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历史变革中的挽歌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札记

                                                         若愚

                                                                                    （一）

  余非读书人。幸得一书TheodrgimeandTherevolutionc.译得书名，是法国人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后来购得汉文版才弄通书中意思，好在青年时曾读过高卢人的点滴历史。中国国情与法国情况不同，历史当然也不会一样，但专制统治和人民受苦经历并无不同。当高卢人被古罗马人困死在角斗场上的时候，中国诸侯们正在汉家宫殿里鼓乐齐鸣，上演着一场场千金买笑的故事。而在法国1789年爆发大革命高潮中，中国满清王公贵族们还没有从北京城墙根下架鹰遛鸟的乐趣中苏醒过来。历史不是巧合，也不是约定，而是人类社会进程的必然规律。

  1789年的那场暴风骤雨般的法国大革命，以雷霆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震惊了世界各国的封建统治者。饱受波旁王朝几个世纪残酷压榨的法国人民终于摆脱路易家族压迫和宗教束缚，他们攻占巴士底狱，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接着君主立宪，宣布《人权宣言》。但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仍然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斐扬派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制。吉伦特派虽然实行了民众普选，可政权根本没有被人民大众所掌握。热月党人取代雅各宾统治法国，政权从资产阶级民主派手里转到了资产阶级右翼手中。拿破仑自认执政，炮轰保皇党，建立拿破仑帝国，走上了对内镇压对外战争的道路。喧嚣一时的法国大革命宣告结束，时间虽短，过程复杂。

  翻开法国大革命史册，不由让人们想起中国文人鲁迅笔下“人血馒头”的故事。革命党人夏瑜是那么幼稚和无知，竟然祈求保皇党的刽子手阿义起来造反，人们对反动统治者的任何希望和同情都是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形容巴黎市中心的断头台“是法律的体现，断头台并不知道它是一台机器。它的别名是镇压，它不是中立的，也不让人中立。看见它的人都会产生神秘的禅颤栗。所有的问题都在那把板斧的四周举起了它们的问号。”虽然路易十六被砍头，但更多被砍掉头颅的是革命党人。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说的更明白：旧制度崩溃了，法兰西民族仿佛在动荡中求得新生，但社会动荡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本没有带来革命党人预期的结果，原来旧制度的一部分，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新制度中去，而人们还举杯相庆，法国终于脱胎换骨了！不，大革命驱逐了法皇，但是法国人还是那帮法国人，所以法国没有改变！原来，席卷欧洲的大革命，把整个欧洲史一分为二，创造出来的新世界竟然和旧世界有着诸多遗传关系。托克维尔的话给后世留下了更多的回味和思考。

                                                                                   （二）

  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召开专家座谈会，王岐山先生向与会专家推荐说“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到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余做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有幸捧读了这部著名中外的历史著作。

  托克维尔出身法国贵族，曾在法国政坛显露头角。他历经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等五个朝代。1789年，路易十六召开了最后一次由教士、贵族、市民参加的三级会议，这次会议导致了大革命爆发。大革命后，三级会议随旧制度被废除。早起的托克维尔热心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拿破仑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因反对其称帝而被捕，获释后对政治失去信心，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托克维尔亲眼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

 《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书于1851年到1856年间，颇具自由主义激进思想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种政治大动荡的历史背景下酝酿成熟的。书中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思考，而不是简单地叙述历史事实，把研讨重点放在大革命产生的历史根源——旧制度上。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以孟德鸠斯为榜样，写一部像《罗马盛衰原因论》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政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托克维尔是被政治漩涡冲出来的另类文人，没有这种复杂的经历和出身背景，他也很难写出这样一部传世名著。因此，余斗胆说，文学是阶级的烙印。

  这本出版于十八世纪中期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曾经被中国政坛和文人们热议二十年。从王岐山先生推荐此书后，又被中国社会各界抄得沸沸扬扬。中国各种名头专家纷纷站出来品头论足，各抒己见。试图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

