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母亲做的小菜
最喜母亲做的一手小菜：简单、清雅、味香。常常是正饭还没有上桌，光是吃小菜就已经饱了。
我老家在张家口坝上地区。在我小的时候，每逢青黄不接的时节，村子里日子都非常难过。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诸多超市、地摊、饭馆的供应，一个村子顶多有一个卖点零食的小铺。所以那时候人们，如果有哪一家买了一棵大白菜，都会是全村的新闻，在村里只能买到豆腐和少量鸡蛋来吃。就在那样的年代，村里人多数都是糊弄着就点咸菜，一天的饭就过去了。
母亲却不愿意这样。
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她除了干繁重农活以外，还把家整理得井井有条。每顿饭都会做七八盘小菜来下饭。我记得，她做菜的原料有榆树上的榆钱、树林里的蘑菇、房檐中的家雀儿、田地里的苦苣菜、家养的鸡蛋、草滩中的地衣、买来的豆腐以及自家小院内种植的豌豆、黄豆、西红柿、黄瓜、葱蒜等。她会把从人们地里遛回来的土豆洗干净磨成粉，最后变成做粉条的材料。她也会经常到二龙山林场，去找蘑菇，常常一去就是多半天，晚上步行回来的时候弄上一大袋子蘑菇。
母亲总是编算着方法把各种食材变成美味的小菜。一小碟凉拌豆腐中，加点地衣的碎末，再放点葱白，看起来搭配均匀、有口感，吃起来凉而不冰、辣味有余。拌一盘苦苣菜，加点菠菠英，拍根黄瓜，切得稍微碎一点，不至于太僵硬的苦苣根和苦苣茎垫了牙缝。凉拌黄瓜、西红柿拌白糖、水煮五香豆、炒豌豆、鸡蛋汤等等，所有的食材都会有用武之地，没有一丝浪费。
近年来，随着市场上食材丰富，母亲很少自己动手到田野中去采集食材了。但是，正如她所言，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食材，没有一样能够做得出田野中的味道。她还会不定时地去采摘一些，只是量少了，样数也不多了。去年冬天，母亲意外地从小树林采摘回来一小筐冰蘑菇。她高兴得够呛。她给我们讲，冰蘑菇必须在秋天落叶季节长出嫩芽，又逢天气降温、普降大雪，并且一场雪持续一冬天，才适合冰蘑菇的生长。这是经过好多年的周期才能遇到一次的收获。冰蘑菇在落叶层保护下，接受冰雪的滋润和考验，能够活下来本身就是个奇迹。
对于吃货的我来说，在味蕾和营养得到极大满足甚至过剩的今天，对食物已经有了诸多挑剔。只有回到家中，吃起母亲做的小菜，才能找到小时候的“味”。母亲做的小菜永远储存在了我的记忆中。
母亲告诉我，日子再平淡，也要动一动双手，追求一些样式、品味。
我欲明心见性、知行合一，对生活充满热爱、保持乐观、追求有品位的价值取向是任何金钱也换不到的。
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生活的修炼。
二、沽源之春
故乡的春天总是珊珊来迟，可总算悄悄地来到了。
阳春三月，北京的玉兰花已经开苞怒放了。可是，我的家乡沽源，仍然无动于衷，冬日的光与影还在控制着那一片黄土地。这种主观的感受一直影响了我好几天的心情。直到有一天早晨，天上飘起了小小的雪花。我想，冬天这位老爷爷还是对坝上的故土恋恋不舍。正当同学们在微信上晒坝上雪景时，我意外地发现，上午的雪花融化为雨水，正在一片片地渗入大地、滋润土壤，让人感受到“天街小雨润如酥”的春味了。抬头看看天气，和往常一样，并没有感到有多热。母亲说，杨树枝的茎远远地看去已经泛绿了。妹妹不信，非要过去看个究竟。走到杨树跟前，看着皱巴巴的黑色的树皮，恼了；待到剥开树皮，那些浅绿映入眼帘，她又笑了，正所谓“满城春色宫墙柳”。春天就这样慢慢地走进了人们的家园。
春回大地，感触最深的便是人们的精气神。在经过了一个冬季的休眠，在经历了冰天雪地的洗礼之后，人们的精神状态因了这短暂的春而渐渐地舒缓过来。走在大街上，大家有的说笑、有的打闹，有的跑、有的跳，脱去了厚重的皮装，换上了暖和的棉装。稍微年轻一点的小伙子、后生们早已经穿上毛衣之类的单装。他们个个身材飞扬，舒展着敦厚的腰背，骑上骏马，驰骋在辽阔无垠的大草滩；他们人人面孔健康，从骨子里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背上书包，到学校开始新的课堂；他们迈着动感的舞步，向春天发出邀请，为乡村演奏着青年人的圆舞曲。
天地有回春的魔力，就连上了年纪的老爷爷、老奶奶也受到了大自然真切的感染，找到了年轻的感觉。他们看上去精神隽烁，走起路来腰杆挺的笔直，满脸是笑容。他们走在大街上，遇到左邻右舍，总是要唠上几句，仿佛一冬天憋着的话总算有了倾吐的时机了。要是在冬季，大家一走出屋外，顶多就是呼吸着快要冰化的冷气匆匆忙忙地打个招呼，然后裹起外衣飞快地奔向人们家中，高原的寒冷让那些喜欢在草丛中踏青的人们望而却步。可是今天境况大不相同了，春天的到来，让本来已经寂寞一冬的大街小巷有了生气。
在春的季节里，最开心的莫过于孩子们了。一年之计在于春，当大人们靠着墙商量着一年的耕种计划时，小孩子也跟着跑到大街上，做起了游戏。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则到西坡上去春游。此刻，西坡的阳坡雪已经融化，露出许多在冬天中坚强地生存下去的马莲草、芨芨草、地皮草以及一片片的牵牛花草根。它们在经历了一个冬天的考验之后，重新焕发了生机。阴坡还有许多未来得及融化的冰雪。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冰雪上走累了，就到阳坡的山杏树地歇歇脚。他们躺在已经复苏的大地上，任凭明媚的春光毫不吝惜地普照着全身，顿时温暖祥和、春意浓浓。一阵东风拂面吹来，顿觉口味清爽、凉而不冷，使人不禁赋诗一首：“东风三月春光好，凉爽西坡云树悠，冬影踟蹰今归去，换得少年踏春游。”孩子们在春的泥土上溜达，将闲情逸致化作脚步的力量，每一步都烙上美好的印记。
邻村放羊的孙大叔，较常人更早地感受到春意。他告诉我，冬天的羊群，头羊走的特别快，因为害怕寒冷，走得能够热身；到了最近，那几只羊儿放慢了脚程，身上的毛慢慢地脱落了，它们可能也是在领略春的风光吧。这位幽默的羊倌平时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总是穿着厚度超过他身高体重合理范围的沾满灰尘的外套，叫嚣着室外天气的寒冷，可怜这些刚刚产下幼崽的大羊。就在昨天我见到他的时候，厚厚的羊皮大衣已不见了踪影，完全一副朝气蓬勃的稍微退了色的军大衣打扮。他也剪了头发，换了人间一般，春天让他年轻了许多、开心了许多，关节炎的疼痛减轻了许多。
我倒经历过许多地方的春天。春天总是故乡的有意思。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一年的庄稼收成，都要在这个月份做好准备。细心的农人会亲自去丈量土地，年复一年，从未改变。他们传承者故乡的“根”，承载着故乡的脊梁。
春天是萌芽的季节，“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土壤经过春雷点化，万物始得复苏。草长莺飞的自然物候，也在影响着适婚青年对择偶的选择，一个新的家庭、新的生命将伴随着春天的脚步来到人世间。
春天又是美好的季节，“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风、春雨、春草，处处隐喻着青春的故事。沽源的春天，来得快也去得快。年轻的朋友们，赶紧抓紧时间，留住它吧，好好地体味一下这短春的感觉吧。
三、一峰奇秀高插云
我与鸡鸣山结缘很久了。鸡鸣山位于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境内，海拔1140米，是塞外最高的孤山，有“飞来峰”“ 一峰奇秀高插云”之美称。此山景观峻秀，伟岸挺拔，如巨人参天，又如天然屏障，古语曰：“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 每当春、夏、秋之际，白云环腰，景色宜人，若大海波浪逶迤而动，令人叹为观止。
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谈起此山。三姨夫工作的前山煤矿距离鸡鸣山不远，山上有许多念经的和尚。在我读高中时，去表妹家玩，佳佳带我爬鸡鸣山。那时候佳佳还小，十岁的样子。她带我专挑难走的路走，实际上是她也曾由三姨或者三姨夫带着去过一次，不甚清楚路线，也不知道怎么上山。我们走了一少半距离，隐隐约约看见山上一个寺庙，看着高峻陡峭的山路，就放弃返回了。而鸡鸣山就永远地珍藏在我的梦境中了，有多少次故梦重游，诉说故事；有多少次谈天说地，引为典故。在之后的日子里，我曾多次到过下花园，去看望三姨，去看望年近八旬的姥姥。特别是他们还在前山煤矿小山村落居住的日子，总是能够遥遥地看到高峻孤寒的独峰，矗立在下花园与怀来县交界的一马平原上。有好几次，都曾想去攀登，可是待到临行，又被时间紧张、身体不适等各种原因，打消爬山的念头。
过去上学也好，工作也罢，时间其实是相对充裕的。也许是缺乏统筹方法，也许是身体慵懒，也许是时机尚不成熟，一直没亲临鸡鸣山。现在，到公安刑侦部门工作，时间比较紧张，工作节奏也加快了，大家的休息一般都是轮休，好在从上至下，公安系统放宽了休假条件。
这不，赶在一个轮休的日子，郑帅、刘盼两个人开着车载我一同去游山了。
我和郑帅起程了。
想到鸡鸣山马上就要在脚底下了，我的心情很激动，也很忐忑。激动是源于儿时的向往，忐忑则是恐高的一种内在反映。不过，好在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爬山需要补充大量水分，郑帅的舅妈、表妹，为我们准备了西瓜和饮料。西瓜是上山之前在他表妹家吃的，饮料是在小区便利店买的。便利店门前有一座假山，看其形状颇有些与鸡鸣山相似。大概周遭仅有这一座孤山的原因吧，连小区的假山都要模仿它的造型。盼盼开着他的“717”待我们在山沟里兜圈子，幸亏路已经好走了许多。很快，在经过一片泥泞的未修好公路后，我们渐渐走进鸡鸣山的怀抱中。公路很窄，两边都是茂密的树林，树林的外面都是很深很深的沟壑。越往上走，沟壑越深。颜色由浅绿变为深绿，心跳也随着山的陡峭而跳得更加激烈。
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驶，一座独立的石塔离我们越来越近，最后到了跟前。原来石塔的旁边就是鸡鸣山风景区的入口。这里有一大型露天停车场，向下望去，下花园城就像是一堆被推倒的儿童玩具一样。停好车，我们开始爬山。山路已经变成石头砌成的台阶，台阶两侧有类似于长城形状侧墙挡着，台阶上缝隙中一些青草顽强地怒放着生命。
过了检票口，里面向西有段平坦的路，左侧是草坪，右侧是铁制的栅栏。栅栏上面插着红黄蓝绿紫等颜色的彩旗，旗子上面写着“森林防火”字样。前方便是刚刚提到过的石塔。塔下面是一排销售佛教物品商店，店内播放着佛教音乐。
左转弯。长长的台阶上，物理学中轴线直通山顶，沿寻路标向山上寻找，山路并不是直上直下。许多建筑都深深地掩藏在山体巨大的怀抱中和茂密的山林中。从山门沿碎石铺成的“之”字形小路盘旋而上，依次可观赏到三楼四柱牌坊、山神庙、萧太后亭、财神殿、鸣鸡、观音院、龙骨岩、永宁寺、五指峰、骆驼岩、寿龟峰、朱砂洞、锁路门、避风桥、南天门、玉皇阁、西顶碧霞元君殿、东顶观日台等几十个景点。
山脚下的牌坊，四根红色的大柱子支撑，每根柱子都有金龙缠绕。正中央牌匾上书繁体字“鸡鸣山”。牌坊下有一香案，案上点燃着三柱粗大的香火，冒着青烟。阿弥陀佛袒胸露乳的快乐照落座于此，佛体呈银白色。这是爬山的起点。也就是从这里，我们看到鸡鸣山三教合流的特点。长长的台阶分成三段，由下到上依次表示儒道佛三教，每段石阶中间都雕刻着壁画。最下边是儒家的“孔子讲学”图像，再上是“老子出关”，再上是“九龙浴佛”。看着这么长的台阶，看着牌坊下的大肚弥勒佛，我打开手机欲照相，被郑帅拦住。
“大哥，你不能对着佛祖照相。”他一脸严肃认真的样子。
“为什么呀？”我是无神论者，有点不以为然。
“现在有人经常与佛祖合影，这是对佛祖大不敬。此其一。第二，你拍摄这么大一尊佛，你回去拿什么供养他，你供养的起他吗？”他向我追问，并做了详细解释。
“你还真是讲究的人呀！”到了佛山，已经由不得我不信了。
我没有再拍。感觉他这么一说，还是临时抱一下佛脚吧。毕竟已经到了圣地，所谓到什么山念什么佛。过了弥勒佛，身后仍然是长长的台阶，很久没有爬山的双腿，才刚刚开始爬，就已经体力不支了。后背上半袖已经湿的粘在了皮肤上，真是“滂沱汗似铄， 微靡风如汤”。不过，出出汗总归是好事。这长长的阶梯就代表人类进步的阶梯，代表苦行僧修道境界的阶梯。想想这些，自然就有了力气。
我不敢停止，乘着肚子里的干货还没有完全消化，我赶紧加把劲往前赶。不一会功夫，我们便到了山神庙。只见石碑上写着此处乃是“康熙皇帝游山时所封的守门神”。
山神庙，原本是古人将山岳神化而加以崇拜的一种祭祀场所。从山神的称谓上看山神崇拜极为复杂，各种鬼怪精灵皆依附于山间。最终，各种鬼怪精灵的名称及差异分界都在历史的进程中遗失了，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互相融合。演变成了每一地区的主要山峰皆有人格化了的山神居住。成书于二千多年前的《山海经》，就已记载了有关山神的种种传说。《五藏山经》里还对诸山神的状貌作了详尽的描述。《礼记·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虞舜时即有“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祭制。
我们路过山神庙的时候，正赶上景区的人在寻找一直寺庙里饲养的鸡。不巧的是这只鸡就葬身于山神庙附近。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只鸡触犯了山神，或者是受到了山神的惊吓。旅游景区的管理人员正在用镐头抛土坑，为这只鸡土葬。
山神庙左右两侧各有石阶通过，根据指示牌规定，“男左女右”，旁边一对情侣在那里徘徊。他们纠结这项乌龟的屁股——龟腚（规定），“男左女右岂不是分开了吗？”男生有些犹豫地望着女生？
我们继续往上爬。
只见山间石径边上随处可见红色的帆布，上面画着太极八卦的形状，以及天罡北斗星的素描。只见勺子状的星斗上，每个点还标有“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陌、摇光”等星座的名称，让人想起《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等武当派的那伙臭道士——又想起在官厅镇泊爱蓝岛举办的“诗刊·子曰”培训会，来自全国二十多个地级市诗词协会的会长、副会长，搁在武侠社会中都是各地掌门人或者副帮主呀。当然帆布的最下方还是要标上赞助商“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转过“南无阿弥陀佛”碑亭就是财神庙。庙的一侧上边石刻显示：“财神庙财神殿供奉了三位财神，一个是武财神关羽，一个是公道正义的赵公明，一个是生财有道的大商家范蠡。”“到了财神庙，这得拜一拜了。”郑帅很虔诚地开始参拜，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又降到眼前，最后到胸前，深深鞠了一个躬。我和盼盼照着他的样子也参拜了下。不过要是按照道教的朝拜仪式，我们的参拜方式是错误的。《周礼·春官·大祝》曰：“辩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前三种礼拜统称“三拜”。“稽首”的原意为礼拜时保持、稽留姿式,后来专指作揖鞠躬，即《礼记》中所说的“受立不跪”之礼。稽首加跪拜并以头触地称“顿首”或叩首；头不触地而是叩在手背上称“空首”。那参拜错误，最多不灵验罢了。若是灵验又当如何，不过是寻找心理安慰。财神庙附近有两项特殊仪式，一是系红绳，只见沿路树上都有红绳，想是游客所弄；而是打铜钱孔（一个石井上边，有一个大型的铜钱，外圆内方，方孔后有一铁片，打中就会高中）。
再往上走，就是佛教的重地了。首先迎面而来的是“达摩梯”，借达摩祖师之名，表明禅宗道场，宗风刚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如果直接登梯而过，意为能除人间一百零八种烦恼。可是现在正在装修，还不能使用。我们只能上路。这时看见草丛中许多大公鸡、老母鸡带着一堆小鸡悠闲地散步，伴随着寺庙的钟声度过每一天，要比外面世俗社会中的鸡少了许多烦恼。我们路过一座商店，店主一身僧人的打扮。他们说着普通话，正在商量着往山上背几包矿泉水或者饮料。一个大胖和尚站在那里说个不停，旁边穿黑色僧袍的人一言不发，不表示肯定也不否定。
这时，向上看就是一个佛字的大寺庙，向下看就是山神庙的轮廓。此时看脚下的山神庙，金黄色的庙顶，红白相间的墙壁，以及黑灰色的僧房，按照四合院的规整分布，格局极为明朗。我们的旁边，几位负责山上清洁工作的“僧尼”，他们也是统一着装，头戴斗笠，箍着围巾。我猜想可能是下花园城里的普通妇女，来这里工作，由景区统一管理。而且，每到一个寺庙、道观，都会有功德箱，想要上香或参拜，多少都得意思一下，取个吉利。不过，听当地人说，鸡鸣山每一个石阶、每一座庙宇的修建，都是拉驴背砖，一点一点地弄成的，实在不是易事。我们到了观音院，郑帅先我一步走进去跪拜观音了。山神庙他是匆匆而过，财神庙双手合十，结果拜错了。这次拜观音当然得虔诚一些了，所谓男拜观音女拜佛嘛！从观音院走出，向正上方正南方看去便是墙壁上书有“佛”字的大佛殿了。殿内格局宏大，正中吊着一盏长明灯。佛堂虽大，祭坛占去大半。正中央祭坛上便是金身如来佛像，佛像两侧悬挂着不同的经文。佛拈花微笑，妙相庄严。莲花座前，三排香烛大放光明，祭坛上下、殿内殿外，一派香烟缭绕。离祭坛三尺光景，摆着三个蒲团。佛殿的后边是孔子、太上老君以及三圣殿。佛教和道教建筑紧密相连，融为一体了。我近期有考试，所以去拜一拜孔子。
这时已经是人困马乏了。走到獒头岩附近，实在累得不行了，水也喝完了。干脆坐下来歇一会。此时再回头看看山下的下花园城区的楼房，就像是小蝌蚪那样渺小，真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我们出来继续前进。前方是朱砂洞。相传唐朝大将尉迟恭扫北时被困鸡鸣山，士兵中暑吃了此洞中的朱砂而痊愈。不过我们看过去，此洞实在是太小了。与“千百来年无数善男信女时常挖掘洞中朱砂祈福平安”实在是不相符。倒也不必较劲。遇山拜山，遇洞拜洞便是了。朱砂洞以上又变成道教的建筑与风格了。马上就要到山顶的奶奶庙了。忽然想起一个与鸡鸣山和奶奶庙都有关的历史故事。
相传，唐朝初期，敬德带兵北征，节节取胜。行至凤鸣城(今鸡鸣驿)，因粮草后续不济发生危机。敬德苦思冥想救急的办法。忽听凤鸣山(今鸡鸣山) 传来阵阵鸡鸣声。敬德便带兵深夜登山。行至山顶，见一白发老夫人，正挥棒舂米，地上群鸡借月光争食。敬德与白发老妇人借米。老妇人：“速回营，便得米。”敬德回营。发现全军的锅碗瓢勺个个米满外流。顿时士气高涨，北征凯旋。唐王听了敬德的启奏，龙颜大开传下圣旨：赐凤鸣山为鸡鸣山，并派敬德监工在山上兴建奶奶庙。至今鸡鸣山也称奶奶山。
越到山顶，石阶越抖，两边的护栏越少，基本上就是光秃秃的了。这是能够清楚地看到南侧怀来县地界的鸡鸣驿古城墙，怀来大地一马平川，十分辽阔，一片绿野。在来时的路上，我还曾想，鸡鸣驿和鸡鸣山一定有莫大的渊源，尽管两地现在分属于两个县区。我的猜测是正确的，从刚才的历史故事可见一斑。
我们即将到达顶峰奶奶庙了，也就是玉皇阁。
鸡鸣山的最高点为顶峰玉皇阁旁的平石台，登临其上，宇净天澄，如置仙境。举目四望，四周绚丽景色尽收眼底。山上的奇峰怪石淹没于云雾之中，如同大海上的礁石在波涛中时隐时现，百态千姿，别致有趣。置身于顶峰与断崖之间的避风桥上，凭栏四顾，脚下云雾缭绕，身似悬空，仿佛来到了蓬莱仙境。桥面上有块巨石，俗称避风石，人立其上，即使山风劲吹也不觉察。鸡鸣山的灵气、鸡鸣山的独特风情，凡曾到此游览的人无不对其由衷地赞美。
我们在奶奶庙中看到一个老道士和一个年轻的道姑。老道士装扮奇特，全身黑色道袍。道姑的装扮，让我想起全真教的孙不二。有点神似。烧香时我们每拜一下，老道士就敲一下木鱼，发出令人陶醉的声响。
出来后，我们乘坐滑梯——一种大理石板砌成的水渠状梯子和钢筋做的棚，一路向山下滑去。盼盼在前边开路，我在中间，郑帅垫后。我有点怯场，担心滑梯不结实，实际上是杞人忧天。很快，我们到了山下，赶着饭点进了下花园城。
摸摸肚子，舌尖的味蕾早就起了反应。郑帅的亲属们早已经等候多时了。
四、漫步桑干河畔
我所接触的桑干河，是小时候看沽源县电视台播放的广告：“桑干河畔，涿鹿老窖酒。”就记下了。后来到怀来县工作，从地图上进一步认识了桑干河。公安局要编写一本记录怀来公安近五年战斗历程的史志书籍，最后敲定的名称是《桑干啸剑》。
可以说，未见桑干河，我却与桑干河神交已久。
桑干河属海河流域永定河，也是塞北一条古老的河，它从西向东，流经朔城区、山阴县、应县、怀仁县，在怀仁县古家坡附近进入大同市，流过张家口境内阳原、蔚县、涿鹿。绵延不断的河水滋润了两岸肥沃的土地，也孕育了这里悠久的文化。历史上，桑干河上游河段流经干旱的山西北部黄土高原，称之为桑干河。其下游常遭洪水之患，因而常改变河道，故原俗称无定河。17世纪末，在采取广泛的防洪措施之后，下游始称永定河。桑干河总是带有大量的泥沙，致使河道随清随淤。1950年代初，在北京西北部山区建起发电、灌溉、防洪的官厅水库大坝。随著海河水利工程中各种排水设施的建设，洪水也得到了疏解。
