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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郭颂老师的不解情缘
作者:河北省采风学会第一分会



作者/王志刚
   2021年5月19日,是人民歌唱家郭颂逝世五周年忌日。爱人一再叮嘱我写点东西,纪念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其实,我何尝不想写呢?但是,搞了一辈子新闻工作,纪念文章恐怕写不好。爱人说,你是凭着一篇新闻和郭老师结的缘。你就按新闻的路子写,老人在九泉下有知,一定喜欢。确实有道理。于是,我就把和郭老师交往中的一件件小事翻找出来,让人们认识一下生活中的郭颂,了解一下和电视里、舞台上不一样的郭颂,以此纪念这位我尊敬的长者,我的忘年好友。
   古人认为,人世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东西,叫缘分。意思是说,不管什么人,无论你在哪里,哪怕隔着万水千山,冥冥中也会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相逢。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说实话,对这种说法我一直半信半疑,直到和郭颂老师相识后,我越来越相信:缘分是个奇妙的东西,真的有!不然,一个唱歌跑调儿的“左嗓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大名鼎鼎的歌唱家交往了二十年呢?
   小时候,也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遍布乡村的高音大喇叭是农村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除了每天转播中央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和县广播站、公社广播站的节目外,其余时间就放些文艺节目。这当中,我最爱听的就是郭颂的东北民歌了。特别是打草、拾粪、捡麦穗的时候,只要郭颂一开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干活儿也不觉得累了。《新货郎》、《丢戒指》、《看秧歌》,那种感觉不像是听歌,就像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爷爷和你聊天、拉家常。说的都是你身边的事,聊的都是你感兴趣的话题。
   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但是,我一直以为自己有个特长:别人的歌我不敢说,只要是郭颂的歌,我准能听出来。为此,还和小伙伴们吹过牛。敢情不光是我,郭颂那亮堂堂的嗓音好多人都能听出来。真扫兴!
   1982年4月,我当上了马驹桥公社广播员。有“权”就任性啊。每到周日放文艺节目的时候,我对郭颂的东北民歌情有独钟,可着劲儿的放。听我的搭档张立芳说,喜欢郭颂的人多了去了。她还给我讲了一个笑话。有一次,我的上任男广播员预告节目的时候,应该说:    “下面请听郭颂演唱的几首歌曲”。一紧张,说成了“下面请听歌颂演唱的几首郭曲”。在文娱活动匮乏的年代,这个笑话让我们笑了好长时间。
   你要是喜欢一个人,就会潜移默化地受他的影响。郭颂的歌词都是大白话、接地气,广播语言要求通俗易懂、口语化。干脆,我写广播稿就写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让听众听得明白,听着舒服。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写起稿来得心应手,县广播站的投稿命中率几乎达到了100%。有一次,公社科技站的吴思民把我叫到他的宿舍,给我一本《北京文艺》看,上面有他写的一篇小说,我印象中小说的名字叫《灌溉》。我羡慕得不得了。于是,我突发奇想,尝试着用北京方言土语写了三篇小小说,结果,三篇都在《北京日报郊区版》发表了。其中,《喜帐》还被收入了《北京农村小小说选》一书。1984年6月,我和胡各庄乡的安继连等人一道,成为通县广播站招聘的首批农民合同制记者。
   我第一次见到郭颂是在电视里。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郭颂一连唱了三首歌。《甜透了咱心窝》、《串门》、《山水醉了咱赫哲人》。听得我是既过瘾,又不解渴。郭颂不是我想象中老爷爷的样子,是一位英俊的中年大叔。浓眉大眼四方脸,一身浅色的西服透着那么帅气。这之后,我时不时的在电视上见到他的身影,在广播里听到他的歌声。而我见到郭颂本人,则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长话短说。通州区梨园镇小稿村有个叫郭润田的农民,致富不忘众乡亲。将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除了通州电视台,我还兼管着北京电视台通县记者站的工作。1995年年底,我联系北京电视台《京郊大地》栏目组采访了郭润田。采访间隙,性格开朗的郭润田给大伙儿露了一手儿:学唱郭颂的东北民歌《丢戒指》。郭润田怎么也没想到,他随随便便唱的这段北京电视台給播出去了;他更没想到,这段唱让正在北京排练春节晚会的郭颂看到了;谁都没想到的是,郭颂主动和北京电视台联系,要来小稿村见见这位农民老大哥!
