队里没有人愿意去,队长知道我平时爱看书、写作,况且我在队里又是大哥,自然就找到我了。虽然我内心很不愿意去参加这些“大标题座谈会”,可是只要是弟兄们让我去的、不喝酒的,我就欣然前往。

到了以后,发现一共也没去了多少个人,大致数了一下,两个大队十二个区队每个区队出一个人,然后大一新生区队去了十二个人,加起来就是二十四个。那位姓李的教授长的很硬朗,秃了顶了,目光比较有神,据他自己介绍,曾经干过二十六年派出所工作,之后调到局里干文职,并提高学历研究心理学,现在是政法系统心理学教授。名义上,我们是去开座谈会,可是看培训处一个很摆谱的女老师给安排的教室布局——讲台一个独立的座位,下边前四排每排整整齐齐地坐着六位同学,每一个看到如此布局的座谈会都会倒吸一口凉气——天空飘过一句话:什么玩意儿。但是,一些同学还是很认真地听他讲的,毕竟人家出了书、当了教授,又有多年工作经验,演讲还是很有功底的。他给我们讲了“研究名人简历”“职业锚”“第一个工作部门”等专题后便叫我们提问题。一开始大家都低着头,有的玩手机,有的不知道在想什么。不过,肯定有想提问的,有两个同学在抄稿纸上列了个大提纲,涂了又改改了又涂,想发言却欲言又止。最后不小心和那个老师眼睛对视了,其中一个硬强迫自己站起来问道:“老师,您说现在社会上那么多仇官、仇富、仇警的心态和事件,我们该怎么看呢?”待这名同学说完,另一名同学迫不及待地站起来,像是现在不说一会儿就不敢说了:“范党育是个好警察,《营盘镇警事》里边说他干了那么多生活中的琐事,真正地把老百姓当成亲兄弟了”,之后,他又深吸一口作了表态发言:“我们一定要学习范党育的高贵品质,在工作中应该处处向他看齐”。李老师首先肯定了两位同学的发言,然后委婉地说了些英模先进事迹和网媒对警界的报道,基本上就是按照网上的说法,今后多去实习单位工作,多实践,警务工作就是要靠实践才能……如此这般。我不否认,李老师多年的工作经验,但他不怎么讲,似乎有些来做噱头的意味——我早早地注意到教室门口放着一堆他写的新书,标着价格,做签名售书的活动。

关于职业生涯规划,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相关的课程。总的来说,如果把它放在欧美国家,那样的国情,可能这个规划有一定可取之处。如果把它放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比较单一、政治制度刚性比较强、文化崇尚严格的规制、社会阶层化分比较明显的基础上,职业生涯规划也许有其合理的依据。但是现在,我国社会阶层复杂化、权贵主义流行、贪污腐败长期存在、人口流动毫无规律可循、以及弱势群体、留守儿童、新生代农民工、各种“二代”等被贴上标签的群体等问题突出的国情上,职业生涯规划总有点伪命题的色彩。

吉登斯在其《社会学》一书中阐述了涂尔干社会分工理论。他说选择一份职业就是选择一种分工,需要我们做的仅仅是分工条件下的一份工作而已,不需要去对社会现实层面多虑,也不要对范党育、雷锋式模范过分地崇拜。多数人的未来都生活在不可预测之中,像刘志军、邓文迪那样通过嫁娶方式上台的毕竟是少数,像柳传志、刘永好那样抓住改革开放机遇的也是少之又少,很难想象十年后你现在的梦想是否会变成现实。现在社会流行公务员制度,大多数大学生选择了公务员道路,可是国家公务员每年就招那么几个人,千军万马来闯独木桥,最后绝大多数都成了炮灰,可是年复一年这种势头仍然在高涨。梅德韦杰夫说,一国的人民越是热衷于公务员制度,越说明这个国家越腐败,越具有特权意识。可是没一个中国人会把外国领导人的话当做警钟。国家才是最高明的,他每年设置几个公务员名额,就把全国各大高校想要考取公务员的青年学生的心给温暖了。我觉得谈职业生涯规划问题,首先要谈你是否被录取、聘用、转任、升职为公务员,成为公务员了才具备往上爬的起点。

许多人都过分地强调了公务员特殊性,而忽视了他的普遍性,即一份普通工作。当然,你不要面对社会上“三仇”压力而自甘沉沦,那是整个社会阶层的命运。个人命运不能超越他的时代,可以在机遇允许的情况下去尝试做一个社会弄潮儿的角色。克鲁泡特金在《告少年》中告诉了我们怎样去打开新世界的门窗,当你迷茫困惑时,不要以为真的走投无路,也不要觉得自己和范党育、雷锋相差甚远,也许你身上已经有了那些先进人物的因子,只是你自己没有感觉到罢了。许多偶像都是在事实的基础上,添加了文艺的成分,被媒体报道的时候又做了精心的设计,因而他们的职业生涯规划对我们的生活实践借鉴的意义不大。法律的最高本质无非是人的终极关怀,每一位公务员都应当放低身价,为了生存、生活而服务于工作,不要异想天开,要脚踏实地,跟着队伍走,不会有错的,

如果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过分看重,那么你的想法越高明,你被捧得越高,最后摔下来就会摔得更惨。不要过分着迷于领导人简历,那是不可复制的,再说简历短短几百字怎么就能说清楚他们深层次的东西呢。《人情、面子和权力的再生产》这本书就有一个典型解释,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有许多事情解决不彻底时都会把错误推到人情问题上。所以,当那些所谓有身份的人对你讲职业生涯规划时,你就一笑了之就行了,真正职业生涯规划是不现实的。若是你还带着激动心情去听他们说教的话,我只想说:“你已经out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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