在意风清气爽的周末，赶上第二天便是端午节，去汽车站坐车，因为回家误了车。初中同学打来电话，说要来沙城接我，一起去涿鹿转转。当时我在车站，本想乘车去涿鹿。可是熬不过他的犟脾气，等他车来接。当天到涿鹿，他给我安排宾馆住下。晚上六点多，同学带着家眷一起来载我去看看桑干河。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走进桑干河，走进桑干河文化。
涿鹿县城边上，桑干河岸边已经修筑了大堤坝，并设置了多个观景台。观景台下也是河水，能够听见潺潺的水声。向远处望去，深蓝色的天空显得高妙无穷，深灰色的群山若隐若现，深绿色的树丛仿佛隐藏着许多奔跑的小动物。再往近看便是河畔的灰色泥土以及淡蓝色的河水。清风阵阵吹来，水汽从河水中跃出，飘到岸上每一个角落。河面上已经是波光粼粼，浅浅地一浪推着一浪。一波一波的水痕，就像是少女的眼眸，诉说着河水的神奇。河水呈现出浅绿色，不过比较浑浊，那种夹杂着泥沙的浑浊，但不是污染。目测一下，从河岸的这边到河岸的那边，大概有200多米远，这在北方已经是很宽的河流了。在怀涿盆地广泛的地域中，涿鹿县桑干河畔是盆地的最低点，因而也是张家口地区最温暖的地方。想到此处，不禁想起我的家乡来。唐人刘皂在《渡桑干》诗中说：“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又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路过桑干河，回忆家乡。桑干河富有唤起思乡之情的作用，这也是一方的地域特征。
我和同学、同学可爱的妻子及两个女儿沿着桑干河畔自由漫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一片儿童乐园。每到傍晚时分，住在城里的人就会带着孩子到这里散心。河边的温度、河边的环境以及河边的回忆，总让人对河畔恋恋不舍，同学年轻的妻子就说到她小时候经常来河边抓泥鳅、捡贝壳的往事。孩子们在河畔的台阶上、树丛中互相追逐、互相打闹，做着游戏、哼着歌、嘴里吹着泡泡末。还有许多做孩子生意的人，在圈定的范围内，摆放着各种电动游戏车，有山羊、木马、快艇等各种形状，小孩骑在上边欢乐地奔跑。大人们则满头大汗地在后边或者是在左右看护着小孩。
我们想象着桑干河奔流的场景，好像时光又回到了解放前。1946年土改时期，丁玲在那温泉屯住了十八天，在这里作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奔流不息的桑干河给了她不竭的创作灵感。后来，她就用这里热火朝天的土改素材写出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获得了斯大林金奖。随后，她拿出五千元钱，为温泉屯村建起了丁玲文化站，购置了书画刊、留声机、乐器、电影《白毛女》及木偶戏、戏剧胶片，并安排专人管理。于是，千里桑干河畔有了一座农民文化站。
丁玲纪念馆原址就是原来的丁玲文化站。这座小院坐落在村子正中心，从前是座二进院的庙宇，民国大改良时，拆了神像改成学堂。至今，后面闲屋里的墙上既有斑驳的彩绘神像，也有教学的黑板，院里有石砌的甬路。从前院门口正对的是一口水井，现在院外正南只剩下苍翠欲滴的槐抱榆树，西面是明清时古城堡。村里旧房老屋大都不在，街道也一变再变，唯有这文化站旧址老院依然一动不动地矗立在中心位置。因为这里留着一位作家的印痕，有着不同凡响的纪念意义。在这旧日小院里，纪念馆成立时，丁玲的爱人陈明先生提供了大量的丁玲著作，未发表过的珍贵照片和实物。温泉屯村丁玲的老房东曹永明从家里搬出了丁玲睡过的床，坐过的马车车轮，以及她用过的一些生活用品。现在，这些实物都陈设在馆里。这些平平常常的物件，因为与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有关，就超越了普通用具的意义，成了历史文物，让人们观瞻。
丁玲居住过的温泉屯，我们没有去参观。不过，在回沙城的路上，经过温泉屯的时候，我看见路边张挂着“丁玲故乡”的宣传牌。想来丁玲居住的地方离此不远。温泉屯乡是著名的龙眼葡萄之乡，大陆性季风气候分明，土质沙壤, 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昼夜温差大,具有栽植葡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对农作物积累干物质极为有利。再加上该乡地势南北低，中间高。以桑干河南岸的五堡、保岱村为界，北部为河川区，中部为丘陵区，太平堡以南为山区。这些特殊的地理环境，就决定在那个年代进行土地改革的复杂性。丁玲在哪个地方生活的十多天，深入农村斗争生活，获得灵感，激发创作欲望。本来她的农村生活基础不厚，小说中的人物同她的关系也不算深。可是，那段生活经历，让她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同农民、农村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它逐渐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她要把这段生活真实地留在纸上，留给后世。就这样，一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把中国当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和涿鹿这片土地紧紧地连在了一起。1953年、1979年，丁玲又两次张开双臂向朝她涌来的温泉屯村民呼喊：“我回来了！”丁玲三次来到温泉屯，回到了日夜思念的乡亲们中间。她与生活在桑干河畔这块古老土地上的百姓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勤劳朴实的温泉屯人忘不了这位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光明使者，在这儿建起了“丁玲纪念馆”，表达对她的怀念和敬仰。
到此旅游的旅客可以在这里寻找丁玲的足迹。在丁玲纪念馆的站前有一棵槐抱树，象征着黄帝与嫘祖的忠贞不渝爱情。我也在想我的爱情会在哪里呢？也许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五、泊爱蓝岛踏诗
在怀来县官厅水库湖畔，房地产开发一波接着一波。观澜墅、泊爱蓝岛、月亮岛等工程就是比较著名的建设，一是因为在房屋限购政策出台以前，北京人在此购房比较多，市场销售一直很好。假以时日，环官厅湖便成了别墅林立的区域了。
泊爱蓝岛其实就是一座别墅群。
这里风景怡人、风光优美，加上连年不断地搞开发建设，景色别致、环境宜居。
如此优美的环境，开发商肯定不单单让它成为环境美的去处，还要把它赋予文化的意义。因此，经过各方努力，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泊爱蓝岛创作培训基地挂牌了。这是2016年的事情了。
今年6月，泊爱蓝岛会客大厅布置一新。摆列在大厅中的沙发、竹椅足足有三十多件，主办方显然统计了人数。诗刊社秘书长江岚先生容光满面，那副眼镜戴上显得睿智了很多。他担任主持人，整个活动现场的操持麦克风者。诗刊社邀请全国二十多个地级市诗词协会的掌门人、副帮主级别的文化人，齐聚官亭镇泊爱蓝岛，共享诗词盛宴。更有王改正、陈佑庭等诗词界的大腕前来祝贺。主办方为每位到会的嘉宾准备了标有“诗刊1957-2017”字样的陶瓷杯留作纪念，还为怀来诗词界的朋友准备了午餐，后勤工作做得很到位。
小宇兄、海蓝蓝老师与举办方联系，我们怀来诗词协会有幸去聆听这样的盛会。同行的还有王志果、薛云岗、季秀丽等几位老师，好几位我都是初次见面。
因为路上的耽搁，我们到了后会议已经开始。上午是颁奖会以及诗词协会的经验交流。来自重庆、江西、新疆、湖北等地的诗词界朋友作了典型发言。其中来自重庆的一个会长讲完回到座位上，鼻子长长的一吸，嘴里一阵抽搐，把一口浓痰稳稳地吐在了地上。我不小心看见了，心里怀疑到他的素质。转念一想，也许诗人就是这么随意吧。
中午11点半，一楼餐厅吃饭。大家都来我们这一桌敬酒，盛赞官厅湖畔就是诗歌之乡。其原因就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视察官厅水库，郭沫若等文学界朋友到此吟诗作赋。政治上、文化上的影响，以及战斗英雄董存瑞、书法家王次仲，让怀来大地诗意正浓。可见，渊源是个很重要的参考点，但或许还是葡萄酒有魅力，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特别是对爱好诗词的大咖，酒可以用来助兴，李白斗酒诗百篇嘛。
餐后，我们到泊爱蓝岛的院内及门口官厅湖边小转。从泊爱蓝岛“诗刊·子曰”创作基地一路向东望去，便是东大门，眼力好的能够很清晰地看见刻字。同时这个位置如果画一条线的话，也应该是别墅区的中轴线，已经修建起来一条人工水渠，倒还没有注满水。别墅区分布在中轴线两侧的树丛中。别墅区大多是二层三层的别致小楼，东南西北四方通透，门上悬挂着风铃、艾草等装饰物。墙壁的色泽也不尽相同，有红白搭配，也有蓝灰搭配。红色也不是正宗的深红，倾向于枣色；白墙也不是全白，倒像是填涂上了浅黄色。每个别墅区周围围起了篱笆墙，墙上爬满各种植物。门前的空地也被合理的利用，栽种上了豆荚、黄瓜、辣椒等生长期较短且花鲜叶绿的植物，或是盆景。别墅区内到处绿树成荫，繁花似锦。不论别墅的形状多么不同，它的周围一定满是绿意，枝叶抬着纤细的小手，碧草像要快长出篱笆一样把腰伸得笔直，蔷薇早就不安分地将头探到杨树的怀中，牵牛花也伸长肢体爬到了路边的大理石板缝隙附近。这些别墅的主人追求的就是一种精致的生活。人们容易在这里产生一种误区，认为只有在别墅才可以享有这样的精致生活。也总是听到一些酸溜溜的话：别满嘴精致生活，有钱谁不想？追求高品质，还不得有好家底撑腰？没钱，还穷讲究什么小情趣？或许在很多人眼里，“精致”被错认为用最奢侈、最顶级的东西，过高高在上、疏离人间烟火的日子了吧。反倒是钱钟书先生的一句话，更接近“精致生活”的本意。他说：“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一心一意，只取悦自己。“精致”从来和钱无关，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我们走开别墅，又来到路边。路边按一定距离安装了发白色光的路灯，灯杆很粗壮，呈长方体结构。我们路过一片篱笆墙，墙上开满了红色的花朵。可惜，我们当中没有人认识此花的名字，姑且叫它红花吧。温老师张罗着给大家照相，摆出各种照型。她喜欢P图，这些花的背景说不准就被换到别的景点去了。
我们走出别墅区，还没走二百米，就到了湖边。湖边的树木稀稀拉拉，很不规整，像是炮灰团的游勇散兵，东一撮、西一榔头。许多垂钓者默默地坐在岸边不平整的石块上，或是坐在早已准备好的马扎上，带着正气的装备钓鱼。他们多是北京人，说着很溜的普通话。他们的鱼钩可不是姜太公的鱼钩，很锋利。再看他们的战利品，那些桶里还没有小手指头大的鱼儿，翻着白肚，或许太阳下山，这些小鱼就将进入某个人下酒菜的肚子里了。湖边很不平整，大小沙子粒很不均匀，脚踩上去就会有深一脚浅一脚的感觉。因而几位穿高跟鞋的老师走起路来就很费劲。可她们走到哪里都喜欢拍照，湖边的一艘废弃的生了锈的铁船成了她们拍照的参照物了，快乐麻木了她们的双脚。
贪玩的时候时间过得飞快。主办方考虑到怀来诗友晚上要赶回沙城，所以提前了半小时开始培训。我们就没有在湖边多做逗留。悠闲地赶回去，正好到了开始培训的时间。不过，那些诗词界的大咖们不会安装投影仪，耽误了几分钟。我们这边，小宇、志果帮忙才安装好电脑讲课的课件。第一个开讲的是王改正老师，网上对他的介绍是部队大校，中国诗词协会秘书长，看来来头不小。那就接招吧？不过，他的讲课却远没有写诗写得好，把我讲的给几乎睡着了。幸亏温老师手机的奇葩的铃声把我惊醒，出了一头汗，继续听讲。倒是第二个开讲人陈廷佑给人印象深刻。所讲内容皆是自身亲身经历的体会和感悟。他是个大嗓门，说话时经常感情激动，有时候不免会发生文人相轻的历史传统——这很正常，鲁迅不也骂过同一时代很多他的挚友吗？他认同“诗书联璧”的观点，直面当今社会会写诗却不会书法、会写书法却不会作诗的惨况，话语中不免漏出对当今“展览日多，书法门槛降低，滥竽充数”等症状的担忧。他提出了写书法要懂诗词、走原创、正人品、率意为之，而不应该屈从于商业操作和金钱勾当，痛批当今书法乱象，“唬人卡片官辞大，壮胆头衔谁认输。一世抄来由尺寸，半生卖去是功夫”“笼鹅事迹资谈笑，何必官奴与豹奴”；写诗词遵循“自行车理论”“把诗当成论文写理论”，以及写书法坚持临摹碑帖、泥古可化的原则。他很强调人品在书法写作中的作用，因而特别推崇颜真卿。这些经由他实践的体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参加培训课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授课者的真功夫如何；不在于听课的次数有几多，更在于彻心地领悟了多少——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特别在后半段，他创作的几首古体诗词，拿给我们看。他说他是毛粉，直言不讳地承认。的确，他只亲切地称呼“毛主席”，从来不说“毛泽东”或“毛泽东主席”。这时，幻灯片播放出毛泽东《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的书法。过去未曾注意，毛泽东主席和古人做事风格一致，都是在书稿上涂涂改改。这首长征诗中，“大渡桥横铁索寒”一句，第一稿中丢掉了“索”字。毛主席的补救办法就是在“铁”字的右下角点缀一个小小的“索”字。这一笔就一下子有了意境。
在听课中，忽然扭头看见薛云岗老师、季秀丽老师也加入到了培训课的队伍中。培训结束后，薛老师、小宇带我们去月亮岛游玩了一圈。随后便打道回府了。
六、石家庄之夜
又到省会，阔别三年,风花依旧。幸亏还识路，石家庄还是原先的石家庄。学生较多的红旗大街、早市匆匆忙忙的工农路、打工者天堂的煤机街，每到这里一次，都感觉特别熟悉。石家庄的道路极宽，可是车来车往还是要溅起几抷飞尘；石家庄的普通话流行，可是仍然处处听得到方言的浓重；石家庄的公交依然是那个声调，远远地看见13路公交带来的无限回忆；石家庄夜晚迷醉，这和夜生活丰富的人文情趣不无关系。
城市的夜，灯红酒绿，斑离繁华，看着万家灯火通明，心中阵阵感慨。这座城市还不属于我，只能看着别人在夜色中开心、放肆。我只是它的过客。不过，夜的宁静温暖着我浮躁的心。刚刚结束赞皇之行，等待板寸、华健，这一对难兄难弟。我心又一次替古人担忧。看着曾经走过的路、看过的景、坐过的公交车，夜的静深冰释了孤悬的月，熟悉的面孔让我觉得有些暖，零乱的思绪也因为有人的到来更规整起来。
见到了华健，一如大学中人，健康乐观、晴朗如昔。还有板寸，他又来石家庄了，住在煤机街。他的二姐夫看起来很年轻，点菜很干脆利索，也能照顾众人口味。朋友相聚，本来应该畅所欲言，可是因为板寸的姐夫在，稍显拘谨一点。加上聚会之前，板寸千般叮嘱，不要说走了嘴。于是乎，饭吃得很慢，说得却很少。
我们一同出来，告别他姐夫。三人行，沿着体育大街，向煤机街方向走去。
夜更深了，到处都亮起了灯，到处都是黑褐色。踏着铺满石板的街道，略有醉意，踉踉跄跄地走。因为近期偶感风寒，扁桃体炎发作了。医生叮嘱不宜饮酒，可还是喝了不少，盛情难却。
不知走了多久，我发现注意力在下降，不是被路上行人所吸引，也不是广告牌美女，而是被眼前几个大大小小的永远走不到尽头的十字路口所迷惑。想想从前经过的城市街口，四条路，三条路，你走哪条？夕阳已经消失，就连黄昏也将我抛弃，此刻只有前方更为深谙的夜色。这种颜色是这个城市的疯狂，是这个城市的高潮。有多少人在这样的夜晚完成了一桩又一桩生意？有多少人在这个夜晚走进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又有多少人还在写字楼中敲打着本来已经很高温的电脑？天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车流涌动，将城市的节奏调得老高老高。霓虹灯、路灯、车灯，是城市的元素，当然也包括人们永无止境的贪欲和发泄。
在繁华渲染的所在，几个人出去走走，好像也挺别致！那花草树木的香气在这寂静的暗夜里，显得更加的浓郁芬芳，使人沉醉。城市被升腾起来的雾气笼罩着，时隐时现，高楼大厦都像海市蜃楼一般，悬浮在夜幕中幽幽地飘荡着。街灯犹如流动的星斗，不停地变化着角度和亮度，闪闪烁烁，让人如梦幻一般。静谧的暗夜和淡然的心情，浓郁的花香和精美的树丛，还有那清水河流动的水声伴着那昆虫的低吟声。
夜色总的还是美的！板寸发出了感慨，话里饱含着浓重的乡愁。不过，这个城市对他而言已经不再陌生。他努力在夜色中隐藏自己，努力在思念中麻痹自己。在我们的左侧，匆忙的人群，飞速的车辆，天空掉落的雨滴，路边小贩的叫卖，不停闪烁的街灯，似乎每个城市都是如此，似乎每个旅人都是如此地感慨。
过了彩虹桥、摇滚花店。
走到百姓大酒店，看着里面豪华的装备，已经丝毫感觉不到这是为百姓、为人民群众开的酒店。不知何方的臭气带来一阵恶心。匆匆走过这片不属于人民的领地。此时，酱褐色的天空像泼墨后的大肆渲染，洋洋洒洒地铺满了整个天际，不留一点缝隙。黑暗的夜空，像晦涩的墨汁令人压抑不堪。我们仍在前行，板寸一个劲地说煤机街就在前方不远处。
那晚，我们边走边聊，聊了很多。
我本以为，华健会因他的工作转换而有所变化。可是，见面畅聊之后，发现他还是原先的华健，忠厚勤奋、谦虚乐观、正直大方，像这座沉稳的城市，低调中不失奢华、繁忙中不落俗套。有多少人，在走上工作岗位后，为了名利，为了生存，为了他所认为的理由，而迷失了自己。有的甚至性格发生扭曲，好像这个世界欠了他许多，好像他付出一分就该得到十分；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露出本来面目，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本性欲盖弥彰。我曾记得，在我毕业时，华健买了两只烤鸡和一瓶白酒，去为我“易水送别”。他把我当成了荆轲，而他就是那个秦舞阳。人都有这样感觉，和好朋友聊天，就不用任何顾忌，不担心他会背后害你，想说什么，张嘴就说，不在嘴里停留一秒。对板寸、对华健，这样的朋友不多，但每个人总会有几个。遇到了是缘分，遇不到就珍惜曾经的遇见，毕竟“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石家庄之夜，是聊天的夜，总会勾起许多往事。
七、赞皇，甜蜜的生活
我第一次听说赞皇，是在省警校。一个校友说了一句“高元赞”顺口溜，原话已忘，倒是赞皇的名称令人印象深刻了。我记忆中，赞皇或许是和深州一样，出产桃，原来却是枣乡、是蜜之乡。
巍巍赞皇，早在青铜时代便有先民居住，它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延续着农耕文化的脉络；隋朝时便已设县治，县名中的“赞”字赞的就是周穆王这个“皇”，具有浓重的历史底蕴。
然而，我真正走进赞皇，却不是因为赞皇的历史遗迹，而是赞皇的“蜜”。因了蕊源蜂业的牵引，让我看到、感受到赞皇这片土地，不但有蕊源蜂业的蜜源，而且还展现出了一股浓浓的乡情、平淡低调的生活景象。
出发那天，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忙完单位的事，同事小刘送我去火车站。赶夜车去石家庄，幸好还有卧铺，一觉躺下便是天亮。乘务员大拇指戳了我好几下才醒来。我注意到已经过了日出的时间，太阳的光线越过列车窗帘，将最初的温暖与夜间行将消逝的凉爽进行交流，在一切感觉上都引起一种甜美的倦意。
到省城了。
庄子的清晨还是一如既往，清淡、厚实。天空中略呈浅蓝色调，薄薄的云衫将苍穹笼罩，大自然的静穆更加衬托出大地上繁华的开始。
在石家庄市桥西区红旗大街与工农路交叉口。集子已经开始了。看时间刚刚过六点，严格执行“康德时间理性”的我，按照作息还不到早饭时间，就绕着集子跟在人流中穿梭。转到头，忽发奇想对菜价颇感兴趣，虽不是此次采风的重点，可是涉及民生问题总也和赞皇有关联。于是一路记下来：
西红柿2元一斤；青椒尖椒1.5；胡萝卜1；土豆0.67；西葫芦1.5；小白菜1；樱桃5；猪肉12；小笨鸡8；蘑菇4；西红柿1.5；芸豆2.5；黄瓜1；葱头0.6；蒜苔2.5；毛豆2；苦瓜1；红薯1.5；蒜2.5；姜5.5；韭菜、油麦菜1；西瓜0.8元一斤。
这是2017年6月10日早市的菜价，很实惠。有的顾客少给了几毛钱，卖家也不会计较，只是嘴里唠叨几句，“你让我给多抓一把，最后还少给我四毛钱。走吧走啊。”顾客就会笑呵呵地离开，给后边排队的顾客腾地方。排队买菜的人们个个脸上洋溢着轻松的笑容。物价的高下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理念。因为菜价实惠，人们不用考虑买多买少、买贵买贱，而是考虑买什么样的品种，做更多样式的菜。
我到路边吃早餐。炸油条的大叔很卖力，挥着臂膀，把要炸的面拉得老长，弹性十足。只见他很悠闲地抬起一盆面抬到桌前。并用拳头使劲地把早已发好的面攒了一攒，倒在案板上。揪下一块揉几下，小碎刀切成更小的块。整个过程干脆利索。他们过去可能是农民，也可能是失业工人。可是他们靠这些油条在城市扎了根，过着知足常乐的甜蜜生活。我看着炸油条大叔的现场“表演”说道：“来四根油条”。在单位吃食堂一般都吃四根。“四根！你能吃的了吗？”那位炸油条的大叔不容置疑地说。“那就来两根吧！”我看周围吃客都吃两根，遂改口要两根。吃得很饱，又喝了豆腐脑，溜了肠胃的缝，肚子鼓鼓的大。
我想，赞皇的集也应该如此吧。赞皇人的生活虽然还不富裕，但是一定如“蕊源蜂业”的蜂蜜一般甜蜜、美满。