   1996年2月6日,我和同事辛建国一大早儿就来到了郭润田家。上午十点,我敬仰多年的歌唱家郭颂来了。两个老郭一见面,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就像失散多年的亲兄弟重逢一样。生活中的郭颂比电视上还要帅气,东北人豪爽、热情的性格好像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了。辛建国跑前跑后的帮北京电视台录像,我在一旁傻傻的看热闹。直到郭颂上了车,我才意识到坏事了:多好的一条新闻,怎么光看不记呀!幸好,那时年轻,再加上干了十几年的新闻工作,养成了脑记的习惯。回到单位后,我把上午看到的情景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捋了一遍,一气呵成,写了一篇通讯“我跟郭颂是哥俩”。在通州电台播出后,我还給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高德澍一份,请他转给《京郊日报》。也许是题材对路,两周后,这篇通讯就在《京郊日报》头版刊登了。
   至此,我觉得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了。一想到近距离的接触到了心中的偶像,心里美滋滋的。
   福无双至今日至。事情还真没有结束。
   1996年5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写稿。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你好,请问是志刚吗?猜猜我是谁?”电话里的声音陌生又有些熟悉,我一时猜不出来。对方还一个劲儿的给我提醒:“想想,今年春节咱们见过。”我还是猜不出来。“哈哈,我是郭颂。对,是唱东北民歌的郭颂。”我一下子愣了,我的想象力再丰富,也猜不出是郭颂的电话呀!“志刚,前几天,北京电视台的同志给了我一份报纸,上面有你写的稿子,我看了非常喜欢。过几天我到通州办事,想和你见个面,认识一下,可以吗?”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哪是可以不可以呀,我是求之不得呀!
   两周后,我和郭颂在潞河医院斜对面的一家小饭馆里见面了。有人说,官大脾气涨,名气大架子大。郭颂不但一丁点架子都没有,说话还特别风趣、幽默。没聊一会儿,我就没有了当初的拘谨,和郭颂东一榔头,西一杠子侃起大山来。我问郭颂:“以后见面,我该怎么称呼您呀!”没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探讨了很长时间。我说:“您比我父亲大,干脆,我叫您大爷吧。”敢情郭颂还是个北京通,连连摇头,“不行不行,北京话里大爷有那个意思。”最终我们达成了共识,就叫郭老师。他说,这个称呼雅俗共赏,全国通用。
   我们聊天的时候,还有个小插曲。对面桌一对母女也在用餐。母亲40来岁的样子,时不时的往我们这桌看。过一会儿,乍着胆子走了过来。“请问,您是歌唱家郭颂吗?”“是我,我是唱歌的郭颂。”这位妇女像孩子一样喊了起来:“哎呀,太好了,见到本人了,您给我签个名吧!”这位妇女找了半天,从身上也找不到一张纸。还是饭店服务员帮她解了难,递给她一张点菜单。我注意到,郭老师签字的时候,还细心的写了日期、地点。旁边的女儿一脸茫然的望着这边,不知母亲发的是哪门子神经。郭老师悄悄的告诉我:“我要是唱通俗歌曲的,找我签名的肯定是她女儿。”原来,这样的事郭老师已经见怪不怪了。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分手时,郭老师送我一张有他签字的CD光盘和一份介绍他演艺生涯的报纸。这次见面我就一个感觉:投脾气,聊得来。
   工作关系,我接触过一些明星大腕,有的还互留了联系方式。但是我一直秉承这样一个原则:您不联系,我不打扰。这之后,虽然郭老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我却从未主动联系过他。不过,从这时起,我开始关注郭老师,对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郭颂自幼喜欢唱歌,还好琢磨乐谱,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老师上课提问,他把3+4=7读成了咪+发=西。成为专业演员后,郭颂“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气壮。”愣是把东北民歌唱到了全国。1962年,周总理接见外宾时,他演唱了一首《越走越亮堂》。演出结束后,周总理特意找到郭颂,提出了修改意见。后来,这首歌获得了全国优秀音乐创作奖。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连续两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令他自豪的是,他参与创作并演出的《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到文化教材中。
   可以说,郭颂老师的歌影响了几代人!
