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看见或者听到<8>字时，不由得我在生产队里挣八分工的画面就瞬间浮现在眼前，这个情景令我挥之不去，难以忘怀。
    由于我家是富农，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村的地富反坏右分别也随之被管制了起来，从此我的名字就被“富农崽子”代替了。于是我经常受到同学们的冷待和欺辱，心理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没办法我只好忍气吞声，把这种怨气化作学习的动力。不曾忘记我在房顶上、在犄角旮旯里、在棒子秸垛里偷偷的努力学习的一些往事，所以每次考试结束时，当老师在全班宣布我的成绩是第一名时，我的心里才会有一种潜意识的自豪感和丝丝的慰藉。
    说话间，我初中毕业后，一些贫下中农的孩子都去上高中了，而我因为是富农不让去，只好回家到生产队务农了。
    当我家兄弟姊妹七人相继来到人世之后，就变成了由九口人组织的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只有爸爸妈妈和排行老大的我是整劳力，我们必须多付出，多劳动，才能更好的维持这个家的生计。当时有句口头禅：分分分是社员的命根，没有工分别想娶媳妇。在生产队长是基层“最大的官”的年代里，有的队长可真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我就摊上了一个这样的“领导”。曾记得：那些书记村长的子女或者和他相好的情人以及会巴结他的人，他就专门捡那些轻松干净的活给这些人去干。然而一些实实在在而不会巴结队长的平民百姓，就被专门派到那些又脏又累的地方去干。何况我们这些“富农崽子”就更不用说了，什么打坯拉砖、出厕所垒猪圈、挑水浇地、锛棒秸锄草地等等，就都由我们承包了。辛辛苦苦一天下来，到晚上才给我们记六分工，而那些被优待的人却得到最高的八分工。于是我气愤不过，就找队长理论，结果却招来了诬陷之祸。说我“富农崽子”不老实想造反，紧急召开社员大会让我作检讨，进行批斗。检讨过几次可就是不过关，我被气得生了一场大病。生产队长因为我没出工，说我在家装病，于是就通知会计从我原来挣得工分里扣除工分，你说这去哪里说理呀。为了我的弟弟妹妹，为了这家，我只有韬光养晦，苟且偷活了。
    在此后的日子里，队长对我更是变本加厉，使出各种手段在精神上摧残我，在劳动上压迫我。有一年在秋后农闲的时候，上级让各村派壮劳力去泊头县文庙公社挖河，队长借这机会就逼迫我，非让我去参加。我当时既年龄还不到二十，又长得身单力薄，还不会推那独轮小车，心里甚是畏惧，但是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了泊头清凉江的清淤开河大会战。在这些日子里我不曾忘记吃的是带着蚊蝇的小兔羔子（一种用玉米面在的主食），更不曾忘记带着凌查去开沟排水，最难以忘记的是我推着负载600斤左右的小车，在大堤的半腰上摔倒，连车带土全部砸到了我的身上，砸得我遍体鳞伤，休养了两天后，接着又继续干起了这囚犯般的劳动。一晃两个月过去了，河底被冻封，不能再干了，我们才停工回家。
   幸运的是我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参加过一次挖河的，就可以挣到整劳力的八分工。从此我就告别了六分工，拿到了整劳力的八分工了。就是如此我家到年底按人口决算时，还亏欠好多分，差好多钱。这就不但从生产队里挣不到钱，还得从家里向外拿好多钱。这样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我家当时，在伙食上常常是以野菜稀粥度日，为了改善生活，我怎么能忘记爬到榆树上掏鸟蛋摞榆叶和到河里打鱼摸虾的情景；在穿着上，件件衣裳兄弟姊妹轮流穿，直到实在不能再穿了为止。不能穿的衣裳，母亲也舍不得扔掉。就用来打假纸为孩子们做鞋底鞋帮用。这真是：长辈赐予高成份，精神压抑似煎熬，衣食不济怕严寒，唯盼弟妹快长大，多挣工分少贪玩，生活才会有改变。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文革的结束，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小岗村的精神将队长欺压百姓的管理模式像日历一样翻了过去，终于告别了那挣工分的年代，也结束了我那“富农崽子”的生涯。我也在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的时候，顺利地荣幸地考上了师专，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学府。毕业后，当我踌躇满志的走向教育战线时；当我在黑板上辛勤耕耘时；当我伏案为学生疗疾时；我怎能不以我的亲生经历来唤醒孩子们的学习激情呢？我怎能不以我的亲身经历来引导学生跳出龙门为国奉献呢？我怎能不以我亲生经历来激励我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呢？
    一个时代承载着一段历史，这段历史虽然对我的人生有些不利，但是它也培养了出了我那胯下受辱而不屈的性格；他也锻炼出了我能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它催生了我有一种追求完美的人格毅力；这些让我受益终身，获利颇多。
    所以当我厌恶喊我“富农崽子”的时候，我也同时在感谢这段难以忘怀的挣八分工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