这时，路口西南角已经聚集了十余人。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说着话，像是老朋友重逢。其中有头发略白、精神矍铄的长者，有长发飘飘、衣衫随性的艺术家，也有一幅职场CEO打扮的年轻小伙子，还有着装朴素的政府工作者。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和着装中，从他们像蜜一样的精气神中，让人不难猜到都是要去赞皇县“采蜜”的人。不过，他们许多人我都是初次相识，也不敢造次上前搭讪，只好静静地倾听。忽然，一双大手轻轻拍了我一下肩膀。“呀！肖老师，您也来啦。哈哈。”我激动不已，江西采风结识的文朋友。再度重逢，愉悦之情顿时上了眉梢。他问我还有没有其他的人到赞皇。我说没有看到，但一定会有。他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就说是蜜蜂吸引他们去的。肖老师很高兴我这样的回答，他说要和曾去江西的文友来一次偶遇。
时间很准，直追部队的集合号。果然快到八点时，一辆卡其色巴士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车流，停在了我们旁边。一位前额略秃的人，快步走下车向我们走来，他的手里拿个一张纸单。他开始清点人数，谁到了，就在名单上打一个勾。
我们按照计划开始了行程。
我对乡村一直有很特殊的偏爱，看一地乡土文化也主要是看乡村。在车上，看着窗外路边的风景，想想即将踏上赞皇，心里莫名其妙地感到激动、感到振奋——这种感觉，在前往永清县缑海生家时曾产生过，在前往赤城县姥爷家也曾有过，特别是快要到目的地时。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向往，农村的生活方式、房屋结构、村落布局、田间地头，随处的人文环境，都会令人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浓厚的求知欲，迫使腿脚不安分起来，非要去探个究竟不可。
同行的赞皇籍刘增安教授就坐在巴士车最后一排。他是一位颇有智慧、热爱家乡的忠厚长者，一上车就张罗着给大家讲解赞皇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和绿色文化。一提起家乡，刘教授就颇为健谈，把很多乡土故事告诉我们。而且一路上，他还遇到一处风景或人文，就会叮嘱司机师傅开车慢一点，给大家讲述那个地方的历史瞬间。
“过了那道拐弯处就进入赞皇了。”刘教授指着前边的路对大家说。我跟随着教授的话音向前边望去，巴士车在拐弯，路显得很窄，两侧的树很少，草滩很多，有的草滩裸露出很多黄土。又前行不远，一条蓝裳裳的河流夹路而过，那就是南水北调工程了。清澈的河水流经赞皇，继续北上，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听那潺潺的水声，像是在唱着一首悠久古诗歌，“雍雍鸣雁，旭日始旦。招招舟子，卬须我友。”
南水北调河流逐渐被甩在了身后，连个影也看不到，快到孙庄村了。
村子一片和谐安宁的状态，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快节奏奔波的上班族。这里有的仅仅是慢下来的生活。白墙灰瓦式民居比比皆是，很多家庭都在窗台上栽培了色彩绚丽的盆景植物，传承着汉民族优秀的传统艺术。有许多独门独院的民居，远远看去里弄做得很精致，要更有整体感。除了正房，还有一个花园式的院子。乡下人家，虽然住着小小房屋，但总爱在屋前院子里搭一瓜架，或种南瓜，或种丝瓜，让那些瓜藤攀上棚架，爬上屋檐。当花儿落了的时候，藤上便结出了青的、红的瓜，它们将会一个个挂在房前，衬着那长长的藤，绿绿的叶。青、红的瓜，碧绿的藤和叶，构成了一道别有风趣的装饰，比那高楼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或是竖着两根大旗杆，可爱多了。各家各户大门修得很漂亮。虽说谈不上较高的审美，但也下了不少功夫。有的还在门顶上镶嵌着独角兽等吉祥物。一对年轻的夫妇正在和泥砌墙。只见两人都穿着胶鞋、迷彩裤和黑色的上衣，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袜子，浑身扑得全是灰土。那位大姐笑呵呵地甩着膀子，娴熟地搅拌着水泥和沙子。那位大哥很轻松地用惯性将身后的砖转移到身前，然后用泥铲一点一点地上搅拌好的水泥，一块砖一块砖地砌着墙，不时地用小锤轻轻地敲打着砌好的砖，像是在打磨一件艺术品一般。也有老头老太太蹲大街的，摇着芭蕉扇子闲聊。旁边的大黄狗安闲地躺着呼呼睡觉，车来车往并不能惊扰它们。
巴士车经过五马山、槐河，继续前行，约摸一袋烟功夫，就到了蕊源蜂业有限公司。
“中国蕊源蜜蜂博物馆”。
远远地，最醒目的还是这九个红色大字。告诉来访者目的地已经到达了。
银黄色的四层小楼、墙砖粉刷得雪白，两个大门垛上立着四个牌子。这就是我们赞皇行的第一站。
大门正前方，一只巨型蜜蜂挺立在眼前，根据原型放大，蜂体的构造特征显得分明许多，两只触角像是两根遥控天线；羽翼像飞机的两翼；六只脚就像动画片中机器人的长腿。第一次看清楚蜜蜂嘴的模样。院内临时做起一张喷绘，上书“京津冀文学艺术家‘蜂乡探秘’采风活动”。此时，院内已经聚集了大约80多人。来之前我就有很好的预感，一定能够遇到江西采风团的文友。果然，先是在工农路口遇到肖华来老师，后又在蕊源蜂业遇到杜立宪、张国庆、刘峰、傅志伟、齐文进、王惠丽等老师。他乡遇故知，见到旧时文友有些激动，也有些兴奋。杜老师打趣地说：“我们是一路闻着蜜蜂的香过来的。”王老师则带着她的老父亲一同前来，见到我，格外亲切，聊了很多。她没想到我会来参加采“蜜”活动。很多老师还问我，韩咏华老师为什么没有来？韩老师是我们张家口的大才女。这次采风，正好与她的坝上之行重合了，并且她提前去了坝上。我如实相告。
所有参会人员到齐后，在博物馆门口集体合影，并在院内举行了简易的发布会。随后，进入参观博物馆阶段。导游、售货员、维修人员，他们的上衣，金黄色与黑色调交叉，就跟蜜蜂身体的颜色一样样的。他们就是一只只的小蜜蜂，给我们做向导。
这是我第一次普及蜜蜂知识。在一个人所具有的关于自己思维活动和学习活动的认知和监控中，落实到蜜蜂这里，我的认知中更多的是蜂王、工蜂，采蜜、繁育以及养蜂人的劳动。经过对博物馆的参观，认知里又多了更为丰富的内容。特别是对蕊源蜂业，发自肺腑的钦佩。
蕊源蜂业独家创建的蜂蜜博物馆，源于养蜂世家对养蜂事业的热爱，决心将养蜂事业做大做强。养蜂在蕊源蜂业创建人眼里，已不单单是养蜂、采蜜等生产与销售，而是一种文化精神、一项科普事业——正如院内横幅所说的“蜜蜂精神”。
在进一步参观中，我们随着导游女士的精彩讲解，一步步地踏进蜜蜂甜蜜的生活中。在蜜蜂的王国里，所有工作都是由工蜂来承担，工蜂按照不同日龄又分为清洁蜂、哺育蜂、侍从蜂、保温蜂、酿造蜂、筑巢蜂、警卫蜂、侦察蜂、采集蜂等种类。我对此特别感兴趣，默默地记着这些蜂种，拿人类来对号入座。因工蜂是蜜蜂王国真正的主宰。而我因职业性质，就是警卫蜂、侦察蜂。好在能够从蜜蜂世界中找到自己一席之地。有些知识真是令人脑动大开。蜂王是权力最大的，它与雄蜂交配产卵并在体内储存数年。它可以根据蜂房不同自由选择受精卵或未受精卵，并根据蜂房需要喂食不同的食物和天数，决定蜜蜂种类。导游讲解完这一段，一串热情的掌声由衷地发出了。一是赞叹导游的精彩讲解，二是赞美蜜蜂世界的独特繁衍方式。发出由衷赞美的并非我一人，前来参观的文友、老师们都对蜜蜂的生产、分工赞不绝口，想来蜜蜂精神也有蜜蜂生理学、蜜蜂社会学的有力支持。
我看到大厅中有一个大约水桶大小的树洞标本，是一截硬木中空的样子，写着“赞皇蕊源土蜂蜜酿制技艺”。这是古老的树洞养蜂法。自然界的蜜蜂多生活在树洞中。树洞口满是蜜蜂，几百只蜜蜂在上面抱成了团。你可想像，几百只蜜蜂“嗡嗡嗡”在空中飞来飞去，然后飞向路边一棵行道树，钻进树洞后没有一会又成群结队飞出。树洞呈不规则椭圆形，洞口不大，但比较深，不少蜜蜂在树洞中爬来爬去。蜜蜂蜗居的大树一般都很高，树干也比较粗，她们把采到的蜜带回来储藏到树洞中。那一层、亦或是一整块蜜让人看了后便会垂涎三尺。刘增安教授说他一生真正地只吃过一次“七个一尺，十个一斤”的赞皇大枣。换了我，我只想尝尝这些原滋原味的树洞蜂蜜就心满意足啦。
数十万亩枣林，是赞皇行的第二站。
蕊源蜂业车接车送，甚为忙碌。
虽然此时已经过了枣花开放的季节，满地枣树结上了绿色果实。可是行走在羊肠一般的水泥路上，曲曲折折，两侧不算高的枣树绿绿葱葱，扑面而来，令人产生无限遐思。盛夏里，人们钻进绿叶婆娑、生机蓬勃的枣林，就心情怡然，精神为之一爽。人们在纳凉的同时娓娓述说五马山古老的故事和槐河沿岸生活的趣闻，劳作的疲惫就悄然从体内消散。有了那片浓绿，乡村的日子不再沉寂；有了那片浓绿，酷暑的天气不再炎热；有了那片浓绿，人们在田园中体会到生命本真的快乐。
走下车，钻进枣树林中，枣树的全貌展现无遗。枣树树干和树枝都是灰黑色的，树枝上长满了许许多多碧绿的叶子和刺，还有串串无数的绿色果实镶嵌在枝丫上。这些都是昨天蜜蜂的功劳。它们授粉，马上一串串小花就要变成绿豆般大的枣子。这数十万亩枣园，连成一片，成了赞皇的绿海。枣子一天天长大，到了秋天果实累累，那郁郁葱葱枣枝上挂满红玛瑙般的枣，一串串如玑似珠，沉甸甸的，把树压弯了腰，简直就是一曲溢彩流韵的枣乐章。到那时漫步枣林，低垂的大枣会碰到你的头，你只需张嘴，枣子就跑到你的嘴里。老人们常说：七月十五穿红袄，八月十五打红枣。每年农历八月，是枣成熟的季节。可以想象，一进入八月份，枣就开始渐渐变红了。有全红的，有红了半边脸的，一嘟噜一嘟噜的挂满枝头，压低了树梢，阳光一照，一个个像喝多了酒的醉汉，直泛红光，看着就诱人，摘个放嘴里一嚼，又甜又脆，特别惬意。听人说，青枣熟了的时候颜色会渐渐变成嫣红。我们都期盼，蓝天作衬景、白云作舞台、金风作琴弦的乡村田野，到处是一树一树的红枣，如同盏盏高低参差、错落有致的红灯笼，让人如醉如痴吧！
蕊源蜂业董事长陈秀英大姐，真格是大把式，“扛把子”人物。可是，看上去，俨然普通农村妇女，一脸憨厚的笑容，着装整洁朴素，身材中等，说话和善，忠厚实诚。陪我们参观枣林时，因车上座位有限，陈大姐一路站着，让采风会员坐着。有人让座，她也热情地婉拒。有位老师实在不好意思坐，几次相让，秀英大姐都不坐，她说要把座位给远道而来的采风会员。我想起一句古语“厚道之人道亦厚”。
陈秀英大姐总是挂着春天般的笑容，大家都争着和她合影，她非常高兴地配合，或者她主动给大家照相。而她与蜜蜂缘分之深令人感佩，她的父亲、儿子都得益于蜜蜂滋养，个人生活、事业因蜜蜂而蒸蒸日上。蜜蜂与她结了半生缘，蜜蜂精神传递了她家庭的风格，延伸了她生命的宽度。
我觉得陈大姐的农民情怀，继承了赞皇人忠厚的品格，深深地影响了蕊源蜂业。细细思来，回味一些细节，颇有番道理。一开始，类似于我，有许多“新面孔”会员，参加活动不是很频繁。在采风活动开幕式上，说实话，如果不是张会长中场介绍的话，很多会员几乎忽略了陈大姐的存在。陈大姐和我们会员一起，也没有走上红地毯，与她同龄的人不在少数，总以为她也是我们这次采风团成员之一。在参观蜜蜂博物馆的时候，她也是跟在大家后边作些服务工作，丝毫没有把自己与会员们区别开来。中午时分，陈大姐提前预约餐馆，带采风团去就餐。单不说餐厅服务周至、饭菜量大实惠。陈大姐每到一桌，都张罗着为大家沏茶端饭，打开蜂蜜酒盖，像家人一般给大家倒酒，夹菜。返回博物馆时，漏掉五六个人仍在就餐，陈大姐专程找车去接大家。
高山仰止，景行行之；一言一行，里里外外。陈大姐和蕊源蜂业都给会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概言之，就是“厚道”。
人们说，厚道有如参天的大树，给你遮挡暑热炎凉；厚道有如坚实的舞台，容你演绎生旦末丑；厚道有如母性的怀抱，替你抚慰喜怒哀乐；厚道有如宽广的大海，载你搏击风雨浪涛。在此，祝愿蕊源蜂业蜜源久长，祝福赞皇厚德载物！许多文友都留下诗词书法墨宝，捐赠给蜂蜜博物馆。草漭老师吟道：“太行古城蜂儿闹，引来京津冀英豪，十万枣林绿涛起， 香蜜成海花如潮。”黄鹤楼中客文友的诗“蜜杯金液饮尤酣，心与峰飞芳岭间”，被王世成老师大笔一挥间，成就一篇优美的“诗书合璧”。文友们争相传阅，气氛不亦乐乎。
快乐的玩耍节奏，让时间的玩伴飞快流逝。又到了采风活动结束的时刻。一如刚刚到来的场景，张会长、陈大姐与文友们一一握手送到车上、挥手饯行。临行前，每位文友都收到一盒蜂蜜。走在赞皇的乡村道路上，看着眼前的蜂蜜，遥望无尽的乡野，斗胆预言：赞皇，更加甜蜜的生活到来了。
八、小西胡同
茫茫的草原，起伏的矮山，弯曲的河道，洁白的毡房，成片的牛羊群，还有几只勇猛的牧羊犬。在晚霞映衬中，俨然一幅优美的草原牧野图。这就是满清在察哈尔左翼牧群的御马场——太仆寺旗。清末，从察哈尔左翼四旗、正蓝旗、正镶白旗聚集而来的蒙古族和从山西、河北迁至的大批汉族，杂交聚居于此。
从山西临汾迁来任氏父子四人，父名不详，三子名为任潘、任武、任宝——任宝于1897年出生于山西省临汾市，1961年去世。他们是今天沽源县高山堡乡小西胡同村任家的先祖，也在此次迁移之中。任氏父子携带家眷，赶着老牛车一路风尘，来到内蒙古太仆寺旗。与牛、王、宋三户人家在兴盛乡一个小山沟共同立村并命名为“四人沟村”（今太平沟村）。后因“四人沟”犯了“死人沟”的名讳，举家迁到马坊子乡兴隆沟村定居。随后，任宝兄弟只身到锡盟几趟，换回几头蒙古牛，家庭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大概是在1920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任宝赶着老牛车，外出到沽源县小河子乡办事。那时，小河子是县政府驻地。民国四年（1915年）沽源县始得名，七年县政府驻地由独石口迁驻小河子。
为了赶早路，任宝半夜三更就起床借着天空繁星四射的朦胧亮，背上干粮，晃晃悠悠地赶着牛车上路了。
从兴隆沟出来，往南行十五公里便到了高山堡。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北极星的穴位在夜空显得更加明朗。高山堡村前山的身影渐渐凸显。山的凸起，影的雄壮，周围的静寂，令任宝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裹了裹衣服，清了清嗓子，唱起了东路二人台《后山调》：“白面烙饼，我烙了一个干；我跟上那哥哥你上呀上后山；白面烙饼，烙了半口袋……”果然，哼上几声调子，心里舒坦了许多。老牛车向东拐去，渐渐走进一片森林中。除了野生动物的陪伴，一切静悄悄的，静得出奇，不时地有老乌鸦在树顶腾地一下飞走飞来。老牛车走得很平静，几乎听得清牛蹄子的前后动作，车轮吱扭扭地作响。此时已经黎明时光，因为在密密麻麻的森林中行进，丝毫感觉不到明显的亮，前后左右遍布着树根、树桩，像一条条光秃秃的腿，近了又远了；在头顶，树枝和树叶将牛车团团围住。直到早上八点多，牛车才转出这片森林。
只见，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一大片原野呈现在任宝面前，到处生长着一人多高的青青的、碧绿的野草。东边、西边都望不到边，远远地、隐隐约约地看见南面有几座矮丘——东南西三侧呈“门”字形分布，中间地势较低，像个胡同，北侧是开阔地。西南侧有一个大淖（今盐淖村南），足有三百米见方，水淖清澈，泛着白光。此刻，大自然形成错季之美感，清风习习，蓝天白云，绿海如烟。带着野味的馨香、绿草的柔情、鲜花的芬芳、百灵的细雨，让人领略不尽“紫菊花开香满衣，地椒生处乳牛肥”的草原湿地风光。老牛车置身其中，也被周围的环境所感动，走三步停两步。任宝也不再急着赶路，任凭老牛带路，慢慢腾腾地向南边挪动。他享受着野草掠过车轮的声响、拂过脚踝的清爽。偶尔，在青草深处，远远地听到狼的嚎叫，狐狸的私语。山鹰在头顶盘旋，野兔从身旁飞奔，鹌鹑、百灵鸟、蓝蛋壳鸟、小白雀、留长腿鸟等各种小飞禽从一墩马莲齿飞到另一处草丛。
看着这一汪洋草地，任宝的心情不由激动。想想在太仆寺旗三百年牧野，草场每况愈下，是该找个草地丰美的处所，择一地而终老了。
不知不觉中，老牛车来到一处水洼处。放眼四望，正前方环山锁闭，森林像一条绿带紧紧环绕山体；山洼空荡，盛夏的气息紧紧将它收紧；苍天空旷，蔚蓝的小宇宙没有一点瑕疵；林海莽莽，千亩林田赫然而立，大小分布错落有致；草地如海，绿茵茵的草浪在有规律地翻滚。此处水草更为丰茂。水洼向东一直蔓延到今天的龙王庙附近，形成一个大的水淖。另一端在西侧，涓涓细流，像一个勺子把儿形状一直延伸到西边一公里外白色的大淖中。
任宝近前，发现波光粼粼的水淖极为安静，尽管周遭一直是刮着微微细风。水淖四周的原野，草甸混杂花色鲜艳的双子叶植物，五颜六色，万紫千红，在水淖河流泛滥的那一片区域周围有河漫滩草甸，根据一年四季气温、降水的变化而形成了五花草甸。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听说，过去从小西胡同村到北滩村都是一片汪洋的水淖。从近年人们在村后挖沙看，像是真的，因为都挖了好几丈深，还是沙子，根本没有见底。
风往北吹，野草的尖顺势向北倒，一阵阵蛙声此起彼伏，发出动听悦耳的交响乐曲，小蝌蚪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再就近向南看，这个地形，三山环抱、一衣带水，是个上风上水的好去处。此时，他便有了在此长期生活的想法。
他没有久留。驱车向南过瓦窑坑，翻过白土坑大梁，渐渐走向通往县城的大路。办完事，连夜赶回太仆寺旗。他把在水淖处所见所闻和家人细细道来。那时候也没有电视，这些新鲜事想来肯定能在家聊上几个晚上了。
第二年一开春。任宝就赶着牛车，携带莜麦、小麦、粉色土豆、胡麻及耕种家什，来此开荒种地了。就在今天小西胡同村西坡脚下西北角位置，一个人挑土，拕泥坯，砍木材，刨木，苦干七天，盖了一间十平米大小、一人多高的房子。这是村里第一间房子。如今人去屋塌，只剩下房基了。任宝沿着房子附近向北开荒，一直开到水淖边，随后又向南部一直耕种到瓦窑坑——民国时那里曾经开过瓦窑厂，故得名。一整个夏天，任宝精心打理，任潘、任武经常一有空就过来帮忙。中秋节前后，秋水果飘香，布谷鸟鸣叫着金色的年华。这时候麦子就成熟了，那一片片麦浪随风飘舞，粗壮的秸秆上挑着蓬乍乍的穗儿，黄橙橙的麦穗殷勤地点着头，熟得那么欢畅、深沉，像串串金色的汗珠，像无边的金色的海。那一年，粮食获得丰收。秋天过了，任宝兄弟又加盖了三间土房，赶在入冬前回到太仆寺旗把妻儿老小全部搬来定居了。
两年后的一天，山东大汉吕东来也来此定居，成为第二家住户。吕东来人如其名，生得高大威猛，办事爽快，曾是沽源县大地主吴毛永在四宋永、西房子的管家。他给吴毛永干了两年，攒了一点积蓄，买了三头牛，单干起来。任宝借给他种子，没过两年功夫，就有了数十亩地。
就这样，又经过七八年。赤城籍人王义祥，于润，郝贵，郭占银，李天发，王贵、王亮兄弟，王林、王瑞兄弟，杜亮、杜明兄弟等人，皆因来沽源扛长活，听说任宝这里地好产粮多，都来此定居了。蔚县籍的木匠张聪恩在这片儿给人们修犁、修车、修碌碡（滚旦子）。看到这里人们丰衣足食，有的人家还穿着布衣、系着猪皮牛皮裤带，觉着此地生活好于蔚州，就将妻儿搬来落户。二龙山的吴老二，全名叫吴凤祥，当时在二龙山林场（今天的平定堡林场）前一个叫三岔口的小村居住，他看二龙山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也就搬来居住了。后来，任宝、吕东来、王义祥几家养了不少羊，还有牛和地，忙不过来。正好一个叫老南的羊倌的到来解决了问题。人们都叫他老南，反而淡化了他的真名姓。他来自哪里？至今无定论，一说是河南人，一说是山东人。他放羊技术高，产羔多，还懂得羊病知识。人们都顾他放羊。当时，水草又高又长，常常有野狼出没，之前一直是散养，羊不如牛健壮，遇到狼就成了“盘中菜”。于是，就合伙雇老南放羊，给羊工钱，挨家挨户按天数排饭。于是，老南也就定居在此了。
这十三户人家、十个姓氏，陆陆续续来此定居，构成小西胡同村的原貌。
说话间十来年就过去了。这十年中，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情。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1924年到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有计划地入侵中国。
大概是在1930年后，任宝看着村子人丁越来越兴旺，规模越来越大，迫切需要建村立制。而国难当头，就像人需要名字一样，村子也需要一个名字来命名，以增强凝聚力，防止各种反动势力来此一搅和，成一盘散沙。此外，贫穷落后造成的生产资料匮乏，也容易让人们产生离心力。那时候人们有多穷？你可以做出颠覆性的想象。在解放前的那几十年，全村只有两幅扁担和水桶，一副在任宝家，另一副在吕东来家，全村人畜共用。那口井在郝贵家房后道边的高处，每天早晚都有等着提桶打水的人群。
根据任宝之孙任毅的说法，任宝和吕东来事先已商量好，为村取名“小溪胡同”——因村子位于三山环抱的西坡脚下，三山北侧一片水淖直通西边一公里外的大淖。之后，忽然有一天，任宝把吕东来等人召集家中做客，摆上酒和牛头肉，边吃边喝酒。喝到尽兴时，任宝提出给村子起名一事，大家觉得这是新鲜事，都问他叫什么名字好。任宝脱口而出“小溪胡同”。那时，大家普遍没有文化，都觉得“小溪胡同”的名字听起来很斯文、很爽朗，就都拍手称好了。后来，人们口口相传，叫白了就叫成“小西胡同”了，“溪”字换成了“西”字。在小西胡同村周围，其他村落出现时间普遍较晚，较之要晚二三十年，名字取得过程其实都很简单。比如，盐淖村以盛产土盐而立村；西房子因为是地主吴毛永的西地房子而得名；拾大股是因为十户人家入股合伙开荒而得名；贾家营子是贾老大、贾老二最早居住而得名。