   也许是上天有意安排。1997年春节刚过,郭老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为了方便工作,他来通州居住了,住在了梨园镇杨家洼。
   在郭老师家里,我们第二次见面了。这次见面我们彼此都没有了陌生感,随随意意,无话不谈。临分手时,郭老师忽然一本正经起来:“志刚,我想好了,你这个小朋友我交定了!”说完,郑重其事的送我一个礼物。天哪,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居然把礼物包装得这么时尚:彩色的绸纸,漂亮的蝴蝶结。郭老师的举动让我措手不及,甚至有些尴尬。礼尚往来,可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呀!好在我脑子转的快:“郭老师,还是您狠,这辈子我都欠您的。”逗得郭老师哈哈大笑。
   回家后,我迫不及待的打开了礼盒。锦盒上有两句诗:青春诚可贵,暮春价更高。与年轻的好友志刚共勉。落款是:六十有六关东老汉郭颂,1997年2月24日于梨园杨家洼。锦盒内侧还有一幅漫画,钢笔画的:一位老人注视着远方,放声高歌。怎么这么巧啊,那一年,我三十三岁,郭老师正好长我一倍。此时,我不知怎样形容自己的心情,更多的应该是感动。我和爱人讲,郭老师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你要想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走进他的生活。
   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信件是主要的联系方式。郭老师担心信件寄到村里不保险,希望我帮助中转一下。自此,郭老师名片上的联系地址是我们单位,联系人是我。我那时住在果园环岛附近,和郭老师的住处只隔着一条运河大街。于是,我理所当然的成了郭老师家不请自到的常客。
   一来二去的,我们之间的称呼也有些变化。当着人的时候,我叫他郭老师,没人的时候,就喊他老头儿。郭老师知道,这是北京人对自家老人特有的尊称。1998年4月,我担任了通州区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一般情况下,郭老师称呼我名字,没有外人或打电话的时候,张嘴就喊“王局长”!那个“长”字还用东北口音往上一挑。我心里明镜似的,这不是尊称,是调侃。但是,调侃里透着那么亲切。
   如果不是近距离的接触,你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关东老汉是如此有趣。艺术大家黄永玉点评的非常到位:郭颂特傻,傻得那么可爱;特天真,天真的像小孩子相信魔术一样。和他在一起,你会年轻十岁,而且会忘记世上还有烦恼二字。正因为如此,我也时不时地冒冒坏,逗逗这位可爱的老头儿。
   有一次,我逛音像商店时,无意中发现有历年春节晚会的光盘。压缩版的,十几张一套,我立马买了下来。回来后,我跟郭老师显摆:“您1984年春节晚会上唱了三首歌,手头上有录像资料吗?”郭老师一愣:“我这里都是CD盘,带影儿的还真没有。”我不紧不慢的说:“前几天,一个朋友送了我一套,我特喜欢,不过,我觉得您保留更有意义,送您吧!”我装出一副忍痛割爱的样子。郭老师连连摆手,“不合适,还是你留着吧。”我坚持送给郭老师,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果然不出所料,光盘的事郭老师还真上心了,跟我说了几次。意思是,春晚光盘很有意义,你也应该有一套。有一天,还郑重其事的跟我说,想托中央电视台的朋友,看能不能再找一套。我实在绷不住了,跟他透了底:其实,光盘是我买的。买了两套,您一套,我一套。郭老师噗嗤乐了:“你个坏小子!”
别以为只是我欺负老头儿,老头儿有时也跟我耍心眼。
   2003年国庆节前夕,郭老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10月3日他在人民大会堂有演出,找到三张票,叮嘱我务必去看。可能骨子里就不爱贪热闹,再加上天生就没有文艺细胞,我答应的有些含糊。大意是,尽量去,没有特殊情况就去。郭老师告诉我,先别急着定,你看完信再说。他让小女儿把三张票和一封信送到了我们单位。信是这样写的:志刚小罗二位忘年好友,金秋快乐!在共和国成立54周年的喜庆日子里,能否让我的孙儿王钊随他爹妈去天安门广场玩耍一番,晚上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看他的老爷爷为人民一展歌喉。去与不去,你们酌定。
   自打和郭老师认识后,他对我儿子又喜欢,又疼爱,视同亲孙子一样。平时不说,每年的压岁钱必不可少,还在红包上写上祝福的话。他不止一次跟我说,我孙子要是不高兴,我就不高兴。大国庆节的,咱别让老人家不高兴啊。我对郭老师的女儿说,老头儿给我送的不是请柬,是“通牒。”请转告他,我肯定去,我们全家都去。
   事后我们聊天的时候,郭老师对自己的“激将法”很是得意,还送给我一句话:姜还是老的辣!