关于“小溪胡同”。“小溪”二字倒也好理解，至少一百年前村北便是一汪水淖，九曲十八弯，胜有神韵。至于“胡同”二字，如果说单纯从三山环抱村庄的角度，把村子所处的位置说成三山的胡同形状之中。这种解释颇为勉强。对此，我始终百思不得正解。一个正名的念头就是，“胡同”最初的缘起与蒙元文化及蒙古族颇有关联。所以，我以蒙元文化为基点，且可推断出一个“次优答案”。
先从任宝入手。既然任宝在太仆寺旗生活了很久，而太仆寺旗深受蒙元文化影响，那么，“胡同”在蒙元文化中是否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呢？李明德在《北京胡同文化之旅》中曾论述到，“胡同”（衚衕）这个词在元代就有了。在元杂剧《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的词。可见胡同在元代已成为习见之词。据考证，“胡同”二字源于蒙古语，意指“水井”，有水井的地方为居民聚集之地。元大都北京城那古老的街巷是城市的脉络，由四合院比邻组成的街道，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模样，恰似棋盘。人们称条条纵横交错的笔直街道为胡同。任宝在太仆寺旗居住期间，也是村中颇有威望的人物，多次往来锡林郭勒盟办事。这样，他深入蒙古族地区活动，自然对蒙古族的民俗风情有所认知，假以时日，变成内心中一种情怀。等他来到沽源，内心中关于胡同、水井、老牛车等的联想记忆，最后化作小西胡同的名字。这很符合心理学上的“最后发展区”原理。
其次从蒙古城市建设入手。蒙元初期，统治者对城市缺乏足够认识。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称“（蒙元初兴时）无城壁栋宇”。进入中原后，对城市惟知焚掠破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统治者越来越认识到城市的重要。史卫民在《元代社会生活史》中称，蒙元贵族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元大都（北京）、上都城（正蓝旗）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元上都完全是按照元大都的建设图纸，将市区由方圆五十里改为方圆十里的标准修建的。而草原、中原、江南对城市街道安排大体一致，要求纵横竖直，互相交错。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大都城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衢通（胡同）。黄文仲在《大都赋》中谈到衚衕时写道：“论其市廛，则通衢交错，列巷纷纭，大可以并百蹄，小可以方八轮”。在蒙古人看来，所谓胡同就是正南正北的街道，两侧有四合院或城墙遮挡的巷子，至于巷子的宽度，大可以“并百蹄”，小则“方八轮”。胡同与街巷用语大致相当。只是古时候称为衢通、衚衕，现在改称为胡同、街巷。缘何说起元上都正蓝旗，只因该地紧邻太仆寺旗和沽源县。论脚程，赶牛车半日可到。任宝、吕东来常年在蒙地奔波，接触正蓝旗等地城市街道，偶发灵感，也未可知。
再从地名词源上入手。孙冬虎在《北京地名的伪俗词源举隅》一文中称，地名语词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即地名的词源，大致可分为符合历史事实的真词源、大众约定俗成的俗词源、以学术论著面目出现的伪词源三种情形。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能够确切知道语词真实源流的地名仅是一部分。正如高名凯在《语言学概论》中所述，人们根据语音的相似，既不考虑语音的历史发展，也不考虑词义的演变过程，而去牵强附会地推测词源，就形成了所谓俗词源。任宝、吕东来等人来到小溪胡同定居，随着住户增加，颇具村庄规模。为了让人们有家的依靠，根的归属，迫切取得村名的心情理当理解。但在给小西胡同村命名的过程中，任、吕二人都没有太高文化层次。任宝凭借他闯荡锡盟草原的几次经历，吕东来凭借他给大地主当管家的见识，在那个草莽英雄的时代，不自觉地走上了从“俗词源”到“伪词源”变迁的道路。在给村子命名上，他们不自觉地将自身经历、当地自然地理特征，以一种毫无次序的惯性加工，生成了一种象征着村名的语音符号的俗词源。这种俗词源经过当地村民口口相传，逐渐儿化，从而定型，重建了一地的地名文化。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万物定名，文明乃始，文化乃昌。地名是社会文化的活化石，是分布在历史长河里的时空符号。小西胡同得名，既有其地理位置的必然性，又有其社会人文环境熏陶的偶然性。然而，能流传千古的老地名，坚强，却也脆弱。如今，“任性改名”已经司空见惯。这一改，改丢的不仅是“乡愁”，更是民族的记忆。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小西胡同村度过了四十年的岁月，个中艰辛，且不细说。
七十年代，国家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到沽源县，就是各村盖“排子房”。小西胡同村因地势高低不平，过去人们盖房子比较随性、缺乏规划，村落杂乱混搭。乡政府来检查，认定村落规划不合格，需要整体将村搬迁到村北水洼地以北平整宽敞的草地上——也就是今天的北营子。
于是，村里展开了全力建设新农村运动。
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1982年大集体解散才结束。十二年间，有一部分村民陆陆续续搬迁到北营子居住，也有一部分居民还未来得及搬迁，因为生产方式的改变而中断了。同时，一些外来户相继搬迁到北营子居住。这样，小西胡同村被分为两个更小的村庄。原小西胡同村又被称为南营子，南北营子相距400米。营子的称呼只适用于本村村名，对外统一称为小西胡同。中间隔着的那片水淖，如今已经缩小为一个小水坑。在九十年代，乡政府来小西胡同村做工作，想把两村分别命名为前小西胡同、后小西胡同村——在一些年鉴附件地图上可见到这种称呼，实际上是错误的、不得民心的。也曾一度出现南北营子争夺小西胡同的名号。不过，此事件如昙花一现，今日听来实在滑稽。因为，早先搬到北营子的人绝大多数是南营子老住户的子女，虽然中间隔着水淖，可是血脉相连。进入新世纪，小西胡同村的名号再也没有被更改过，也没有发生过争议，一直沿用至今，成为许多人家的根脉。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岁月的洪流，卷走了村庄的青春年华，剩下的只是一个被岁月刻下深深印痕的伤痕累累的躯壳，和一颗沧桑的心。每一分、每一秒，那汩汩流动着的，不仅仅是你身体里的血液，也是你存活的生命源泉——时间，在指尖划过了千年的时光，在眼中阅尽了万卷的书香，左手里一世锦瑟繁华，右掌心半城零落烟沙。听，一丝丝抽尽，缓慢却又急促，带着你，由青春步入中年、步入衰老。如今，任宝、吕东来等最初的十三户人家，伴随着老牛车一般的创业精神，早已随风飘逝。他们的孙子辈如今都已成了年逾花甲的老头、老太太。再往下的一两代年轻人，念书的念书，打工的打工，搬的搬，走的走，留下了一座座空房空院，独自迎着朝阳、沐着晚霞。那座小西胡同村最古老的房屋早已成了断壁残垣，里面杂草丛生。唯有一些过去碾场用的大石头滚旦子、碌碡，静静地躺在老院中，诉说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金莲川域三百里，回梦水淖二百年。一个时代，一种情怀，这是心灵寻根的时代。古老的牛车，灰土的石墙，幽静的村落，朴实的乡民，处处书写着乡愁乡序。这里有故事、有回忆、有牵挂，有欢乐、有悲伤、有感怀；这里是故乡的原风景，原真、原味、原生态；你可以在满院的月光中、乡村的天籁下、枕着淡淡的乡愁，安然入眠。让我们挣脱城市的藩篱，远离钢筋水泥的丛林，抛开车流噪音的喧嚣，踏上回乡的旅途，探寻灵魂深处的乡韵，共唱历史长河的歌谣。
九、那是令人魂牵梦绕的地方
我母亲的家乡在赤城白草。自从她十二岁随我姥爷搬到坝上沽源，一直长到成年，嫁给我父亲，就一直生活在沽源农村了。沽源又成了她第二故乡。然而，也许是我姥爷搬家搬得次数太多了的缘故，也许是我母亲有着丰富的童年记忆缘由，也许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最近发展区的心理学原因，我母亲心中真正的“家”却是赤城县白草乡西窑村。本来，姥爷家很早就来了口外小河子乡石头城村。我母亲就在那里出生，并生活到六岁。就在她刚刚记事的时候，姥爷一家又搬迁回了西窑村，我母亲在那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自由美好的少年时光。一直到十二岁，又搬迁到口外小河子乡杨囫囵村（今迎春村）。在西窑村的六年，是她人生最快乐的时光，因为全村人都是他们家亲戚，孩提时的伙伴自然就多。直到现在，她仍然对那段经历记忆犹新。受到她的影响，她的耳濡目染，我逐渐对西窑村由陌生转而亲近。然而又不得亲见，西窑渐渐成为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在外求学几年，去廊坊、北京、石家庄读书，后来又到怀来工作。每次回家总要路过赤城，过了长安岭隧道，心情就开始澎湃不已，到了书写着“美丽乡村”牌子路口时，好像再一次遇见了故人。每一次路过，心里总会产生莫名其妙的亲近感。一则赤城是我姥爷的故乡，他们的子侄亲朋多在赤城或白草。二则我母亲从小对我倾诉：
白草乡头道沟村是你姥姥的出生地，西窑村是你姥爷和你舅舅的出生地，妈在那里生活了六年；你姥爷的母亲你叫太姥姥，出生在距离白草乡很近的马栅子村郭家，还有你爸的大舅大姨在赤城西边的头堡子村；在西窑村时，我跟你小女姨天天吵架，她嘴笨吵不过我，我还找你常英姑玩；还有你舅姥爷家的大姨，那时候在辛营村，你舅姥爷一肚子的文化就是说不出来，你太姥爷文化更高，聪明厚道；你姥爷医术高明，很会“道古”，能够讲各种历史故事，什么岳飞传、杨六郎与任唐会、包公断案……
母亲每次谈起她的家乡总是说个不停，她对家乡的怀恋是真诚的、终身的。然而，“穷家富路”，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不能够经常走亲串友，一年回老家一次都成了奢侈。我们村有很多媳妇娘家、上了岁数的人的老家都是赤城籍的，当年他们苦于赤城山沟里人多地少，没有饭吃，一咬牙一跺脚饿着肚皮穿过独石口，北上沽源，开荒种地，娶媳妇或嫁到这边，成了坝上人。没曾想到自此与口里娘家亲戚来往少了，婚姻关系下庞大家庭系脉一刻也少不了农活与家务活的牵绊，血缘关系又不断地牵扯着他们想回老家而不能实现的心。他们一般都是两三年才回娘家一趟，有的甚至十多年都不回去。再则，从沽源回赤城再到村里，道路坑坑洼洼、交通极为不便，班车就一趟，还特别慢。那时候的班车晃晃悠悠的，一走就是多半天，早上七八点出发，得到下午一两点才能到。那时的班车就像一个铁皮做的冰柜，薄薄的一层铁皮车厢根本挡不住寒风刺骨的侵袭。大冬天坐在车中，人们呼出的气很快就结了冰霜，双脚冻得瑟瑟发抖，人们的双脚不停地跺着地，发出一系列极为难听的噪音。特别是一些上了岁数的阿姨，晕车时吐了一地，那股肠胃中的恶心味儿瞬间在车厢内弥漫，令人不爽。抽烟、喝酒、吐痰等行为，在车内是被允许的。有的人为了打发时间甚至打起了扑克。颠颠簸簸的盘山路七拐八拐、绕来绕去，跟我母亲思乡之心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并穿过那双慈祥的眼神直到云霄。
我从小女孩性格，胆小内敛，像个姑娘，总喜欢跟着母亲。她到哪里，都愿意拎着我。还记得小时候，我跟着母亲坐车回她娘家白草乡头道沟村——因为那时候姥爷一家又从杨囫囵村搬到龙关镇巡检司村，在那逗留一年再搬到白草乡头道沟村。一般从春天起到秋天，一直在忙农活，地老大把农民紧紧地拴在那一片黄土地上。到冬天闲在了，人们才会走亲串友，住上几天。不像现在很少有人会走亲戚住夜，即使住也是住宾馆、请客也变成了下饭馆。那时候农村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牛车、马车。我们先是带着坝上的土特产牛羊肉跟村里赶车的老头乘着马车，吱吱妞妞地到了县城，买一些好看的礼盒装着的点心，先在县城亲戚家住上一晚，待天明赶早车去赤城。我第一次吃骆驼肉就是去赤城前一天晚上在一个叫舅爷爷的亲戚家吃的。因为只吃过那么一次，印象特别深刻。第二天打早，我跟母亲挑担着大小物件步行到车站（旧汽车站，现在改为菜市场了），五六个小时的车程，到达赤城，继续步行到母亲的姑姑家。姑姥姥是一个特别热情的老太太，她家自然成为母亲这边亲戚去赤城的根据地了。最热闹的时候，就是好几家亲戚同时去。姑姥姥简直高兴得乐开了花，又是张罗着这个吃，又是张罗着大家玩耍，一天也不闲着。姑姥爷叫周峦，是个文人，做饭做得好。他做得红烧带鱼特别好吃，孩童时姑姥爷看着我吃带鱼的情景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他不大喜欢热闹场合，常常是吃饭时和大家以茶代酒喝上几口，就回到他的书屋了。现在他已经是八十七岁的老人了，出版了一本书，叫《生平漫笔》。我和他很聊得来，也爱听他说话，他是一位很斯文、彬彬有礼的长者。他们的子女中，我接触比较多的是红喜舅舅，我比较喜欢他那种略带忧郁的气质和沉闷温和的性格。因为他年龄较大，和我母亲也非常惯。通常，母亲会在她姑姑家住上一天，一来旅途劳顿需要休养生息；二来姑姥姥对她哥哥家的几位子女有着特殊的感情，也不希望她放下点心就走人。人越老，越重感情、越重亲情。晚上唠嗑自然少不了说说西窑村的动态。
我们从赤城出来，继续坐班车到村里姥爷家，又是一路山沟沟里颠簸。我印象中，姥爷在巡检司村和头道沟村的家，都去过。在巡检司村，姥爷住着纸糊的房子，窗户档子都是木头做的，跟古典影视剧中的小老百姓没多大区别。赤城县冬天暖和，别看薄薄的一层纸，很管用，大风吹过也只不过在窗户上发出几声“嗖嗖……”，进而就消音了。姥爷端坐在炕上抽着大烟袋子。母亲和姥姥姥爷攀谈起了家常，互相问问家庭情况，嘱咐一下身体。不一会就谈到了西窑村，他们说着谁去看祖坟了，谁家亲戚上大学了、生病了，谁在北京打工了，太姥爷临死时用手指的地方……许许多多家事、村事。巡检司村距离田家窑村五里路。因为姥爷和舅舅都是医生。姥爷医术高明，善医疑难杂症，房前左右都来找他看病，尊称他为栗先生。结果，抢了舅舅所在单位田家窑乡卫生院的病源。医院做我舅舅的工作，要么姥爷搬走，要么舅舅走人。姥爷只好举家搬到头道沟村。我那时纳闷，当时姥爷为什么不直接搬到西窑村，毕竟那里是他的根。母亲告诉我，西窑村姥爷本家亲戚中多出医生，去了西窑村反而因为都是医生伤了亲戚之间的感情。头道沟村是我姥姥的家乡，我姥姥的弟弟、妹妹都在那里。头道沟村是个大村，缺医生，去那里当医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紧跟着姥爷搬家到头道沟的步伐，我和母亲第二年春节探亲就来到了头道沟。那时姥爷住的是学校房子，背靠大山大河，河水发起浪来冲得房后墙直响，很吓人。可是毕竟姥姥心里高兴，且距离西窑老家十五公里，不算太远。回不去，远远望上几眼，也是幸福的喽。姥爷很知足，从此在那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长大，他变老，才又搬到口外。这一次，我和母亲在头道沟村住的时间非常长，几乎知道我开学才离开。因为母亲想家了，她也有父母，有亲戚。母亲是个爱热闹的人，她到哪里哪里有就有欢声笑语。期间，她和姥姥家的表弟表妹聊天，多次谈到西窑村。那种想去又不想去的犹豫，被我这个少年给捕捉到了。想去是因为那里有她的童年，她的家族，她的根；不想去是因为太姥爷这一支都搬离了，回去只剩下旁系亲属；再则从头道沟村到西窑村，天寒地冻，十分难走。曾经有几次，我提出想去西窑村，母亲一听就吓坏了，终以路难走等原因阻止了我。可是，又经常将西窑村挂在嘴边，念念不忘，在头道沟村是我距离西窑村最近变的地方。没有去成自然成了我的心病。
之后十多年，家里开销逐渐增大。人穷志短，我们再也没有远行，再也没回到赤城。母亲对赤城、对西窑村思念与日俱增。
老话说得好：“百年随时过，半点不由人。”说话功夫，妹妹都要嫁人了，我这位当哥哥的反而落后了。妹妹从小调皮捣蛋，被家里人当男孩养，接触社会面比较广，又常常令家里人担心。偶尔不听话，责怪几句，吵几次嘴，也不见效。结婚以后，反而懂事许多，脾气也变好了。自己开着车拉着母亲到处转，极尽孝心。宝昌太平沟、兴隆沟、双脑包、杨囫囵等地方，不是我父亲的老亲戚，就是我母亲生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她们的足迹。又恰逢赤城表妹张敏婚礼，亲戚们又趁着小字辈结婚的契机再聚首。妹妹拉着母亲提早去了，赶时间先去西窑村一叙。这可能是她十二岁离开后，第一次踏上西窑村故土，时间隔了四十五年，将近半个世纪了。我到赤城时，母亲和妹妹已经从西窑村返回。得知母亲重归故里，村里的远近亲戚们高兴地满街相送、亲切得不知所以。她们陪着母亲走街绕巷，每到一处，母亲都对那里念念不忘，说出一些她儿时曾经做过的事情。队伍越来越大，越来越壮观，村里人都陪着母亲散步、怀旧。
我搭乘赤城县刘瑞民舅舅的车一路向白草乡进发。这也是我时刻二十多年头一次再去那里。道路修整了，变宽了，也好走了。小汽车像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鱼，轻轻松松地穿过两旁密密麻麻的玉米田、巍峨耸立的大山、挺拔茂密的树林。我心里的白草乡还是那么朴素、那么淡定，没有受到现代化的污染，没有受到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庸俗观念所侵蚀。那里民风淳朴，重视亲情教化，虽然时隔多年，仍然那么热情好客，令人难忘。婚宴结束后，亲戚们难得照相留念，这在过去都是很困难的事，如今人手一机，便利了许多。
母亲去了西窑村，我还没去呢。这是我一直惦记的事。我坚持再去一趟，母亲欣然同意。这次舅舅也跟着去了。我们一路穿过麦田，路过一个搭着戏台的村，再往西南方向走。前方西山下与东边稀稀疏疏的树林间隐隐约约的炊烟处，一个隐藏着的村庄进入了我的视野。这个在我心中魂牵梦绕了二十多年的村庄展现在了我的眼前。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激动和兴奋，不知道该用几双手去拥抱这片滋养过我母亲家族的土地。
我注意到，这是一个讲究风水的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门前房后都种了树，将房屋若隐若现其中。村子房屋往往是就地取材。院中铺满了从大河中淘过的、光滑的、扁扁的、不规则的石块。墙体约有半人多高，是用方形石块和泥垒起来的。院门是用树棍装起来的篱笆形状木栏。园子里种满了果树，李子树为多见。这些可爱的老房子，一直保存了旧式的建筑风格，灰褐色的砖、青灰色的瓦。多数村民在它们旁边盖上了新式砖房，红色的房顶搭配橘色的墙体。小山村的主色调就变成了“红”与“灰”色调的混搭。村里人一方面用了很多积蓄维护了传统建筑不被岁月的风雨磨蚀，另一方面又要顺应子女的意愿，盖起了新房，或是到县城、乡镇买了房。这也是许多乡村古镇所普遍走过的路。至于将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和心情。
我们走到村子中央。立刻被村民们围了起来。一个和我母亲年龄相仿的阿姨拉着母亲的手，我母亲称呼她姨姨。她女儿叫张悦，比我小几岁，我却要叫她小姨。正如她对我说，西窑村随便跑出来一个小男孩，有可能都是我的长辈。我们走进老槐树下蹲大街的人们中间，挨个和远近亲戚们、村民们打招呼，认识一下。母亲高兴地合不拢嘴，不住地说道：“你和小时候长得不一样了。”人们还是那样朴实，可能这样的面孔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稀少了。
往西走出村庄，上了西山的坎上，俯瞰全村，胸怀立刻开阔了许多。刚来时对村子的印象位置，这时进一步确认。西窑村西边、东边皆是山，村子靠西山而建。东边是一片麦田，麦田再向东有一条半干枯的小河，呈南北走向。母亲说她小时候经常来这条小河里抓鱼。小河的东侧便是大山。可是在来的路上，我们看到山村全部被树丛遮掩，尽管东边的空地没什么遮拦，可是走在东边小河畔的乡间水泥路上，你仍然难见庐山真面目。须再走近一些才能看得一目了然。这或许是由于西窑村所在的位置恰好是一片低地的缘故吧。这仅仅是我的猜测。
去看老房。尽管那已经不属于我舅舅家的房产了，也一定要去的。从村中央往西走，走到一处辘轳井旁边，左手边便是我姥爷的祖屋了。辘轳井被一个三面都是土墙、南面空着的带木椽子房顶的房子保护着，远看起来和庙的形状相似。井口呈方形，左侧放置一个三脚架形状的支撑，上边搭了一条坚硬粗木棍，木棍的一头插进西墙中，另一头插上铁制的圆形辘辘摇把。使用时，就把连好桶的麻绳一头系在辘轳上，手握摇把来回转动即可。它是借鉴了杠杆原理以节省体力。辘轳井里依然蓄水，打上来可以直接喝，纯天然无污染的水源。妹妹和张悦小姨走上前去，拆开绳子将水桶沉下去，待听到扑通一声时，再用力摇着辘轳，一圈又一圈地将水打上来。大人们看着她俩给大家演示。打上水后，母亲特意蹲下去喝了一口，感慨万千。
看完辘轳井，我们便走进祖房，那里已经没有人住了。老房子还在，只是园子里种上了玉米和向日葵，院子空地上也是杂草横生。舅舅透过房屋玻璃久久地注视着屋内的情景。我注意到祖屋东侧墙壁上掏进去一个方形框，听母亲说那是原先人们供奉神仙排位的地方。或许还有风水学上的讲究。对于这些未知的领域，点到为止，我不敢多猜。热情的小姨还给我们摘了一袋拖盆儿，拖盆儿拇指头大小，红红的果实，窝头的形状，实在诱人，看上几眼就已经垂涎欲滴了。拾起一个放进口中，一声清脆的断裂声，果肉中的甜汁布满舌苔上每一个味蕾，尽情地滋润着人的触觉和神经。想起小时候母亲从口里姥姥家带回来拖盆儿的情景，再一次吃到，真是三生有幸。拖盆儿不能久放，摘下来就得吃，还很脆弱，稍微一挤压就变形了，红色的汁水就流了出来。我们几个人很快就将拖盆儿分食了。
母亲的堂亲大婶，得知母亲到来，赶紧给在头道沟水库做活的大伯通电话，告诉他春梅子回来了。大伯离村较远，手中活多走不开，着急得够呛，安顿大婶千万要留母亲住一宿。怎奈家中事多，偶得浮生半日闲，母亲即使想住也无可奈何。我们要赶在日落前去赤城县城姑姥姥家再聚会，那里已经等上了另一波亲戚。母亲依依不舍地放慢脚步，跟着同龄的姨姨牵着手攀谈。临走时另一个大伯给我们掰了一大袋子玉米棒子。早就听说西窑村的玉米棒子好吃，今日一见，果然名非虚传。鼓鼓的棒槌，饱满的颗粒，长长的棒须，令人一看就有食欲。农村人清苦，没有什么稀罕，只能送点家中特产或者上山上采摘的野味。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我们能够来此一游，并得到亲戚们的欢迎，带着我们重游故里，已经很知足了。岁月催人老。如果这次不能来西窑村，那又要等到何年何月？
再回去的路上，我对妹妹说，如果将来我老了、退休了，要选择一处终老之地，那么我一定会选择西窑村。母亲坐在旁边会心地笑着，不理我俩。舅舅呢，低着头沉思，表情很凝重。妹妹转过脸对我说，那咱们就去送玉米棒子的姥爷家住吧！我说好。
汽车一阵硝烟，奔出了村子，消失在茫茫的麦田中……
十、清晨的路
元旦一过，我又要回沙城上班了。
昨夜与她的小舅聊得很嗨，半夜两点竟无睡意，直到她过来敲门催睡，我们才各自睡去。那天早上，我又一次在朦朦胧胧的昏睡中被闹钟惊醒。确切地说，是我阴记着闹钟要响的时间，和它一同醒来。悄悄地关上手机闹钟，蹑手蹑脚地摸进盥洗室，胡乱地在脸上捧了几捧凉水，一下子清醒了许多，打开牙刷、挤牙膏……尽管我很小心，不想打扰他们休息。可是，盥洗室的灯亮了以后，还是惊扰了振杰。她睡眼懵懂，头发蓬松，穿着睡衣躺到沙发上，等着我。那身粉色的睡袍，又让我想起她在张北时的模样……
我和她是高中同学，2005年在张北私立一中高三补习时认识。后来各自去读大学，2009年回沽源工作，那时候二本毕业可以直接安排工作。她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在我们老家的小县城也是抢手货。工作很投入，很快就成了单位的主力。做人力资源工作经常会接触到数据，她工作是极其卖力的，每次核对数据都是一遍搞定，受到领导的器重。我和她再一次联系上是在2012年，那时我刚刚研究生毕业回到沽源当村官，后调到县政府办综合科工作。也就是在那时，和她联系增多了。后来考了沙城，联系较少。经过一番折腾，到2017年下半年才确定关系。可以说我俩从相识到相知经历的太曲折了。为了婚姻、工作，大家活得都很不容易。
一阵疼痛把我拉回，牙刷把捅到了牙床的最里边。我匆匆收拾了几下，出来径直走到她跟前。我俯下身子抚摸着她的脸庞：“我又要上班了。”她依旧保持睡着的样子，使劲点了点头，嘴角呢喃着“嗯”了一声。看着她发黑的眼圈、白净的面庞，我真不忍心离去。心想，要是在沽源上班该多好？就不用这样两地跑了。过去，她上学和她母亲租房住，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学校和她租房的地方；后来她工作了，每天又是在单位和家之间来去。如今，我接过她的接力棒，继续在沽源和沙城两个县城之间穿梭。“上天在所有人的欲望面前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人啊！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总会给人们留下点遗憾，不会让你十全十美，样样顺心。我的幸福就在于有了她，而她的幸福又在于有了我，我们俩的幸福就是周末的车票，载着温馨和期待。
我用力将她扶起，抱着她，好像全世界都被我抱在了怀中。她的体温瞬间穿透了我的外衣。想起一句可心的话：你来了黑夜才听懂期待，你来了白昼才看破藩篱。
“行了，快去车站吧！”我走出了楼门。在她关门的瞬间，我看着她笑起来的酒窝，期待着下一个周末的到来。
果然是到了黎明，虽然天还未亮，可以看得出不过个把小时会突然亮个通透，这边便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沽源的天气真冷，一出门就收紧了双手，那种深入骨髓的低温立刻沁透心脾。我倒吸一口冷气，赶紧掏出手套，哆嗦着戴在手上，稍稍有些舒缓。走在摇摇晃晃的风中，看着欧景园小区的楼景，七八个灯光闪烁，一辆黑色轿车捅开通往大门的雪路。
出了北门，一路向西走。西风来得正紧，几乎吹得我睁不开眼，羽绒服连着的帽子派不上用场，套在头上不到两秒就被吹掉，裤子早已经打透，老棉裤到了坝上一点用也顶不上。我用手遮住头，像个正在敬礼的小学生。道路两旁或隐或暗地亮着街灯，许多都已经损坏了。两排杨树稀稀疏疏地罗列在马路沿上，如同一群并排站立着的黑衣人。尽管还没到点，可是好奇心驱使自己，时不时地注意由西向东行驶过来的大汽车，深怕到沙城的班车已经出来了。可是，细看了半天却没有看清班车玻璃上的写着地名的红字。可是一旦来了车，总要朝着路边多望几眼。路过文体广场，南边已经是空旷的场地，挡不住风，风吹得反而更大了。广场上一片空寂，那些白日间的美景，反而更令人毛骨悚然，好像假山后边隐藏着杀手似的。幸亏匆匆几步就到了十字路口。街灯亮了许多，我的勇敢也增加了几分。还不到上班的点，路上并没有多少人，稀稀拉拉的。待我到车站时，站内空荡荡的，正在预料之中。只听见那位哥空喊着“到沙城的赶紧上车啦！”我打开手机一看，还不到七点。于是，买了票上车。检票员还是那个长得很敦实的青年，我估摸着他的年龄和我相仿，不过他好像在汽车站算是老人了。至少几年前，我就看见过他。经常坐车，虽然不是很熟识，但总会有些许亲切感。毕竟，一张完整的车票到他手里，撕下一小部分，剩下的一半交给我，就表达了一种旅途的开始，经过三个多小时，下一站便是沙城了。每次回来，心里都按捺不住激动、呐喊；每次走，心里都多少有些怅惘、留恋。
清晨的路，我还要走多久？也许，要走一生，一生都处在清晨的道路中……追求另一个自己。
十一、老牛车史话
乡愁，是每一个时代的永恒主题。然而，落实到个体，似乎只有离乡之人，才更能体悟到对家乡的依恋。飘荡异乡，心里总觉少了什么？一辆牛车、几间老房……而这种缺失，会因为乡音不再、乡亲颜老、乡居被毁等诸多烦恼而终止。但是，人们对家乡一草一木、一屋一车所产生的时间上、空间上、符号上的感情，却恒久不变。正所谓：“草木皆有情，旧屋引伤悲。问君何所寄？牛车渡轮回。”乡音容易衰老，乡亲也容易离去，至于老屋又不能搬动，只能留在记忆中。唯有老牛车，可作为能动的历史化石，陪伴着游子的旅途，延续着人们的根脉。
“落花知雨纷摇，作客他乡寂寥”。在把酒吟诵时，更能感受到“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单。也就在那一刻，家乡“沽源” 的辽阔图景呈现在眼前：草原茫茫，神韵滦河，一个放牛娃躺在草滩中、或睡在牛车上，周围牛群团集在一起，像一片麦田、水的旋涡，运动着，吮吸着，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
算起来，离开沽源已逾三年。
工作忙碌，回家甚少，只能通过网络、电话，聊个家常、报个平安。那种像从前一样守候渐成奢望。然而，关注家乡成为心心念的日常必须。同学发来图文，都会认真阅读。掌握家乡动态，感受家乡文脉，仿佛我的身影并没有远去，身在沙城，而灵魂始终与家乡相伴、相知、相守。到新单位履职，同事会给我贴上“口外人”“忠诚厚道”的标签。这种地域文化的认同，让我为家乡感到自豪。
大凡发掘家乡、赞美家乡，大多不会漏下当地出的名人、有何风景。人以地传，地以人传。而沽源未闻有过文人墨客、武官骁将。如柴书林，开国少将，张北人的骄傲；而沽源的唐广才，据说是八八年中将，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网上不见其踪迹。坝上二人台是坝上四县共同的文化遗产，然而康保率先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也没有沽源什么事儿。沽源莜面美名远扬，可是“莜面之乡”荣誉称号授予了专做莜面生意的万全人，且不论莜面掺沙子事件。沽源蘑菇，味鲜纯美，可是上了北京的餐桌，美其名曰“京北口蘑”，跟沽源似乎没多大事。一提到坝上草原，游客们就想到中都草原张北县，至于沽源嘛，金莲川幕府、察罕脑儿行宫等辽金元文化，就做个陪衬吧。
沽源历史文化、红色文化、乡土文化，放在张家口的历史长河中，只是那片小小的默默无闻的绿叶。于今，我们依稀记得文人口中“在那金莲花盛开的地方”“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诗句。而我的出生地高山堡乡小西胡同村，又恰恰是沽源地区广袤草原上一颗很普通很普通的小珍珠，很土也很朴实，就如同那条到县的乡村小路，六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是坑坑洼洼，夏天降雨泥泞、冬天落雪结冰。
这是个家乡文化大传播的时代。在沽源大地上，村落将不会再继续沉睡下去。历史会将这些碎片化的记忆连成繁华的森林。撰写家乡，有很多版本，多我一个版本，又当如何？我只需带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情，再一次走进家乡深邃的心脏，去透视、去发掘、去推断、去建设。
我们伴随历史车轮，将时光倒流一百年。
那时的农村，几近古代状态，传统的农耕文化依然统治着农村生活。牛马耕地、吃羊肉，在农牧交替过渡地带的坝上地区很普遍。
特别是牛——稳重、蛮力大、浑身是宝，作为农户、牧民特殊财富，甚至发挥了货币的作用。牛的历史很早。《周礼·地官》记养牛的官职是“牛人”，“凡祭祀，供其享牛”。当时的牛，主要用来作运输以及祭祀、食用，所谓“牛夜鸣，则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首次提到曹操破袁绍之后：“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说明当时肯定已用牛耕田，牛在中国文化中成为勤劳的象征。再反观牛的自然属性。牛肉可食用，牛皮可做衣服、做皮鞋，牛骨头可做针线棒、熬汤，牛粪是很好的农村冬季取暖的燃料。
再说牛车。唐徐坚《初学记·车部》引谯周《古史考》，里面记载：“黄帝作车，少昊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并据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畜牧业发展，最早蓄养的是猪狗，其次是牛羊，养马是相当少的。可见，人类用牛拉车的历史早于马。商周时期，牛车主要用途是运载货物。《周易·系辞下》讲：“服牛制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殷商时代，人类就掌握了驾驭牛车的技术，牛也被广泛驯化成为人类的重要交通工具。载重、运输，改造自然的一切活动，寸步离不了它。牛车自古及今，不闻其貌、不发其音、不造其势，作为母系氏族社会以来人类文明进步的一架梯子，作为农耕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在王朝兴替、经济转型、文化升级、社会更迭、生态平衡乃至民俗风情的叠加和消灭的社会历程中，毫无疑问地担当着见证者和实践者的重要角色。宋朝以前，牛车作为达官贵胄身份地位的标志物；宋代以降，牛车逐渐群众化、大众化，也是人类追求慢生活的物质依据。车的用材几度变化、车的功用几经革新，然而牛车的精神价值，依然如《从前慢》，唱出了乡土文化的精神图景。
我们再回到民国初年。
太仆寺旗，那个在满清三百年历史中御马的察哈尔左翼牧群。在那里，茫茫的草原，起起伏伏的矮丘，弯弯曲曲的河道，炊烟升起的毡房，混杂着奶茶味的牛车，成片成片的羊群、牛群、马群，还有几只勇猛、忠诚的牧羊犬。在旭日东升时、在晚霞映衬中，俨然一派优美的草原景色。根据李君在《太仆寺左翼牧群：太仆寺旗源远流长的马文化》一文称，从清朝顺治九年开始，太仆寺旗承担了皇家御马场的使命，一直到光绪三十二年，前后经历了 262年，每年朝廷派出负责马事的官员来到太仆寺旗挑马，然后集中到京师（今北京）。经过三百年牧业开发，这里就有了从察哈尔左翼四旗、正蓝旗、正镶白旗聚集而来的蒙古族和从山西、河北迁至的大批汉族，杂交聚居于此。农耕文化和蒙元文化互相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
清末，从山西临汾市迁移过来三户任氏兄弟，名叫任潘、任宝、任武。他们是今天沽源县高山堡乡小西胡同村任家的先祖。任潘，居长，生得俊俏，终身未娶，其他不详。任宝，次子，1897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1961年病故，64岁。体态偏瘦，性格温和，办事果断，快人快语，在村里德高望重。1955年入高级社之前，村里的大事小事，上级政府来农村开展工作，都得找他说和调解，才能了事。本人也是庄稼地的好把式，很会精打细算，早期村中多人都曾受其资助。任武，排行老三，为人耿直豪爽，好打抱不平，各种农活样样精通，生有三子一女。其中，次子任登亮，曾是抗美援朝老兵，通过参军在党的教育下学了点文化，高级社以后一直在村里当干部。子孙中除了有三人定居太仆寺旗外，其他人均定居在沽源。
这是我父亲对三位长辈的基本印象。
任宝三兄弟携带家眷，赶着老牛车一路风尘，来到内蒙古太仆寺旗兴盛乡四人沟村（今太平沟村）。与牛、王、宋三户人家来到兴盛乡的一个小山沟定居，村名被称为“四人沟村”。想那民国，极讲究名讳，“四人沟”被误传为“死人沟”。任宝认为任家在此地不宜久留，容易多灾多难，家族不会兴旺发达。于是，兄弟仨举家搬迁到马坊子乡兴隆沟村定居，发展畜牧，开垦荒地，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不到五年，攒牛十多头，木轮平辕牛车五辆，实在忙不过来便雇佣个长工。因他经常跑办锡盟，有点见识，经常为村里人捎带办事，渐有声望。
大概是在1920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任宝赶着老牛车，外出到沽源县县政府驻地小河子乡办事。途径今天的小西胡同村附近，看见这里水草肥美，产生定居于此的念头。第二年，人包边来此开荒种地、养牛放牧。任宝一边盖房子，一边拉牛下地，沿着房子附近向北开荒，一直开到水淖边。两只大黄牛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任劳任怨，如此肥沃的土地，在木犁一垄一垄的耕耘中变成了种子的天堂。待到北侧的土地全部耕种完毕，任宝又去耕种南部的土地，一直耕种到瓦窑坑——瓦窑坑位于距离村半公里地的西南方向，曾经在那里开过瓦窑厂，故得名。其实就是一片空阔的低洼地。这样加起来就有百亩良田了。任武、任潘每隔几天就从太仆寺旗过来看看他，带些吃的用的，帮忙干些活。又是一年盛夏季，正是麦子拔节、抽穗、扬花、结籽的时节。任宝站在家门口，远远望去，千顷良田，泛着绿油油的波浪。他很欣慰，至少他的判断没有错，这的确是一处风水宝地。在那个战乱不断的年代，能打粮食、能产良驹才是王道。他走进麦田，只见长长的麦穗挺着浓密的锋芒，锋芒根部开出一朵朵小小的白花，一群小蜜蜂在麦穗前绕来绕去，花大姐也忙碌着在麦穗上爬来爬去。微风吹拂，麦秆随之轻轻晃动，就像钢琴的琴弦一样，抚出一曲幽美的丰收曲。中秋节前后，秋水果飘香，布谷鸟鸣叫着金色的年华。这时候麦子就成熟了，那一片片麦浪随风飘舞，粗壮的秸秆上挑着蓬乍乍的穗儿，黄橙橙的麦穗殷勤地点着头，熟得那么欢畅、深沉，像串串金色的汗珠，像无边的金色的海。再看园中，大大小小十多头牛，还有规模要比牛棚小屋大了许多的新盖的三间土房，以及五辆木制老牛车。这丰收的气息，让任宝高兴地眼里直发热。这都是辛辛苦苦得来的。任宝当年使用的牛车全部是木头做成的，包括车轴也不例外。车轴当然要用硬度好的木材；车辕呈U形，伸出车身一米多，用来约束牛身；车轮是一个直径一米多的纯木板，不像现在农村家里铁条制的牛车；在两大车轮中间的车身就是几条长方形木头板拼接而成的平面，不平整的地方再由木匠打磨几下；车轮靠前的车身左右两侧，为了便于坐着，外贴了两块木板，不大，但这一补充，使人坐在车上舒服多了；再就是为了防止车轮向前轱辘时带泥水到车上，在车轮里侧安装上两块长条木板挡着。一个老牛车大抵如此。只见，牛脖子上套个拉牛套，四根粗麻绳分左右系上死疙瘩，另外四端连接车身和车辕。并在车辕头起另外安上两根麻绳，连接牛脖子上的弧形牛鞍。再来一根牵牛鼻子的小细绳，一辆老牛车就成型了。
当年，庄稼就获得了丰收。于是把宝昌的亲属接来居住。成为小西胡同村第一户人家。
想来，当年来小西胡同村，老牛车沿着去往北滩、高山堡、元坊子、三合村、小西胡同、白土坑的路线一路向南行进。从兴隆沟出来，往南行不到十公里便到了高山堡。此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北极星的穴位在北方夜空显得更加明朗。高山堡万岁山（或许那时并不叫万岁山）的身影渐渐凸显。山的凸起，影的雄壮，周围的静寂，令任宝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裹了裹衣服，清了清嗓子，唱起了东路二人台《后山调》：“白面烙饼，我烙了一个干；我跟上那哥哥你上呀上后山；白面烙饼，烙了半口袋……”果然，哼上几声调子，心里舒坦了许多。到达万岁山跟前，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往右的话，就是今天的天兴元、西壕堑、大脑包方向，山连山、坡连坡，或许他放牧时就曾来过这里。于是，他果断地往东即左侧拐弯。那一带不是草滩便是森林，靠近山根的地方多是森林。牛车在森林中穿行，不时地有老乌鸦在树顶腾地一下飞走飞来。那时候元坊子还没有人居住，只有几个长工白天在那里干农活。森林深处，除了野生动物的陪伴，一切静悄悄的，静得出奇。除了天籁之声，就是老牛车的叹息。老牛拉着空车，当然不再呼哧呼哧地喘气，它走得很平静，几乎可以明确地听得清四个蹄子的前后动作。车轮吱扭扭的声响表示着这片树林还有生气。此时已经黎明时光，因为在密密麻麻的森林中行进，丝毫感觉不到明显的亮，前后左右遍布着树根、树桩，像一条条光秃秃的腿，近了又远了。在头顶，树枝和树叶将牛车团团围住，牛车在两树的缝隙中穿行。小路并不明显，看来前人从这里行走的并不多。就这短短的五公里车程，直到早上八点多，牛车才转出去。
只见，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一大片原野呈现在任宝面前，到处生长着一人多高的青青的、碧绿的野草。东边、西边都望不到边，远远地、隐隐约约地看见南面有几座矮丘，呈“门”字形分布，中间地势较低，北侧是开阔地。西南侧有一个大淖，足有三百米见方，水淖清澈，泛着白光。此刻，大自然形成错季之美感，气候凉爽，清风习习，空气清新，蓝天白云，绿海如烟，山清水秀。带着野味的馨香、绿草的柔情、鲜花的芬芳、百灵的细雨，让人领略不尽“紫菊花开香满衣，地椒生处乳牛肥”的草原湿地风光。老牛车置身其中，也被周围的环境所感动，走三步停两步，总要啃几口鲜嫩的青草。任宝也不再急着赶路，任凭老牛带路，慢慢腾腾地向南边挪动。他享受着野草掠过车轮的声响、拂过脚踝的清爽。偶尔，在青草深处，远远地听到狼的嚎叫，狐狸的私语。山鹰在头顶盘旋，野兔从身旁飞奔，鹌鹑、百灵鸟、蓝蛋壳鸟、小白雀、留长腿鸟等各种小飞禽从一墩马莲齿飞到另一处草丛。看着这一汪洋草地，任宝的心情由平静到激动。想想在太仆寺旗人多地少，放牧状况每况愈下，是该找个草地丰美的处所了；想想家父带着他哥仨当年从山西老家讨荒到此，一晃就二十多年了，自己也已经长大成家，正是“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所谓“圣人不贵尺之壁而重寸之阴”，唯有不舍昼夜地风雨兼程，补填天海，愚公移山，过好当下，才算是人生一大快事。