   郭老师年纪大了,上下楼有些吃力。但是在杨家洼小区,他选择了顶层,也就是六楼居住。原因只有一个,怕练声时打扰街坊邻居。没有特殊情况,家里的音响是不会用的。我也不知道老人家怎么想的,认准我嗓音不错,是块唱歌的料,非要动用一次音响,和我OK一次。
   虽然在马驹桥公社当过两年广播员,但播音和唱歌是两码事。更可怕的是,我天生是个“左嗓子”,唱歌时嘴不对着心。换句话说,自己唱起来津津有味,别人听起来死的心都有。任凭我怎么解释,郭老师就是不信。他也有自己的理:咱们俩唱一首歌,你跑偏,我给你拽到正道上不就得了。你不相信自己,还信不过我?!
   恭敬不如从命,别不识抬举。一个周末的傍晚,在郭老师家中,我们摆好架势,正式开唱。歌曲是我事先选好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我打小就喜欢听,我觉得这首歌不紧不慢,曲调平缓,唱起来不费劲。虽然歌词记不全,好在电视上有提示,唱下来应该问题不大。于是,我唱第一段,郭老师唱第二段······凭心说,唱歌时我是尽心尽力的,绝对没有敷衍。歌还没唱到一半,郭老师笑场了,笑得前仰后合。一边笑,一边说:“志刚呀,志刚,你可真不是谦虚!”
   别以为郭老师抓住我的短处了。我跟他说,您要是得罪我,我就满处给人唱歌,就说我是郭颂的徒弟。郭老师忙说,得罪谁,我也不敢得罪你!
人要是熟悉到了一定程度,说话就会无所顾忌。
   有一次,在郭老师家中,他给我看早年的一些资料。敢情郭颂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叫郭增发。我不由自主嘟囔,郭增发,郭增发,真俗。老头嘿嘿一乐,不急不恼。看到郭老师五六十年代的老照片,我又说走嘴了,“您年轻时脸怎么这么长啊,还是现在帅气。”郭老师故作生气状:“不许叫老师外号!”
其实,郭老师年轻时更帅气。三十来岁就和周总理合影,想不帅气都难。一般人都能听出来,我这么说是开玩笑。可郭老师不是一般人啊,他认准我喜欢现在的郭颂了。打那以后,他送给我的数十张照片大多是六十岁以后的,七十岁以后的居多。2008年6月,他特意制作了一本相册作为我爱人的生日礼物。这本相册中最早的照片是1991年,也就是他六十岁那年和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的合影。其实,无论是喜欢还是收藏,我更希望手头上多些郭颂老师早年的照片。
   这个可爱又可气的老头儿,让我说什么好啊。不过,细想起来,不怨郭老师,怨自己,我是自作自受。
   郭颂是辽宁省沈阳市人,1931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虽然二十三岁那年就成为黑龙江省文工团一名专业演员,但是,他始终心系黑土地,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这辈子,他为人民写,为人民唱,中国农民身上那种淳朴、善良的品格伴随了他一生。
   1998年5月的一天早上,我还没上班,郭老师有事找我,电话打到了单位值班室。值班的新闻部记者张国瑞一听是郭颂,又惊又喜。老张那年46岁,可以说是听着郭老师的歌长大的。他跟郭老师说,在马驹桥念小学的时候,学校有一张郭老师的唱片,百听不厌。长大后,自己攒了一个收音机,就爱听郭老师的歌。郭老师问他“你最喜欢哪首?”张国瑞脱口而出“《新货郎》!”“好,我唱给你听。”电话里,郭老师认认真真的给张国瑞唱了《新货郎》的前两段。把张国瑞美的呀,上班后,跟说我,又上其他办公室炫耀,那个高兴劲儿就跟中了大奖一样。
   和郭老师接触久了,我发现郭老师好脾气,按现在年轻人的话说,简直是个老“暖男”。在我看来,我无论说什么,怎么开玩笑,郭老师都不会急眼的。但是,我的想法真的错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风靡全国。来自国内的艺术家和优秀演员走遍全国老少边穷地区,走进厂矿部队科研一线,为人民群众送去精神食粮。这样的公益活动自然少不了郭颂的身影。那时,他经常到全国各地参加慰问演出。凡是中央电视台播出有他演出的晚会,郭老师都会在我的BP机上留言,告诉我节目播出的时间,他参演的曲目。一来二去的,我就成了“心连心”节目的忠实观众了。当时,我正在通州电视台从事管理工作,自我感觉对电视节目是内行,开始“嘚瑟”起来。有一次,和郭老师聊天时,我对艺术团的一位女主持人评头品足,认为主持的太一般了,而且“点评”的时候还有些不恭不敬。当时我就感觉郭老师不高兴了。虽然没有直接反驳我,却一个劲儿的替人家解释。打那以后,我长记性了,不仅在郭老师面前,在任何人面前从不说人长短。