不知不觉中，老牛车来到一处水洼处。放眼四望，环山锁闭，森林像一条绿带紧紧环绕；山洼空荡，剩下的气息紧紧将它收紧；苍天空旷，蔚蓝的小宇宙没有一点瑕疵；林海莽莽，千亩林田赫然而立，大小分布错落有致；草地如海，绿茵茵的草浪在有规律地翻滚。此处水草更为丰茂。水洼向东一直蔓延到今天的龙王庙附近，形成一个大的水淖。淖中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些水草只露出一点头。另一端在西侧，水淖缩成涓涓细流，像一个勺子把儿形状一直延伸到西边一公里外白色的大淖中。任宝近前，发现波光粼粼的水淖极为安静，尽管周遭一直是刮着微微细风。水淖四周的原野，草甸混杂花色鲜艳的双子叶植物，五颜六色，万紫千红，在水淖河流泛滥的那一片区域周围有河漫滩草甸，根据一年四季气温、降水的变化而形成了五花草甸，最著名的山丹丹花不仅能够开在满是石头构造的山坡上，也能开在这片湿润的野草中。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听说，过去从小西胡同村到北滩村都是一片汪洋的水淖。从近年来，人们在小西胡同村后滩挖沙看，像是真的，因为都挖出了水还是沙子。有好几丈深了，根本没有见底。风往北吹，野草的尖顺势向北倒，一阵阵蛙声此起彼伏，发出动听悦耳的交响乐曲，小蝌蚪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再看东南西三侧，矮矮的小山丘，分布着一片一片的野生新疆杨、苦杏树。山丘并不高，却绿意盎然，威严挺峻，此刻只宜仰视，三山环抱、一衣带水，是个上风上水的好去处。任宝不禁感叹，这真是个如诗如画的人间仙境，在这里生活，岂不是过着世外桃源一般宁静怡然的生活。这片草地像世界一样的古老，甚至比人类血管中流动的血液更古老。在这里，人的灵魂变得像水淖一样的久远、安静。这时，他便有了在此长期生活、开荒放牧的想法。他默默地记下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老牛车翻过今天的白土坑大梁，向南直奔。任宝看到西南方向似有人烟居住，像个县城。于是，他赶着牛车往那边靠拢，不多久便上了大路，渐渐有了行人。此时已经是快到正午了。下午办完事，往回返。原路返回，不禁要再对那一片水淖和群山赞叹一番。但因天色较晚，不敢久留，抽着鞭子赶路，大半夜总算到家了。他把一路见闻和家里人说了，那时候也没有电视，这些新鲜事想来肯定能在家里聊上几个晚上了。
三年后，终于有一天，山东大汉吕东来也来了，成为第二家住户。吕东来名字很霸气，人如其名，生得高大威猛，说话好爽。他是沽源县大地主吴毛永在四宋永、西房子的管家。大地主吴毛永在今天平定堡镇大官厂村附近居住，后来将村命名为“吴毛永”。他在沽源有田园万亩，雇佣五个管家分片管理。吕东来是他在西片区的管家。吕东来自叹整天在地主面前低头哈腰地当管家，没有一个身份地位，大地主高兴了赏他几个铜钱，不高兴了经常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一年到头也整不了几个钱，心里也不舒坦。他看到任宝兄弟一家在这里过这安逸的生活，很是羡慕。于是，他在吴毛永那里当了几年管家，攒了一点积蓄，买了三头牛，与吴毛永解除契约，单干起来。任宝借给他种子，没过两年功夫，就有了数十亩地，粮食堆放得满屋都是，连睡觉都得临时在牛棚搭建简易棚子。吕东来育有儿子，即吕佃奎、吕佃宝。吕佃奎育有五子一女。即吕占海、吕占江、吕占元、吕占河、栗恒亮（跟了后爹栗存太姓，栗存太系赤城县白草乡西窑村人）、吕占英（郑明之妻）。吕佃宝一子三女，即吕占清、吕占花、吕占娥、吕占梅（王占峰之妻）。
第三家是王义祥，赤城县人。一个比较有文化的农村人，为人机灵，但比较实在，能够与人相处。他也是过来打工的，爷仨给人家当长工，干了几年有了家业，就在此落户了。育有三子三女，即王科、王秀、王举、王桂芳、王桂兰（吴广之妻），另有一个在大庆的女儿不详。王举三子三女，三子即王占龙、王占成、王占清。王秀育有三子二女，三子即王占云（原县编委办主任）、王占宇（原农机局局长）、王占军。王科有五女二子，二子即王占峰、王占生。
第四家是王贵、王亮哥俩。原籍在赤城县白草乡沟掌村人。过去口里实在太穷了，没得吃、没得穿、没得盖，苦不堪言，都揭不开锅了。王贵刚来小西胡同时，全家人一卷行李，吃饭只吃小米粥，睡觉枕的是木头墩。王贵育有四子二女，四子即王占河、王占山、王占全、王占堡。王亮育有一女，即王树花，吕占江之妻。
第五家是张聪恩。蔚州（今天的蔚县）来的木匠。他在这片儿给人们修犁、修车、修碌碡（滚旦子）。到了饭点，给谁家修理就在谁家吃饭。人总是有比较的，房边左右，他看到这里人们丰衣足食，有的人家还穿着布衣、系着猪皮牛皮裤带，觉着此地生活好于蔚州，就将妻儿搬来落户。一边干木匠活，一有时间就自己用铁锹挖地开荒，慢慢地生活好起来了，买牛开了几十亩地，自给自足。张聪恩育有三子二女，即张宽、张普、张亮。
第六家是于润，赤城县人。在那个年代，任宝家算是富农，从外雇长工帮着耕地。于润外出打工到任宝家。此人办事有眼力、勤快能干，得到任宝的信赖。年终结账时，任宝对他说明年再来。结果第二年，他真的来了。任宝借给他牛，让他开了五六亩地，就落户定居了。育有一子一女，即于献忠、于桂芬。于献忠有子于会；于桂芬就是李凤山的母亲。
第七家是二龙山的吴老二，全名叫吴凤祥。育有三女一子，一子即吴广。吴广育有一女二子，二子即吴金泉、吴金山。当时在二龙山林场前面曾有一个叫三岔口的小村，十五户人家。1969年后，因为国家种植森林的需要，被确定为河北省重点森林桂花示范区，政策上要求三叉口村整村迁移，随后一家一家地搬迁走了。1973年时，还有七户人家。1982年大集体拆散的时候就没有人家了，现在村子房子已消失，这几年又开成林地了，现在更名为“平定堡林场”。吴凤祥看二龙山树多地少，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看见来小西胡同人丁兴旺，开垦的土地粮食产量一年胜一年多。就搬来居住了，当年他就有三四头牛了，牛车两辆，后来不断扩充。到建国初年，国家搞土地改革，按照谁家地多、牛多、财产多来划定阶级成分。因为吴家牛、羊、土地比较多，被划成地主了，批斗了好多年。
第八家来的是一个叫老南的羊倌，真名叫南化河。人们都叫他老南，反而淡化了他的真名姓。他来自哪里？至今无定论，一说是河南人，一说是山东人。他放羊技术高，产羔多，还懂得羊病知识。人们都顾他放羊。当时，水草又高又长，常常有野狼出没，之前一直是散养，羊不如牛健壮，遇到狼就成了“盘中菜”。当年任宝、吕东来、王义祥几家都有不少羊，于是，就合伙雇老南放羊，给羊工钱，挨家挨户按天数排饭。牛没有人放，自家管自家的。于是，老南也就定居在此了，一直是光棍。
第九家来的是李天发，赤城县东卯乡杨木扎子村人。他来了几年，因为当年用镰枷打场，非常累受不起了，就打道回老家了。他的儿子李林祥成了于润家的姑爷，娶了于桂芬。李林祥有四女一子。
第十家来的是郝贵，赤城县人。常年给人打工，人非常老实，忠厚、耿直，娶高山堡乡赵小铺村赵玉娥为妻，育有一子一女，一子即郝秀德。
第十一家是王林、王瑞哥俩，以及他俩的姐姐王秀英，赤城县人。他们也是打工而来。因为贫困，听别人说这里地广人稀，远离战火，交通不便，相对安全一点，就来此居住了。后来，姐姐嫁给高山堡乡西房子村一个陈姓的小商人，人送绰号“延庆周”。就在此定居了。王林有三子四女，王瑞有五子四女。
第十二家是郭占银，赤城县人。因娶了王义祥的二女儿王桂芬为妻，结亲而来此定居。育有四子，即郭彬、郭军、郭成、郭贵。
第十三家是杜亮、杜明。杜亮是杜生新的父亲，也是扛长活之人，身材较矮，偏瘦，有点兔唇，非常吃苦耐劳，人也厚道。杜明有四子一女，四子即杜生仙、杜生喜、庞有才（在天津武装部工作，已退休）、杜生财。
这些人家组成了村落的雏形。最北边第一排自西向东是任宝、任武、王亮、张亮、王科、王秀、郝贵、吕东来家；往南第二排是李天发、于润、吴凤祥、王王举、南化河家；再往南第三排是张聪恩、郭占银、吕佃奎、王瑞；王瑞的南侧是杜亮家；张聪恩正南侧向南依次是张普、王林、王贵家。这十三户人家、十二个姓氏，陆陆续续来此定居，构成小西胡同村的原貌。说话间十来年就过去了。
这十年中，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情。1921年也就是任宝搬迁过来的第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1924年到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运动。消息很快传递到大江南北。一种思想的传播就如同一年的季节一样，春天来了，想要挡在门外，那是不可能的了。可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到了30年代，“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开始入侵中国，推行“联盟蒙满治汉”的策略，企图分裂中国。在内蒙古地区设立伪政权，沽源一度成为其辖区一部分。可是，这一带的农民运动也很激烈，所以这十年经常是今天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刚刚来，匆匆忙忙建立了农会组织；明天国民党就过来了，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后天日伪政权也来了，召集附近的地主乡绅，宣布这片土地归伪政权所有。你方唱罢我登场。在那个年代的生产力条件下，只因该地区没有矿产资源，人烟稀少，长期处于“三不管”状态。
大概是在1930年后，任宝看着村子人丁越来越茂盛，规模越来越大，就像人需要名字一样，村子也需要一个名字。他觉得应该给村子命名了。他看着潺潺流水从西边大淖缓缓流向东边村子北侧的洼地中，又看到村子的西、南、东三侧皆是低矮的山丘，村子就如同一个胡同里的豆腐块一般。想到此，他已打定主意就叫“小溪胡同”。于是，他召集吕东来等人，来家里商量给村子命名的事。就这么一个没有任何记录的小会，经过人们代代相传，就成了村名了。由于是口传下来的，最后叫白了，就叫成“小西胡同”了，“溪”字换成“西”字了。
话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那是一个多事之秋。小西胡同村在这二十年当中，经历了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军队及其伪军三种政治力量轮番更替，但又不是其统治区的核心位置，是被边缘化的村庄。可也就在那个年代，小西胡同村还闹过一次土匪，叫“皮袄队”，将任宝、王贵家的几件纯羊皮皮袄——就是那种特重的皮袄——偷走了，最后结果如何不得而知。目前，可供挖掘的史料不多。大致推断，在这多事之秋，三股政治力量的较量更多的是在陕甘宁边区、东南沿海以及各大城市，在广大的农村，特别是内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带，政治力量起不到明显决定事态的作用。对村民而言，他们需要的就是过好安分守己的日子。他们面临的最大天敌可能还不仅仅是政治、战争方面，还有自然灾害、人体健康等方面。对战争和政治，那时还不成气候，村民的形态至多只是应付差事或者口头响应。为了抵抗自然灾害，持续繁衍人口，村民们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但最重要的仍然是粮食问题，没有粮食就没有小西胡同。而种植粮食，收割粮食，储存运输粮食，都离不开老牛车。那时候，所使用的农具、车辆极为粗糙、笨重。农用车还是以木轮车为主，整车全是木制，车长9尺至11尺，车宽2.4至2.7尺，车承7至9根，车亚栏是单木，车立柱是4根。车轴与车轮结合处每天须滴胡麻油润滑，否则车就咯吱咯吱响个不停。车轮是由五个等腰三角形组成的一个圆，中间一根圆柱形木头，并从中间挖出一个圆眼穿车轴用。最好的车是榆木车辕，椴木车承、车柱，枣木车轴，普通的全部是桦木的车辆，不耐用、容易坏，一般一辆牛车只能使用4到5年。我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拍摄的《狂流》《姊妹花》《狼山喋血记》等电影中，可以看到中国农村多灾多难，以及所使用生产工具的模样和功能。任宝对村子里粮食生产抓得很紧。在那个主心骨不好当的年代，他所承受的痛苦和两难是今人所不可想象的。种植粮食、在那里种植，这些都要考虑，种在马路边肯定容易被人发现。不能让种好的麦子落入日本人之手，不能让养好的鸡落入国民党的手中，简而言之，就是要让福利造福本村。储存粮食的地点是窖。挖窖就成了有学问的事。山药窖的位置，从现在残存的地窖来看，我们注意到许多人家旧房客廊、园子中等一些隐蔽的地方，有好多已经塌陷了的老窖。而当院中的窖一般都是解放后的新窖。那时候人们有多穷？你可以做出颠覆性的想象。在解放前，那几十年，全村只有两幅扁担和水桶，一副在任宝家，另一副在吕东来家，全村人畜共用。那口井在郝贵家房后道边的高处，每天早晚都有等着提桶打水的人群。
那是个经过大乱并没有大治的时代。张家口坝上地区最北部，沽源、宝昌地区，依然是荒凉的所在，国家政治经济变化，对这片土地而言似乎影响不大，人们仍然过着布衣粗饭的小农生活，长生天并没有特殊眷顾这片天地下的居民。在这里，人们对雷电等强自然现象仍然怀着强烈的崇拜感，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更比上天发怒令人恐惧的事情了。而制止上天发怒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遵循大自然规律，安居现有状态，并保持缄默。在太仆寺旗、在沽源大地，我们看到许多先民就是这样恪守着祖辈遗训度过自己余生。龙王庙、狐仙庙，是那一个时期典型文化图腾。农民期待风调雨顺，就要每年夏季迎龙神，拜祭龙王庙。小西胡同村东的龙王庙，最早的位置是在今天村中央的位置，也就是六十三家的房子东北角。在七十年代中期在村外东北方重新修建的，木土结构建筑。一般要做祭祀活动。活物自然就是牲畜，有牛、羊、猪等。狗是上不了贡台的，大约是担心狗肉酸味影响天神的情绪。羊是最悲哀的，往往是老羊或者病羊，经常会被送上断头台。虽说拿病羊去敬神存在极大不吉利，可是村子里一些老人更考虑自家羊的经济利益，病羊显然更适合祭神。他们认为，神是不会和人计较羊是否会有病，祭祀完毕放了血，肉还是可以分着吃，每家都得花钱买一块。搁在平常，谁家羊得了不治之症，等待它的就是一刀菜，卖给村子里很困难，拉到县城也不好卖。赶上领神就不一样了，因这是龙神的安排，任何人都不能拒绝，必须买的。全村人都需要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们需要很虔诚地跪在庙前，在蓝天白云烈日下见证对天神的尊重。然后老人会祷告一些话。内容多是本次祭祀活动的目的以及祈求之意。
农民期待平安富贵，大略是要去拜一拜狐仙庙。不过，祭拜一般是腊月底和正月初的事情。最早的狐仙庙是在小西胡同村西坡上，任宝因儿子早逝，于1948年将狐仙庙挪到村子东口。木土结构的庙屋，庙前有一株柳树，至今还活着，每年新枝发芽，非常茂盛，那时村民吕占海于1958年栽种的。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村民张宝金、张宝银在原基础上，用砖加固，房顶也上了红瓦，就是现在的原貌。2017年又准备翻新龙王庙、狐仙庙，准备按照古代庙宇形式建造，预估资金大约七万元，因为资金不足，暂时搁下了。人们相信狐可以通灵，那么庙中供奉的太上老君、王母娘娘等各路神仙，便成为人们在人间的寄托。人们相信这种虔诚的供奉可以通过狐狸转达到上天。而草原又是个狐狸盛行的地方。那么既有了神灵，又有了转达民意的狐狸。这样的祭祀活动自然兴起了。生活在这样广阔天地中的人们，还要面对冬天的严寒冰冻。每当冬天来临，西北风吹得极为猛烈，农家土屋不到两米高，墙缝还透着空气，烈风可以轻松地穿透墙体，威胁着人们的生活。那时，煤的开采技术相对还很落后，人们哪里舍得燃煤。根据《临汾市志》记载，1917年临汾地区已经出现了使用机器的“井窑”，但当时仍然是以由“牛窑、人窑二种”组成的“平巷窑”居于主导地位。目前尚未找到那时期坝上地区燃煤的记载，但根据产煤大省山西的情况推及，内蒙的境况要差一些。大量的煤为官方使用，民间只能燃烧一些树根、草木等植物。
建国后，在五十年代初期，沽源县的行政区划分为区、乡、村三级。其中，平定堡是一区，小厂为二区，西辛营为三区。小西胡同村隶属大西胡同乡（今天的西胡同村）管辖，全村人口大约18户人家，具体数字不详。任宝在村里相当于“村长”，小西胡同村当时没有其他村干部。那时候的乡长叫霍振山，外号“霍阎王”，张麻井村人。村里有什么工作，乡干部都来村找任宝商量着办，一般就是摊派工作，派工、派车、征粮等，以及1955年加入高级社前期的摸底准备工作。当时任宝身体状况很糟，行动不便，但他响应党的号召，很快领会党的政策方针，挨家挨户去做村民的工作。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原有土地上栽种了防护林以及小面积的片林，树苗的成活率很高，起到了一定的涵养生态的效果。此外，农业生产上，由于政府引导，技术员下乡，以及人口增加、劳动力富足，年年丰收，粮食增产，老百姓真正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这在解放前是不敢想象的。
1955年之前是互助组、初级社，到1955年之后农户的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归入高级社，归集体所有。当时国家贫困，不给钱、白投入。村里人们给国家交公粮，卖私粮都是赶着老牛车去张北或者张家口交粮，一走就是半个月二十天。顺便买些生产、生活用品，一举两得。不过，一路上很辛苦，就跟讨吃一样，但是村民们很愿意出去，至少可以见见世面。此处不细说了。大跃进时期，沽源县实行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各家各户除了生活、生产最低限度备用铁制品外，其余一律上交炼钢铁。大炼钢铁运动对农村的直接影响，也是最明显的改变就是生产工具的革新。牛车，开始有了经久耐用的车轮。车轮外边用铁包了一圈，围绕车轴的一圈木轮以及靠边木轮全部用铁钉钉制。车轮中间穿轮部分用了十字中空铁镶到木头中。并且，车轴镶刻了长方形的铁条，车轮中下方靠车轴中心部位是用六根米字型镶嵌，比较坚实耐用。甚至有的富裕乡镇还出现了铁轮车，车轮以铁为主，搭配木头，更加灵活耐用，能载重。不足之处是车身太重。
那时，人们的衣食住行是单调的。主粮是莜麦面，杂粮就是芸豆、大豆、荞麦、粟子（吃糕用的），还有胡麻。白面是有钱人才买的吃。副食有牛、羊、猪肉，鸡肉也能吃到，很少看见鱼、土豆、豆荚。当时人们比较穷，吃的很节俭，逢年过节才吃的丰盛，平时都是粗茶淡饭。穿的基本上就是粗布衣服，好一点就是细布衣服。单鞋就是布底布帮的鞋，棉鞋就是胶底、毡帮的黑条绒棉鞋。戴的是狐皮帽子、猫布帽。腰带是麻绳、不跳，好一点的就是猪牛皮腰带。晚上点灯就是棉花灯芯的麻油灯——将麻油倒进碗中浸湿棉花芯。外出行走短途步行，长途一律是牛车。因牛车比较稳重，妇女也可以驾车；若是马车的话，容易“惊”，惊了很容易人受伤、跌伤。
大跃进以后到六十年代初期划分成分，按照财产的多少划分为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六类。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站位在中国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提出中国存在着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中小学教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无产阶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为建国后乡镇、村两级开展成分划分提供了划分方法上的重要基础。据父亲的同学回忆，父亲读高中时是班里的好学生，记忆力惊人，能够大段大段背诵课文，尤其是《毛泽东选集》。
在我父亲的印象中，当时小西胡同村的划分方法是：
（1）地主，就是牛羊数十头、农具丰厚及粮食满仓，而且长期雇人帮工，如吴凤祥。当时，也不是说吴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地主了，只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在全社会要求政治觉悟时，他俩广积牛羊、广攒粮仓，根据现成的实物，自然就被划分为地主了。
（2）富农，就是有牛、羊、农具等财产，但量小，不雇或者很少雇佣长工，只雇短工或者月工。富裕中农，有极少牲畜农具，但地少自己耕种，不雇工。于润家当时定的是富裕中农。
（3）中农，自耕自种，土地少将够解决温饱。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开展大跃进运动。国家安排的政治任务，派公社干部调查农村阶级成分。当时任宝本人已去世。公社干部到太仆寺旗太平沟村调查。其子女被定为中农。下中农，有点土地，但解决不了温饱，没有牲畜牛羊。这两部分人占村里的大部分。
（4）贫农，一贫如洗，没有土地，长年累月靠打工生活。像南化河、郝贵、杜亮等人一辈子扛长活，定为贫农。按照上级政策，盐淖生产大队搞“忆苦思甜”活动，郝贵作为贫农代表还在大会上发了言。
六十年代，正是我父亲这一代同龄人出生的高峰期。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偿还苏联外债，国家贫困，群众受难，当时流传的话就是：“勒裤带，还外债”。百姓吃的山药秧子打的面，凉拌苦菜，半把莜面一瓢水熬成汤。饿得是面黄肌瘦、干活无力。当时是大锅饭，农民家中没有一粒粮食，不能自己做饭，全到集体食堂统一打饭吃。当时村里的生产队长是张宽，食堂管理员是任瑞枝，做饭的是白玉珍、武翠娥、高树英、王桂兰、于桂芬。自1960年开始，农村人有了到沽源县城赶会的习俗，男人赶着大牛车，拉上两三个女人，带上三四个小孩到县。一般要带上干粮，莜面锅饼或炒大豆。一般回来时会给小孩买点糖块、水果吃。大人们则买些生产生活用品。基本上全村人都赶在这段时间去一趟县城。
七十年代，国家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实到沽源县，就是各村盖“排子房”。 这个项目一直持续到1982年大集体解散才结束。小西胡同村因地势高低不平，村落杂乱混盖。按照乡政府的要求，在村北水洼地以北的平地上盖新农村，即今天的北营子，原小西胡同村又被称为南营子。那时候每到晚上大队都要组织学习活动，地点是生产队队房，学习时间大约两个小时。学习内容是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也宣传一些中央文件精神，可见当时中央文件是下发到村大队了。学习之后便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基本每户至少一人参加，多了不限。
那时开始搞农田基本建设，将农田全部规划成正方形或长方形，个别为梯形或三角形，又栽树又打井，成立了铁姑娘打井队，搞得轰轰烈烈。搞农田建设的地方都插着红旗和各色彩旗，干活的人是黑压压的一片，非常壮观。当时公社有农场、农机站，大队也有良种场、副业队、打井队、林业队等。同时还进行特种改良，引进优良品种。六十年代，不种小麦，大面积种植莜麦、土豆、胡麻，俗称“坝上三宝”。到了七十年代，增加了粟、谷、黍、蚕豆等品种，也开始种小麦。种类多、品种全，上级要求每个生产队必须种植200—300亩，但是，实际规模一般是100—200亩。种小麦又分旱田和水田，旱田品种以玉兰、康选小麦籽种为主；水田以墨尺、拜摩尼62籽种为主。每年初春、秋末主要劳动力都搞农田建设，平整土地。有些小麦因早熟、秋雨大，割到后在地里就发芽了。打场只能是老、弱、病、残之人，整天也脱粒不了多少粮食。没办法，人们在队长的号召下，每天晚上主要劳动力都要参加粮食脱粒，大约三四个小时后才能回家休息。次日继续上工搞农田建设。到了冬季，农活结束，就扫街扫院，砌猪圈，也有部分村民创夏天垫牛圈拉出的土肥。
这样，今天小西胡同村村容村貌的基本格局最终形成了。
那几年，小西胡同村又出现了铁棍车轮，接着又有了轻便橡胶轮胎的车，之后又有了载重量更大、灵活方便的大轮胶轮车，甚至车身也是铁制的。
八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视野开阔，各行各业都发展起来，有种粮的、放牧的、养猪的、外出打工的、经商的、也有半农半商的、半农半牧的、脱粒机收割的。由于自然条件所限，办厂子的极少，个别也因不能交换而倒闭。在农村，因分田单干，地多人忙，召集人员参加村集体活动就比较困难了，农村精神文化建设就此实际上失去了存活的基础。村干部的工作也做了调整，除了春秋两季栽几天树外，就是收农业税、羊毛税、摊销款、再就是催农户交公粮。计划生育是从1976年开始的，工作难、任务大，占据了村大队很多时间。
大概是1983年冬至1984年春，我小的时候，生过一场病毒性肺炎的病，在我们这个地方这种病就是大病。在我之前，我母亲就生过一个哥哥，就是因为得了病毒性肺炎而死去。家庭条件差，为了省钱，加上身为农村人的祖父、父亲的迂腐、忠厚，靠着乡村赤脚医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希望治好我的病，结果小病拖成大病。
我的外祖父栗恒通，是赤城县白草乡一名老中医。他听说我的病情，前来看我，看到我昏迷不醒、浑身烧的紫红、像个火炭，最高高烧42度。当时他很生气地训了我父亲一顿。外祖父连夜套上牛车，一路抽着鞭子赶往县城医院，那天正好是一位姓段的院长值班。他亲自为我看病，那年在县医院过的年，住院两个月，中医疗法治好了我的病。
我得感谢那辆老牛车，还有那头老牛，一路上不知道挨了多少鞭子，受了多少委屈，为的就是尽快到县城给我治病。在我四五岁时，我家房子买的是郭彬的旧房。那时刚刚记事，记得房客廊有一堵墙开了洞口，父亲就把那辆老牛车堵在洞口里侧。不过，洞口上面还是可以钻过去一个大人的。我就常常坐到牛车上，把牛车当成城里的小汽车。我爷爷家牛车只剩下几个车轮，车轮上有铁圈、铁钉、铁条等铁制品。那是第二代牛车了。
80年代中后期,村里出现了小型拖拉机。牛马拉车耕地的时代到此终结了。最原始的全木头的木轮车就成了古董，农村人就用它挡挡羊圈、盖盖山药窖、或者当井盖，有的家里直接当生活的木材生火烧掉了。如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象征着小西胡同村活化石的老牛车彻底地从人间蒸发了，再也看不到它的影子了。新一代更年轻的小生命，他们是幸运的，上小学就开始车接车送，就像温室中的花朵一样，全家人像小皇帝一样贡着他。在他们身上已经鲜少看到老牛车的身影了。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如今，小西胡同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家中的那些全木制老牛车、半木半铁牛车、铁皮牛车，都已经拆的拆、扔的扔、烧的烧、卖废铁的卖废铁，早已经不见踪影了。前不久，我父亲去我爷爷的旧房寻找那些农具，一无所获。
唯有村子里通往县城的那条老牛车碾出来的马路，依然六十年如故，破破烂烂。告诉人们回家的方向。金莲川域三百里，回梦水淖二百年。古老的牛车，灰土的石墙，幽静的村落，朴实的乡民，处处书写着乡愁乡序。这里有故事、有回忆、有牵挂，有欢乐、有悲伤、有感怀。你可以在满院的月光中、乡村的天籁下、枕着淡淡的乡愁，安然入眠。让我们挣脱城市的藩篱，远离钢筋水泥的丛林，抛开车流噪音的喧嚣，踏上回乡的旅途，探寻灵魂深处的乡韵，共唱历史长河的歌谣。
十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小山丹丹花就要嫁人了！”
当母亲催促的电话在我耳边响起的时候，我还在去东花园出警的路上。立刻，眼前再忙的工作也都靠边站了。整个下午，我都是在那种无比兴奋而甜蜜的心情中度过的，那首《青春少年是样样红》的歌曲不自觉地在心中荡漾，好像要结婚的主角是我一样。
拿着政委批准的假条，我几乎是一路小跑、一路傻笑着跑回办公室。也顾上整理案卷，就带上帽子手套之类防寒用品往外走，老家的高寒与酷冷在我几次冻疮的手脚中积累了记性，防寒的衣帽是绝对不会忘记的。同事都莫名其妙地望着我，以为要有大事要在我身上显现，至少是好事。人逢喜事精神爽，可也总犯糊涂。给她买的结婚礼物临走时也忘在了单位，待坐上了回家的班车才想起来。
回乡的路再长也是甜蜜的；故乡的天气再冷心里也是温暖的。
晚上九点，我又回到那个陌生而熟悉的老屋。半年多没有回家，除了晴朗夜空下老屋顶直冲天宵的浓重牛粪味的青烟外，我有诸多不适应：家中的大黄狗没有叫我，我有点不适应，原来母亲嫌它总是咬伤人，给卖掉了；我的后搭子卧室变成了简易的婚房，那个破烂不堪的书架不知道被扔到何所去处，墙上贴着的大大的喜字映照出了我父母对他们大龄女儿多年来的操心和期盼，终于修成正果；东边凉房敞开着的门如今也上了大红铁门，仿佛是专门为这一喜庆的时刻而做的衬托；母亲熟练地操着杯盘碗勺，拿出专门我用的那一套水杯、餐具，早已把我最喜欢吃的饭菜端上那张红红的略有破损的方桌子上。我注意到头顶的节能灯多了几条红绸子，将大炕映射得更多红红火火。
“又去县里疯去了！不着家。”我刚到家没过几分钟，母亲就准备了一箩筐唠叨，一边围着锅台干些零活，一边对着里屋的门说话，我在屋里边不住地点头。妹妹的北京同事也来给他贺喜，此时她正在县城忙活着，订宾馆、宴请答谢，喜上眉头，更免不了要贪杯。躺在大红绸缎制成的婚床上，立刻引来了瞌睡虫，朦朦胧胧中母亲敲锣打鼓般的唠叨渐变成若有若无的京剧前奏曲，渐听渐远……
茫茫的曷里浒东川因遍生金莲花被金代统治者以“莲者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改名为金莲川。金莲川碧野，八百里风光占尽；闪电河流长，两千年岁月峥嵘。山虽不高却峰峦叠翠，植被茂密，风格不同的植物圈带，每层都给人以迥然不同的全新感受。其山石造型，或人或物，或禽或兽，天工巧夺，栩栩如生；山林浓郁茂盛，林间乔木不高，灌木不低，乔中有灌，灌中有乔，松柏苍翠，槐桦争荣；春天花朵艳丽，夏日山果飘香，深秋红叶飘舞，严冬别有风采。金莲山向东数里便是金莲川腹地闪电河湿地，那里曾经是辽、金、元三代帝王的避暑胜地，元代耶律铸在《龙和宫赋》注“金莲川即山北避暑行宫，五月祭龙且避暑”；在《双溪醉隐集》诗注“龙庭和林西之地也，和林西百余里，有金莲花甸，金河其中，东汇龙涡”。如今，那里气候凉爽，泉流萦纡，沙草茂丰，禽鸟众多，山水天然合成，不秀却奇，其山泉或涌于山巅，或现于山腰，或溢于山涧；忽而迳流地表，忽而遁入地下，忽而绕于岩壁，忽而扼住山弯；行在谷底，路在水中，水在路中，信步置身其间，烦恼忧愁瞬间顿消。独特的绿色和生态旅游吸引着游人避暑观光。
从金莲川腹地向西十五公里处，有一片山丘环绕着的水潭湿地，便是小西胡同。曾几何时，那里山碧滩平、水草丰茂，生活着二十几户人家，东、南、西三侧的四座山丘围拱而成的胡同。一到夏秋季节，漫山遍野开满了山丹丹花，特别是东边的石头山，色映金沙丽，香芬玉井清，简直成了红色的花海，引得雀鸟低飞，野狗穿梭。三五个小孩背着书包，放弃了上学，扒拉着腿慌慌张张地避开村子里人们经常蹲大街的地方，飞快地向那片红海奔去。留着假小子头发型的妹妹混杂在这几个小孩中，也跟着逃学了。小孩的人影越来越小，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四宋永大梁下，又过了一会儿，他们出现在四宋永大梁上，再往东走便是石头山。只见梁上三五个人影就像黑点那么小，在稀稀疏疏地树丛中穿梭，最后消失在山丹丹花丛中。或许，他们几个此刻正陶醉在山丹丹花香艳的清味中。
山丹丹花又叫红百合，茎直立，高约半米；叶线状至线状披针形，边缘和背面脉上有乳突；花一至数朵，生于茎端和叶腋内，被片六枚，朱红色或橘红色，内面有紫褐色斑点。山丹丹花漫山红遍、生灵活现，因其娇贵的身姿和生长于石头土壤的顽强，经常被视之为美好、热烈、追求的化身。拔上几棵，移植到花盆中，放在床栏处，顿时家中其它的盆景显得黯然失色，倘若供养得好的话，那红艳艳的花会一直开到秋天。
奶奶活着的时候，经常采摘一些山丹丹花，放入罐头玻璃瓶中，拿清水来供养。尽管清水的养分较少，可是那红艳艳的花色却力挺两个月而不败。母亲每次从奶奶家回来，都会称赞一番那几朵山丹丹花。看着母亲那么喜爱它，我就悄悄地跑到石头山上去摘山丹丹花，摘下来先饱吃一顿，弄得满嘴碴子都是红色的印痕，像是刚刚被涂抹了几层朱砂的红沫。我们那时候还不时新口红，家家户户的大闺女嘴上都擦轱辘油，也叫凡士林或紫罗兰油，是一种透明白色的油。因而，很多女孩都到山上采摘这种花瓣，装饰自己的嘴唇。待吃得差不多了，就拔上一大把，迅速往家跑。因为听母亲说，石头山上经常有狐狸、獾子出没，一旦碰上难免受伤。不过好在我生活的孩童年代，只在大冬天听说过有牛羊被狐狸咬了的事，至于人倒也从来没有受伤。大概是狐狸也通灵性，知道人是群居动物，懂得喜怒哀乐，一旦伤及人类，必遭报复。我跑回家中，母亲正生我的气呢，在屋里屋外喊了半天没有人应答，以为我被野猫叼走了。但是看到我从怀中掏出那些略有折损了的山丹丹花，母亲高兴地笑了起来。她接过那些花，轻轻扶正花茎和花叶，放入清水瓶中，真格是“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红的是那么真诚，艳的是那么淳朴；“山丹丹开花六瓣瓣红”，多一瓣红不为，少一瓣红不甘。
那天直到下午很晚，妹妹和那几个小孩才回家。一进家就喊着累，嚷嚷着要吃饭，去后搭子翻箱倒柜找吃的。每个人的书包里都是鼓鼓的，采摘了不少山丹丹花。妹妹的脸上被同伴贴了许多花瓣，干脆把花茎直接插在头发中。含着酒窝的小脸蛋顿时红扑扑地好看，配上红兜兜的的确良布上衣和红格子装的裤子。妹妹可爱的身影若影若现，她就是一朵美丽的山丹丹花。
“小山丹丹花，你回来啦！”她逃学，还去有狐狸出没的石头山，母亲却没有责怪她。只是说她糟践了这些山丹丹花，放入书包中难免折断花茎和花瓣。她悉心地打理起来这些花朵，找来花盆摘到松软的土壤中，还拿来树枝插入土中，将快折断的几条花茎捆绑在树枝上，这样栽培一段时间，花朵元气得到了恢复，橘红色的花心，馥郁浓香、重重缭绕，缭绕在早晨的旭日中、缭绕在餐桌上觥筹交错的呼唤声中、缭绕在小院辣椒茄子秧子的藤条上，又重新绽放起来，焕发了生机活力。那时候我们还在村子里的旧房居住，位置大约是现在的村中央一片高地。三间土房后边便是西坡刮大水的沟渠，房前是一个高出地面一米的园子，因为土壤肥沃，一到春天解冻以后，预案中经常爬出手掌那么长的红蚯蚓。母亲说红蚯蚓是宝贝，鱼吃了长身体，土壤有了它变得养分充足，花盆里加一条蚯蚓可以起到改善土壤的作用。我于是悄悄地在山丹丹花盆中掘出一条地道，将一条蚯蚓放入其中，然后盖上土。眼睁睁地看着土壤的反应。不过，蚯蚓进入土壤就不动了。可能是受到了惊吓。我没有再去理会，打开妹妹的书包，分享着花瓣的美味。
这都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情了。二十多年来，村子周围地区因过度放牧，加之连年干旱，靠山采石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山丹丹花几近绝迹，漫山遍野的情状一去不复返了。几年前母亲从县城回家，路过石头山采摘了几朵，那已经是非常稀少了。如今，石头山光秃秃的，到处是坑坑洼洼的石头坑，连狐狸、獾子都举家迁移了，更别说山丹丹花了。山丹丹花却永远活在了我的童年记忆中。我们家的小山丹丹花也长大成人了。
后搭子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外头地有人在说话。我屁股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脚，把我从睡梦中拉醒，我睡眼朦胧地眯着眼前的几个人影，拼尽全力让自己清醒起来。
“我的结婚礼物呢？”妹妹一身橘红色的礼服，头发也染成了橘子，还带着一个山丹丹花状的发卡，一见面就问我要礼物。
“幸亏你没穿高跟鞋，否则，我的屁股早成八瓣了。”我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呢，伸了几个懒腰，打着哈欠，“什么礼物？我什么时候答应的啊？”
妹妹毫不客气地说：“贵人多忘事，你真是的。珍珠项链……”她突然停顿一下，改口说道：“项链不要了，给我弄一串紫檀手串吧。”
“这个啊！”我按摩了几下胸脯，做深呼吸状，心想幸亏她没有狮子大开口，跟我要万里挑一的红包。“你这品味怎么变了，突然玩起这些东西啦？这个价格可没谱，好的上千，不好的几十块钱，得识货的人呀。”我感到事情很难办，但也不至于没有办法。好在认识了一个在潘家园摆过地摊的赵哥，只能拜托他给淘一串了。此时，她北京工作的朋友也到屋内，听见我俩的对话，一直在旁边保持着“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看看，好看吗？美不美？”妹妹从朋友手中拿过小包，取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将盒中的戒指戴在无名指上。
“真好看。”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早已猜到了那是一枚首饰。只见那戒指纯银白色的环上镶嵌着一朵鲜艳的红百合花，花中的蕊是个亮晶晶的宝石。如此构造让这枚戒指价值不菲。妹妹显然很喜欢这枚戒指，专挑人多的时候拿出来给大家演示一番。
晚上，大家一起吃饭，商量着明天结婚答谢现场的一切安排。新时代男女青年结婚，程序简单了许多。前些天已经下了小礼，商量妥当后，女方先举行答谢，就是在饭馆邀请亲朋好友搓一顿大餐，一般不举行仪式。答谢的第二天由男方举行正式婚礼，给女方空出五桌餐桌，再吃一顿。待下个月选取一个好日子领结婚证。父母双方商量决定妥当，我除了凑个热闹，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事。
母亲倒是忙活起来了，她要将提前做好山丹丹花模样的绸布做的礼花扎上别针，以供明天亲戚戴在身上，表示一种喜庆。亲戚比较多，我帮着她穿了半个小时才弄完。她还是不放心，里头屋和外头地来回走，看看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女儿出嫁算是她的大事啦，反而父亲比较冷静，静静地坐在炕上使劲地抽着烟。人们常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小棉袄送人啦，做父亲的应该有所反应吧。可是，当晚父亲没有任何反应。我想这事应该平稳过去了。后来，在妹夫一方举行正式结婚那天，当迎亲的队伍早早地来到家门口时，堂哥把妹妹抱上婚车，看着婚车远远离去的背影，父亲悄悄地跑到门后哭得稀里哗啦，泪水如同房檐头掉下的水珠一般连绵不绝。那泪水，是幸福的呢，还是悲伤的呢？我想这两种感情都是有的。
时间已经很晚了，母亲张罗着给亲戚们分配房间住。二姨、二姨夫及苗苗表妹和她的男朋友，一家四口人住在婚床上，那是家里最好的床和被褥，当然要让给远方来的亲戚啦。大炕分给妹妹在北京工作的几个朋友。西间的床分给舅舅、还有赤城来的小女姨夫和他的小儿子。剩下我和父亲睡到大红柜上吧，这两个大红柜可是有年头了，自打我记事起就有了，甚至比我岁数还大。想起小时候，奶奶家二叔、四姑和三叔都在一起住的时候，家里人丁多，住不下，只能睡在柜上，或者睡在木板上。三叔最小，就只能住在木板搭的简易“床”上了。人一躺上去，就开始咯吱咯吱地响，那声音比地洞里的老鼠还圪瘾人。
第二天中午便是答谢。亲戚们戴着喜庆的红花，在饭馆布置婚场，摆放糖果和酒品，贴“福”字，燃放鞭炮。每一声爆竹，都是一种最初相识的感动，是一种情感相知的振颤，所有前行中的色彩斑斓，最终化做人生路上永远的相伴！看着妹妹那洋溢在脸上的幸福笑容，想着金莲川西畔小村中那几间童年的小屋，还有窗前那盆盛开着的山丹丹花。二姨夫做个账房先生，兴高采烈地收着亲戚朋友们送来的礼金，高兴地数着票子，笑得都合不住嘴了。待大家坐定，开席了，父亲母亲领着妹妹挨桌敬酒。忽然想起那首陕北民歌：“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呦一道道水，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咱亲人迎进来，依儿呀儿来吧呦，热腾腾儿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知心的话儿飞出心窝窝，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艳艳……”
十三、老碾房
我的出生地、我的家乡，是沽源县高山堡乡盐淖行政村小西胡同自然村。三十岁前，除了读大学客居京华几年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乡度过的。那时，不论是父母生活过的家，还是籍贯所在地的家，都没有脱离我所熟悉的环境。对乡愁的认知，难免产生一些惰性。最近五年，我在沙城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在方言口音、民俗习惯、风土人情上与家乡大不相同。工作的繁忙，令人一年也难得回几次老家，心中对家乡的依恋和关注都远远超过从前。因此有理由相信，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们，他们的切身体会或许更能站在亲历者的角度来抒发乡愁。
对我而言，乡愁就是那个三山环绕、一溪东流的小山村，特别是村子里那个凝结了全村五代人朴实回忆的老碾房，它俨然是我们村子的地标。说它老，是因为它的年龄比全村大多数人的年龄都大。曾经，我是那样地亲近它；而现在，这些只存在于遥远的回忆中。如我一般的八零后，基本上将老碾房的乐趣寄托在游戏中；大我一轮的七零后，很多人赶上了老碾房带给人们的农业价值；我们父辈的青少年时期，正是经历了老碾房磨面加工的金色岁月。在年代的纵向轴中，老碾房经历了从实用到娱乐，再到断壁残垣的过程。
老碾房是一处土坯房，灰不拉几的，没有什么特色，却又是村里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因为它居于村子中央，并且与周围有砖有瓦的房屋格调大不相同。从山上远远望去，碾房像是用黑灰色的泥土堆起来的方块，实在是朴素之至。老碾房分为两部分，它由一个大通间和一个炒锅房组成，大通间呈东西走向，炒锅房位于大通间的西北角，两者连为一体。大通间的南墙上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半米见方的没有窗户档子的窗口。碾房的门位于炒锅房东侧，门向东开。
走进碾房，迎面便是炒锅房，炒锅和锅台占据了半间房的一少半面积。炒锅厚实平滑，锅台及侧面经年累月地使用，已经被烟熏得漆黑一片。炒锅安装的样式也和家里用的锅不同，它是里边高、外边低。人们把炒锅设计成这个样子，是为了在炒莜麦的过程中，莜麦耙子将锅里的莜麦推向里边后，莜麦自动地出溜下来，再推上去，再出溜下来，保证莜麦受热均匀。
炒锅对应的房顶有一个两支木棍撑起来的天窗，便于莜麦的潮汽及时通过天窗散发出去。木棍上面挂满了莜麦毛子和尘土。天窗呈四四方方的形状，能容得下一个人从这里钻上房顶。为了防止雨水漏到炒锅上，天窗上边泥了一个正方体形状的向东开口的空心泥盖。炒锅周围，有土坯垒起的边沿。西侧靠墙处的边沿有一个豁口，豁口与墙根的一个长方形水泥仓子相连。水泥仓子光滑平整，从炒锅的侧翼斜着下来，功能是把炒熟的莜麦扒拉到里边，待晾凉了以后装口袋。刚炒好的莜麦温度很高，倘若这时放进口袋，会把口袋烧坏。