和郭老师在一起时,我们很少聊工作上的事。但是,歌唱家王昆对他的大恩大德,郭老师多次和我提及。1956年,郭颂带着《丢戒指》参加全国音乐周引起轰动。那个年代,社会上许多人对东北民歌不屑一顾,认为低俗,登不了大雅之堂。在演出后台,王昆对他说,你的歌很有特色。观众这么喜欢,不简单。以后你一定要走这条道。这件事成为郭颂事业的新起点。这之后,王昆给予了他多方面的帮助。郭颂也没有辜负王昆的期望,《新货郎》、《串门》、《大顶子山高又高》等一批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很快火遍全国。郭颂对我讲,王昆老师就是他生命中的“贵人”。
   不辜负真心,不遗忘真情。这句话用在郭老师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有一次,郭老师跟我咨询点事,大概是房地产方面的。这方面我是外行,就请区规划分局时任党委副书记李莲英帮忙。李大姐原来是区委政策研究室的,我们都在区委大院工作,彼此非常熟悉。郭老师和莲英大姐只聊了一次,问题就解决了。在常人看来,这件事举手之劳,不足挂齿。可郭老师却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不止一次让我替他谢谢李莲英副书记。有一年,还把他亲手写的贺年卡托我转送给莲英大姐。
   在郭老师看来,有恩于他的人,帮过他的人,乃至喜欢他唱歌的人,都是他感谢的对象。每年春节,他都用贺年卡表达自己的心意。他把对亲人、对友人的深情厚意浓缩在了这张小小的卡片中。
   郭老师每年究竟给多少人送贺年卡,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他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在小小的贺卡上他下了实实在在的功夫。每年的贺卡都是他精心设计的,上面有他的工作照、生活照,有时,还配上几句民歌歌词。然后再根据不同的人,亲笔写上不同的话。有热情的问候,有深切的赠言,有真诚的祝福,有幽默地调侃。2007年是郭老师从艺55周年,这年的贺卡上有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的贺词,有艺术大师黄永玉画的《仙鹤长青》,小小的卡片堪称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和郭老师交往的近二十年中,我只收到一次他人代笔的贺卡。2005年春节,郭老师的长子郭晓良给我寄来一张贺卡,贺卡上特意注明:家父正在美国演出、讲学,临行前特意委托我给您拜年。
   有些人,不管面对什么环境,无论地位怎样变化,骨子里与生俱有的东西从不会改变。郭颂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做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
   2006年“五一”节在老家看电视的时候,恰好看到郭颂正在演唱歌曲。我告诉父亲:“郭颂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交往十来年了”。父亲当时眼睛就亮了:“郭颂很早就出名了,我上学时就喜欢听他的歌。”父亲小郭颂九岁,当年在部队时就是个文艺青年。尤其是京剧,唱得还真是那么回事。父亲一再叮嘱我,一定要给郭颂带个“好”!
   工作关系,平时我对家里的事很少顾及,对父母的关照更是欠缺。但是我能做到一点:父母交办的事绝不耽误。我把父亲的意思和郭老师说了以后,他一个劲儿检讨:“大意了,怎么连起码的“老礼儿”都忘了,我早就应该去看望你的父母,我的老弟、老妹!”