在碾房的大通间内，中间的顶梁柱将其内部分为两个部分。靠西边的这部分放置了一个石碾盘，是畜力拉磨磨面的地方。碾盘的底座用石头砌成，高度六七十公分。和底座紧密结合的碾盘是一个半径约一米的大圆石盘，厚度为三十公分，上面凿着密密麻麻的、均匀排列小坑，可以提高磨面的效率。碾盘上放置一个大石碾轱辘，轱辘的半径约有五十公分，长约九十公分，上面也有排列有序的小坑。碾轱辘中间凿空，安装一根粗铁管，铁管里插着一根光滑的木轴。木轴的一端伸出碾轱辘约半米长，用来拴套绳套牲口；另一端与一个扁形的铁棍相连，铁棍的另一头与碾盘中央铁柱上的一个铁圈相连，铁圈与木轴上的铁棍相连时插上铁销。这样，就将石碾轱辘固定在碾盘上了。转动碾轱辘也有讲究。顺时针转动碾轱辘，就会使碾轱辘与碾盘上的铁柱相分离，一般是碾子出了故障才顺时针转下来查看并修理；正常磨面时是逆时针转动。拉磨的牲畜要蒙上眼睛，防止它转晕，赶着它围着碾盘转圈，加工大量的小麦粉、莜麦面或是干山药粉。
每年的秋冬季节，丰收的粮食堆满了屯，忙活一年的人们开始炒莜麦、磨面粉。碾房被村民白明黑夜地轮流地使用着，每家都要加工上千斤粮食，你家磨了他家磨，忙得不亦乐乎！直至年根才停磨半个月。全村36户人家，十多万斤粮食，全靠这石碾来完成加工。虽然很辛苦，但是捧着雪白的面粉，还是很高兴的。过了正月十五，碾房又热闹起来，忙了起来，年前没有轮上的农户要赶在这段时间完成。人们就这样使用碾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走向了现代。到了九十年代，农用车普及了，村里人都开车到县里或者高山堡面粉厂去换面。现在呢，面也不换了，直接到超市去买，或者从开着厢式货车到村里的“高级货郎”那里购买。老碾房逐渐消停了、沉默了……
我们父辈的童年最快乐的事就是围着碾房转，捉迷藏、踢毽、打雪仗，有时也会烧土豆，炒蚕豆、黄豆和豌豆，炒莜麦等。在他们那时青黄不接的年月，家家都有六七个子女，没有什么玩具、果品、美食，能够轮着穿一件单衣、布鞋，到碾房玩一会儿都是人生的极大乐趣。我们闭上眼，甚至能够想象到碾房中曾经有过的情景：过了水的莜麦扑腾腾几声倒进热锅中，那沁人心脾的麦香味扑鼻而来，炒锅中升腾起来的莜麦毛子一波又一波地扑向人们身上，扎得人们后眼窝儿直痒痒；小伙伴们围在炒锅旁，尽情地闻着莜麦散发出的香味，口水在咽喉处翻荡不已，涌出来又咽下去，待邻居大叔允许去抓食时，抓起来一小撮不管烫不烫直接塞进嘴中；从灶膛里掏出一盆还没燃尽的胡麻柴，跑到碾房门口倒出来，抱起一堆结着豆荚的豌豆秧子扔上去，尽情去听噼里啪啦的崩豌豆的声音，随手拾起豆秧灰中嘎巴脆的豌豆嚼了起来；还有那灶膛里的烧土豆，黑不溜秋，分辨不出是谁家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一个，一边剥皮一边哈着热气往嘴里吞，烫得舌头直哆嗦，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回家后，嘴上都是一抹黑，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红扑扑的，流露出灿烂幸福的笑容……
这种传统延续到我们的童年，甚至有过之无不及，简直就像今天的儿童乐园。我们从盐淖小学放学后，一路跑回家，扔下书包就往外跑，几乎不用事先通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来到老碾房。我们到碾房，一般都是先玩一会，坐在磨盘上聊聊学校的事，到地上打一会叫做“宝”的折叠纸片，或是从炒锅的天窗爬上房顶，从南侧斜着的房檐处跳到地上的粪堆上——我们把这个称为勇敢者的游戏，全村只有少数几个人敢跳，我只跳过一次。待家长出来喊，我们才回家吃饭。晚上，我们再一次来到老碾房，玩一种“电报出城”的游戏。从字名就可看出，这个游戏最适合在碾房玩了。常常，我们十多个发小，男孩居多，也包括一些愿意跟我们一块玩的“假小子”。大家猜拳，每个人都露出了红嘟嘟的小手比划着，嘴里喊着“嘁嘁嘁！嘁嘁嘁！……”猜到最后谁输了，这个人就叫做“蒙”。他就要在碾房门口不远处画一个圈，圈中放一块小石头。然后背向碾房，数数数到二十，然后进碾房去找人，发现谁了，就对他说一句：“电报+人名”。或者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猜拳赢的人将圈中的石头扔得老远，负责“蒙”的人跑过去捡石头。乘着这个空当，其他的人赶紧跑进碾房躲藏起来。“蒙”的人将捡回的石头放进圈中，大踏步地走进碾房找人。这个时候是最令人紧张的，每个人的心都砰砰跳，大气不敢出，生怕自己被第一个“电报”。因为，如果没有人“出城”，第一个被“电报”的人将会成为下一盘“蒙”的人。如果认错了人，那么这个人就没有暴露，他可以重新藏起来，而且他不会成为第一个被“电报”的人。最激动人心的就是躲藏的过程，大家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印象中，小锁擅长攀爬，他一般都是藏到碾房的房梁上；他弟弟小柱更绝，从天窗爬到房顶上躲着不下来，直到好几盘游戏都结束了他才出现，把大家着急够呛。婷婷是个女孩，一般都躲在碾盘的最里边。个小的亮亮直接钻进炒锅下的灶膛里，弄得浑身都是黑。有身高差不多的赶紧换衣服，这样就认不出他了。燕青和星星经常这么做，不过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也就不起作用了。飞飞身手比较敏捷，直接从碾房南墙窗口跳出来，悄悄地沿着墙绕过来，乘“蒙”的人不注意将碾房门口圈内的石头踢出来，这就叫做“出城了”。一旦“电报出城”，那么负责“蒙”的人就需要重新“蒙”一盘。如果一整晚上都是这个孩子被“蒙”了，我们就说他被“孤”了，这是规则所不允许的，一般不超过三盘。超过三盘，那就重新猜拳。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游戏，我们村的小孩常玩不厌，一直到玩到小学毕业为止。每一个人对游戏的界限划分得很明显，上了中学，与上小学时的年龄不同了，就不再玩了。但会常常看看年龄小一茬的孩子们玩。
这个不起眼的老碾房，凝结了一个村的乐趣。这里不光是小孩的乐园，还是大人们的天地。农村人喜欢饭后蹲大街，老碾房自然成了全村的新闻中心。你看村里炊烟四起时，老碾房是安静的、平和的。过个把钟头，人们三三俩俩都会聚集到老碾房，抽烟，聊天。这里成为一个热闹的天地，一个邻里之间大家天天想来而不觉得厌烦的地方了。谁家买了一颗大白菜，谁家儿子打工领回了媳妇，谁家闺女回娘家，谁家玻璃被谁打的，瓦窑坑卖水果的汽车陷进泥中，乞丐在碾房过夜……这里简直就是全村人各种新闻的集散地。扣根是来碾房蹲大街的常客。他不像别人有时来有时不来，他是天天来，来后站在墙角最不起眼的地方，静静地倾听。他人老实，话却不少，打探清楚了新闻，就走家串户去。忙的时候一天串个四五家，不忙的时候串个十来家，把这些新闻在各家转播，所以人们给扣根起了个绰号叫“联合国秘书长”，意思是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
老碾房，这种在中国北方流传了十几代的农业文明具象，在七十年代初就已经被轰隆隆的机器声所震动，如今又被大规模的智能化所淘汰。时代的发展，在充分证明工业文明挤占农业文明的空间的同时，也将老碾房请入了“博物馆”。然而，老碾房曾经带给人们的普惠价值和永恒记忆却不曾磨灭，它为北方农村的历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农村长大的人，对老碾房都是有感情的。往往，一个村子的地标将要濒临消失时，而你远在他乡又不能亲眼目睹，这时的乡愁是最难耐的隐痛、最深刻的怀恋……
特别是去年，老碾房经过岁月的侵蚀，房顶终于在一次暴风雨中坍塌了。没过两个月，它就成了人们堆放干柴火的园子了。我再一次见到它时，已经认不出它的模样了。它不再像以前，破了个洞有人去修补，漏雨了有人去遮盖；它也不再是孩子们的乐园，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交通工具的多样化，已经让年青一代的孩子们不再去那些土了吧唧的老房子中寻找乐趣。
或许，老碾房也该遭此一劫，它会以另一种姿态获得新生，重返人们的记忆中……
十四、点与线之间的温暖
我在沙城汽车站给她买好车票并送她上车后，就赶着去880公交站台处排队，期待着下一站“北京西站”，从那里乘坐前往石家庄的高铁。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去石家庄都会充满感动和温暖，好像那里是自己的一个归属地一样。我与石家庄的交集源于大学时探望同学、工作后几次国考、以及到河北省警校读书的经历。还有不得不提及的就是省公安厅组织的“调研督办”培训班和这次“刑事侦查”培训班。因此，到石家庄，这不是第一次，也或许不是最后一次，但是这一次给我的印象却是那样的陌生、那样的深刻，犹如一份简约的情怀一直在心中停留许久依旧温暖如初。
春到北京，淡淡的几抹天蓝，柔柔的几朵彩云，风儿正轻轻地吹动柳枝，时间正缓缓流淌心田，一缕阳光闪耀清晨，几声脆鸣啁啾耳畔，芬芳的鲜花依次绽放，遍地的野草每一天都有新鲜的色彩。到处唱着春之歌：“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近年来，首都副中心、雄安新区建设等“绿色”战略举措，让首都的天空更加蔚蓝，让人们的心情更加爽朗。
很快，我坐上了前往“国际庄”高速列车。过去晃晃悠悠夜行六七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我是个方向感极差的人，来庄里好几趟，每次仍然是路盲，就得像串糖葫芦一样一路问下去。下了火车，我就纠结于前方的楼梯口，上面牌子写着：“出站口”。我纳闷，是向前走出站，还是下楼梯出站？最后也就不去判断，跟着人流往前赶。
直到走进火车站大厅内，我才打了一个趔趄，一下子找回了熟悉感。这种片段式的“熟识”才是我心中的“国际庄”。而且，机缘巧合，几乎每年，时间总会留给我以不同方式和她重温旧谊的机会。
可是片刻之后，我又一次一脸茫然。下意识有些着忙地搜索着目的地“石家庄植物园”的位置，翻开手机点击着可以乘坐的公交车。地图自动筛选出一些优化选择：15路、117路、62路……走进地下公交车站，一根根巨大的石柱将车站规划成网条状，它的旁边一般就是站牌，站牌前有一个铁栅栏，乘客就在那里排队。铁栅栏的前边便是公交路线。整个地下车站呈现灰色调，不过不是很压抑，通透性较好，因而有种凉爽而清洁的感觉。看完这些公交车牌号，我慌不择路，就挨个串站牌，从一个站牌走向另一个站牌，看见公交站牌就马上跑过去对照一下，很多公交车牌没有详细的行车路线。我去的时间点可能还不是高峰期，地下乘车的乘客还很少，都在各自忙各自的，没有丝毫的喧哗与吵闹，与地上公交站牌前熙熙攘攘的热闹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向来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中国人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习惯。很多站牌前边都是空荡荡的，也有的站牌下停放着已经打烊的公交车。
突然，一辆公交车停在眼前。车门“刷”的一声很干脆利索地打开了。我还没有看清楚车次就奔上车去。这完全是出于本能，我想只要走在路上，就比在这作无头苍蝇的等待和乱转要好一些。车内空无一人，我一抬头便向司机望去：“请问到植物园吗？”我尽量缩短说话的字数，又不失礼貌。司机师傅大约五十多岁的样子，中等身材，头发不多却覆盖整个头顶，一身公交制服，白色的上衣一层不染，裤子穿得没有一点褶皱。很快，我注意到了他的脸，成熟而富有魅力。那熟悉的脸庞，沉着、冷静、平和，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好像在哪见过？……省警校焦大队长的那张“教官脸”，李大队长的那张“刑警脸”。
“不到。”司机师傅双目平视着对面的我，合了一下嘴唇又继续平和地说道：“得倒车。”司机师傅心平气和的回答，让一阵心慌的我顿时平静下来，总算知道怎么去目的地了——这不像在我们小县城，要去一个地方，再远也是几里路的事儿。顿时，我觉得这位司机师傅还不错。司机师傅很平常地回答眼前这位陌生乘客的提问，或许这样的问题他已经不厌其烦地说了数十年了，回答了无数遍了。我心里寻思，他说“不到”，那意思是有能“到”的公交车。可是现找吧，我又要一阵抓瞎，像刚才那般，找半天也没找到那辆能“到”的公车。
我当即拿定主意，先上车走着再说。
“那该到哪里下呢？”我没有注意到自己是掺和着张家口话的普通话对司机师傅讲。
“信访局下。”司机师傅见多识广，反应很快，看着我殷切的表情，又一次很平易近人地说道。
“好的谢谢！”我一边转身往后走，一边随口丢下一句话。
“记得到石家庄市信访局啊。不是省信访局，先到省信访局，别下。”背后传来声音，司机师傅这次放大了分贝，向我走过的方向声音稍大一些说着，怕我走远听不清。但他说话时依然字字清晰，平和沉稳。我忽然对这位司机师傅有一种邻家大哥的感觉。至少有很多乘客对“市信访局”和“省信访局”这两个站点搞不清楚，当然也有可能仅仅是司机师傅对我善意的提示。车走了后开始晃动，我没有多想，赶紧在靠近下车门口对面的蓝色座位上坐好。
公交车平稳地行驶在“国际庄”的大道上……在规定的站点之间的路线上向前驰骋。
每到一站，车上都会陆陆续续地上来很多人，也有的乘客会陆陆续续地到站下车。不过，上车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他们当中有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乳臭未干的小孩，也有精神矍铄的中年妇女、精干利索的年轻后生。瞬间，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各样的衣着花色充满了整个车厢。这时，有人开始说话了，车厢里开始热闹起来了。
有一位中年大哥上车了。他比较清瘦，穿着棕灰色的夹克，挂着单肩皮包，戴着一副极富标志性的黑框大眼镜，显得极为干练，说话中略带略带有文人的那股酸劲，给人一种很斯文的感觉。“能扫码吗？”中年眼镜哥咧着大嘴询问司机师傅，胳肢窝中夹着快要掉下的单肩黑皮包，显得有些忙乱。
“能。”司机师傅一边开车，一边指了指投币箱旁边的铁栏杆，上面贴着收款的二维码。
“怎么没有反应。”中年大哥很认真地将手机对准二维码，试了两下，没有反应；又调整姿势，试了两三下，还是没有反应。眼镜哥有些着急了，两条剑眉紧蹙了起来，“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扫都是可以的。”
“你离得太近，再远一点，对准了，手别抖，再试试。”司机师傅匆匆看了一眼眼镜哥的操作，目光向前方，很耐心地说道。这时路况比较糟糕，道路中间被修地铁的工程占去了大半，加上车流的增加，公交车在众多小汽车中间缓缓前行。前方两侧不时出现小汽车汇入、乱鸣喇叭的乱象。
眼镜哥也很较劲，重新将黑皮包背到肩上，拿起手机继续对准二维码，右手用力地戳了几下手机屏幕，还是不行。这时司机师傅又重新对他说了一遍操作过程。不知道是司机师傅说得不够清楚，还是眼镜哥操作有误，总之眼镜哥在投币箱旁边僵持了半天，愣是刷不出来。这时，许多目光都聚焦到眼镜哥身上，大家好像在说“难道出来坐公车连一块钱都没有带吗？”眼镜哥有些着慌，额上渗出了汗，他用手撑了撑衬衣领口。赶紧从黑皮包中拿出一个小钱包，拉开拉锁，从散放在钱包中的一沓零钱中随意拿出一张一块钱，扔进投币箱中。然后，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大跨步地走向车厢的最后端。
公交车走到十九中时，站牌前挤了一堆欲要上车的乘客。
上下车门同时打开的那一瞬间……许多乘客争先恐后，挤着在前边的上车门口往车上蹭。人群一哄而入，投币箱和刷卡处激流嘎啦地响了起来。有一位穿红衣服的、带着一个红色鸭舌帽的老头见势不妙，拄着一把雨伞当拐棍，从后边的下车门上车。也许前边上车门的拥堵，造成司机师傅并没有看清有人会违反秩序在下车门口上车。正待穿红衣服的老头两只脚刚刚踏上后门门槛之时，门突然关上了，关了一半又突然打开。司机师傅轻轻说了一句：“小心关门时挤着您那。”显然，尽管上车门很堵很乱，司机师傅仍然注意到了有人从下车门上车，但他并没有注意到有人会违反上下车的秩序。
“怎么回事啊，没看见有人吗？”这位穿红衣服的老头本能低收缩了一下身体，打了一个哆嗦，躬着身子快速向前迈了一大步，上了车厢门前的台阶上。他身子还没有站稳，就开始吐沫星子飞溅地狂噘司机师傅了：“没看见老子吗？！眼瞎了！……王八蛋……”我心里想，这下不妙了，估计要对骂起来了。
“咱不要骂人好不好？”司机师傅对穿红衣服老头的恶语伤人不作反击，而是采用安慰的口气，扭过头来不卑不亢地说。
“没看见老子上车吗？王八蛋！”穿红衣服的老头丝毫没有谦虚之意，待司机师傅心平气和地说那番话后，反而更加气焰嚣张、变本加厉地骂道。他并不认为他违反秩序从下车门上车是错误的，反而咄咄逼人地将责任怪在司机师傅头上。好像他做的对，司机师傅做的错，亦或是司机师傅本就应该为他服务，挨骂也是为他服务的一个项目。坐公交车，前门是上车门，后门是下车门，“前门上后门下”是常识。看样子，穿红衣服的老头经常做公交，不能不知道啊？可他为什么会在公众场合像个无赖一样大声责骂一个本来就很敬业的年龄较大的公交车司机师傅了呢？况且论年龄，穿红衣服的老头六七十岁，比起司机师傅，也差不了几岁，都岁数挺大了，却不懂得检点自己，不懂得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理。想到此，我的心里很矛盾。一方面，开始讨厌这位穿红衣服的老头，本来打算给她让座，又打消了念头。另一方面，我开始深深地敬服司机师傅了。他的敬业精神，他对待乘客一视同仁的态度，他处理棘手事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都让我突然对他产生由衷的敬意和深深的钦佩。“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按常理，当一个人遭到人生攻击后，处于生气、郁闷的状态时，有人问他一些事，他往往会借题发作，将怨气撒到问话的人身上。但是，这位司机师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善根、他的沉着、他的厚道。
在穿红衣服老头的责骂声中，司机师傅并没有被他的恶语伤人所激愤。恰好有一位乘客要去一个地方却又搞不清楚是在“友谊公园”下车，还是在“友谊合作路口”下车。司机师傅依然不急不躁，心平气和地问明他要去的地点，然后说：“下下站……下车。”而这一边，穿红衣服的老头嘴里仍然在释放恶气。老头旁边一位健壮彪悍、戴着眼镜的小伙子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扭过身来，右手轻轻地拍了拍穿红衣服老头的左肩，慢条斯理地说道：“大爷，司机师傅并不是您说的那个意思。他是说，‘您不要着急上，小心夹着您’。……您消消气，这边有人让座。”果然，这位健壮的小伙子一番话起了作用。老头不在犯浑了。一个小姑娘把座位让给了穿红衣服的老头。这位穿红衣服的老头坐了下来就消停了。不一会儿功夫，他就跟旁边一位秃顶的大叔嘻嘻哈哈地侃起了国家大事。
除了他俩的聊天和发动机声外，车上平静了起来。公交车很平稳地向前行驶，自始至终一直保持着匀速。
远远地，我看见了“市信访局”的车站牌了，车牌再往北不远处是个大的十字路口。我跟着一位阿姨下了车，抢先几步跑到站牌前焦急地看着哪一趟车能到达植物园。大约过了几秒钟，我从上到下浏览一遍，没有一个站点到达植物园。我很着急，又从头开始“扫描”。
此刻，公交车清脆的喇叭声打断了我的视线。我习惯地向左扭头，发现公交车还没有走，前边的上车门仍然开着，我和司机师傅处于同一条水平线上，能够清晰看见彼此。司机师傅看见我扭过头来，他用手向前一指，沉着而温和地对我说：“向前边的十字路口走，到那向左拐，在桥底下的站牌坐旅游？路”。说完，司机师傅关上了前后门。
“奥。”我心里顿然开朗了许多。陡然一阵莫名的感动涌上了鼻尖，化作一长串暖流流进了我的心田。我轻轻地隔着汽车玻璃门向司机师傅点了点头。虽然没有听清楚是旅游几路，但总算知道大致的乘车位置。于是，周身突然来了一股莫名的动力，催使我迈开脚步向着前方的十字路口挺进，每走一步都显得轻盈沉稳，像是找到了方向，找到了目的地。
此时，正赶上红灯亮，62路公交车向前挪动了十几米又停了下来。我转过身来，深情地望着石家庄市62路公交司机师傅淡淡的身影，庄重地行了一个注目礼……
在石家庄市区2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以打造“智能、绿色、安全、文化、和谐”公交理念为核心，积极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和公交公交服务质量，不断满足百姓出行需求，并连续十多年被中央、省市评为先进单位。公交公司每天运营车辆逾四千辆，上万名公交司机师傅在职在岗，为一个城市交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那位62路公交司机师傅仅仅是他们成员中的万分之一。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个万分之一分子，将公交站牌的“点”与公交线路的“线”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温暖着石家庄市的大街小巷。“寒来暑往，有您陪大家一路同行；春夏秋冬，是您伴我们消暑送暖。”我要发自肺腑地为石家庄62路公交司机师傅点一个大大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