   2006年6月13日上午,郭老师携家人早早地就来到了我的老家—马驹桥镇史村。能来的都来了,一共九口人。儿子一家,女儿,外甥女,连亲家都来了!为了迎接郭老师的到来,父母紧张了好几天,主要是不知怎样接待心目中的“大人物”。头天晚上,父亲还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称呼郭颂。我跟当了一辈子干部的老父亲讲:“您就踏踏实实的吧,郭颂比您随和多了。”果不其然,一进门,郭老师就用他那特有的亮堂嗓门来了一句:“认亲戚的来喽!”一句话,让父母紧张的心立马放松了。孩子在院里玩儿,大人们在屋里有说有笑,郭老师还时不时的来上两句,农家小院充满了欢声笑语。那时照相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我赶紧给马驹桥镇宣传部的仇春旺打电话,请他过来帮忙。照相时,郭老师一手挽着父亲,一手牵着母亲,就像大哥哥领着弟弟、妹妹一样,好一幅温馨的画面!
事后,父亲专门制作了一本相册留作纪念,还把和郭颂照的全家福摆在了屋子正中,来人就显摆显摆。
   2004年年初,郭老师从京东通州搬到了京西门头沟,住在了永定镇冯村一栋橘红色的公寓里。
   屈指一算,郭颂在通州住了八年。古老的运河见证了我们的友谊,西海子公园目睹了我们的快乐。这期间,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常常以“通州杨洼一老农”自诩。我能感觉到,郭老师对第二故乡的依依不舍之情。就像“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一样”,也许这样的分离才能让情谊更温馨、更美好。
    也确实如此,虽然不象以前那样经常见面了,但是,“距离产生美”。聊天时,谁也不舍得先把电话放下。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我都到门头沟看望老人家。而他来通州的次数更多,看望老朋友,以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名誉院长的身份参加通州的一些文化活动。他每次来通州,我们都要见上一面。每次见面,我们都有说不完的话。
   我曾和爱人探讨过一件事,郭老师和咱们家到底算什么关系?朋友,比朋友更近;亲戚,比亲戚还亲。爱人说,郭老师就是咱家的一个老人,一个不在一起住的老人。我认可这个定位。从海南回来,他忘不了给孙子带一个皇冠大海螺;从国外回来,总想着给我带些特色纪念品;冬天,到东北演出,主办单位给每位演员发一件羽绒服。郭老师特意要了一件女式的,回来后送给了我爱人。惦念家里的每一个人,只有自家老人才能做到。
   郭老师曾经很认真地问我一个问题:认识这么多年了,好像我没有让他办过什么事。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给郭老师讲了一个故事。彭仕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通州美术家协会主席,他的画在通州首屈一指。他是我兄长,也是多年的朋友。有一次,我问他:“彭老师,我认识您快三十年了,有资格跟您求一张画吗?”彭仕强愣了;“你真没有我的画?”我肯定地点点头。结果,彭老师用不同的技法,画了一张梅花精品,装裱好,配上框送给了我。我和郭老师说:“通州人收藏彭老师画的人一定会不少,享受我这种待遇的肯定不多。”郭老师连忙说:“我听明白了,你小子别给我施加压力,有事随时找我。”
   没有“私心”就不是我了。平时我确实不轻易麻烦郭老师,但是我早想好了,张一回嘴,就来个实顶实的。其实,何时求,求什么,我心里早有数了。
   2006年10月15日,是通州区广播电视事业创办50周年。我们单位准备搞一个隆重的纪念活动。这时我已经担任广电中心主任了。提前三个月,我和同事们就开始操持、忙活。在设计活动方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想请两位文化名人助兴。
   一位是著名作家王梓夫。我和梓夫老师都是马驹桥人。1991年5月,还是在北京电视台通县记者站工作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打交道。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那么冒失,彼此不认识,从没见过面,就打着“三里地的老街坊的”旗号,请人家帮忙写电视解说词。没想到梓夫老师二话不说,痛快地答应了。我常跟人家自夸:我们马驹桥人就是实在!梓夫老师还有个特殊身份:早年曾在马驹桥公社当过广播员,是我的前辈。梓夫老师来,应该没问题。
   另一位就是我早就谋划好的,请郭颂老师出马。出场的方式我都想好了。梓夫老师在台上介绍六七十年代农村广播情况,背景音乐放郭颂老师的《乌苏里船歌》。您老人家不是在中央电视台春晚上一连唱了三首吗?在通州电视台您得唱四首。当然考虑到您已是75岁的老人了,我非常人性化的安排一首背景音乐,也算一首吧!随着音乐声渐小,梓夫老师问大家:刚才这首歌是谁唱的呀?!会场上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郭颂!郭颂!于是,那个帅气的老头儿缓缓地从幕后走到台前,会场瞬时又变成了一片欢呼声。郭老师手执话筒,走到观众席中,边互动,边演唱。《农家乐》《甜透了咱心窝》《越走越亮堂》······
   北京郊区十四个区县广播电视创办50周年的时间都是前后脚的事。这个月你这个区搞活动,下个月他那个区搞活动,彼此之间不较劲儿是不可能的。郭老师唱歌时,台底下各区县广电中心主任那“羡慕嫉妒恨”的小眼神我都能想象的出来。一想到设想马上就要变成现实,心里那个美呀!
   世事难料,就像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一样。活动前三天我和郭老师联系,万万没想到,郭老师刚刚做了口腔手术,脸是肿的。甭说唱歌,连活动都参加不了。我遗憾,郭老师更遗憾。他安慰我,将来你们搞六十周年庆典的时候,我一定参加。
   2016年11月7日,我们确实又搞了通州区广播电视事业创办60周年纪念活动。但是,一向遵时守信的郭老师爽约了,他没有来,而且永远都不会来了·······
    2011年春节。正月初五那天,按照惯例,我该到门头沟给郭老师拜年了。往年,一般都是我一个人去,这次我也不知怎么了,冥冥之中非要爱人、孩子和我同去。也许是没料到我们全家人一起来,那天,郭老师格外高兴。他提议,一起照个全家福。我们每个人都和老头儿单独合过影,但是照全家福还是头一次。照完全家福,他又和我们每一个人单独照。在和我儿子照相时,他有意弯着腰,故作天真状。画面上一个小孩儿,一个老小孩儿。才几个月不见,我感觉老头儿明显老了,特别是走路,非常吃力。郭老师告诉我,腿有点小毛病,开春后做个手术就没事了。我确实没往心里去。老头儿气色相当好,随身携带的计步器每天都督促他走八千步以上。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和郭老师聊天,是我们全家人最后一次和郭老师团聚!
   半年后,7月中旬的一天,我忽然感觉有一段时间没和郭老师联系了,赶紧往郭老师家里打电话,这时我才知道,郭老师住院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楼4层一间普通的病房,我见到了老人家。平时梳理得一丝不乱的头发不见了,一双无神的眼睛无助的看着我。任凭我怎么和他说话,郭老师没有任何反应。我一下子蒙了,这是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郭老师的女儿告诉我,老头儿前些日子高烧不退,6月1日住院后,又增加了肺部感染、脑梗等病,意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我希望这是暂时的,希望再看到他的时候,会出现奇迹。然而,我每次去看他,无论你和他说什么,他依然没有任何表情。最后两年,郭老师基本丧失意识了。
   和病魔抗争了五年之后,2016年5月19 日早上5时46分,人民的歌唱家,我尊敬的长者郭颂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生命定格在了85周岁。
   郭老师的灵堂设在了305医院告别大厅。我到照相馆放大了一张郭老师生前最喜欢的照片,5月21日一大早儿就赶到了医院,送老人家最后一程。
   郭老师的家人请我到休息室,我谢绝了。我恳求让我守灵,多陪老人家一会儿。走进告别大厅,我忽然恍惚起来,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那首优美的《乌苏里船歌》,那亮堂堂的嗓音仿佛从遥远的天际飘忽而来,萦绕在我的耳边,慢慢地,轻轻地抚摸着着我的每一根神经。郭老师安卧在鲜花中,就像睡着了一样,在梦中品味着自己唱了一辈子的传世佳作。这里是人间仙境,又像是世外桃源。按照老家的习俗,我给郭老师磕了四个头。此时,我流的不再是悲伤的眼泪,是祝福的眼泪。我最尊敬的郭颂老师即将步入天堂,化羽成仙!

   郭颂老师,缘分,让我遇见您;牵挂,让我想起您。您的赤诚,您的淳朴,您的笑容,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转眼间,您已经离开我们五年了。您把动听的歌声带到了天堂,却把苦苦地思念留给了我们。
   亲爱的老头儿,我想您,
   亲爱的郭颂老师,我们想您!
 







作者系北京巿通州区广电中心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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