  余做为界外之人，只能从文学的角度解读一点大革命带给人们的文学现象。由于不管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最先留下的历史遗产是以文学为工具的“人们对当时当地历史重大事件的认知和解读。”法国革命给法国社会带来了文学的空前繁荣。由于路易家族对法国几个世纪的残酷统治，引起了法国人民的暴力反抗，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路易王朝的封建统治，又被以拿破仑的对内统治和对外战争所替代，其最根本原因是没有彻底推翻反动阶级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旧制度。但拿破仑毕竟为法国走进现代文明奠定基础，法国社会涌现了大批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进步文学巨著，这些作品记录了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社会状况和各阶层的意识形态。随着法国革命的不断深入，除了托克维尔，伟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领袖维克多·雨果就是众多杰出文学家中的一个。他同样倾尽毕生精力写出了《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一系列惊世名著，影响了整个法国和世界几百年的文学历史。

  早在大革命前，法国社会底层劳苦大众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地。男人被称为“无套裤衩”，女人被称为“编织妇，整个法国成为巴黎的郊区，这是因为巴黎集聚了法国最具权势的贵族集团，由此也涌入大量贫苦农民，他们失去土地，沦为城市贫民，生活凄苦，地位卑微，贵族统治了整个巴黎。巴黎上流社会的高档舞会和底层贫民的下等酒吧形成鲜明对照。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不满现实，巴黎社会群情激奋，民主呼声高涨，国民制定宪法，讨论议程，都要敞开大门，“无套裤衩”和“编织妇”就会闯进去高声大喊，歇斯底里地吼叫。市民攻占巴士底狱，宣布《人权宣言》，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但雅各宾贵族篡夺国家政权，拿破仑上台，实行更加恐怖的专制统治，这一场围绕国家统治权而上演的历史剧目最终没有彻底摧毁法国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旧制度。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仍然被旧规章、旧观念、旧习俗禁锢着、统治者。这是因为“新的社会制度一时还无法铲除留在人们灵魂深处的宗教、习俗的禁锢而遗留在新制度中和人为造成的残留物。”一切在大革命扮演历史角色的不同人物和历史背景及其附庸，在制造了多少历史事件后以及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无疑成为文学巨匠们笔下的最好素材。

                                                                                      （三）

  革命唤醒了有着更多良知的文化人。在维克多·雨果的笔下，几乎在现了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整个历史进程。《悲惨世界》中，贫苦市民冉·阿让为了一片面包，被专制王朝法官判处19年苦役。出狱后，走投无路的冉·阿让又偷走了好心留宿的米里哀主教的银器潜逃，被警察捉住。主教米里哀声称银器是他送给冉·阿让的，免去再次牢狱之灾，使冉·阿让得到感化。十年后，冉·阿让由成功商人当上市长。没想到，从前缉捕他的警察沙威再次出现，继续找他麻烦。冉·阿让不得不走上逃亡之路。逃亡路上，得知妓女芳汀的悲惨遭遇后，主动承若帮助其照顾私生女柯赛特，“父女”过上平静生活。八年后，柯赛特爱上共和派青年马利尤斯。这时，轰轰烈烈的巴黎人民起义爆发，地痞无赖德纳迪埃和冉·阿让狭路相逢，而多年未谋面又从未放弃追捕冉·阿让的警长沙威又出现在冉·阿让面前。革命爆发了，冉·阿让不仅没有摆脱“罪犯”身份，继续被升任警长的沙威追捕。混乱中，当冉·阿让帮助追捕他的警长从巴黎市地下污沟里逃出地面后，冉·阿让没有拒捕，沙威良心发现自杀身亡。冉·阿让在保护柯赛特、马利尤斯多少年、多少次，但珂赛特和马利尤斯忘恩负义，开始厌烦这个保护和养育了他们的“罪犯”，珂赛特不承认他的养父身份，冉·阿让受到冷遇。冉·阿让最后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后投案自首。在《悲惨世界》中，冉·阿让是一个带着宗教色彩的自我救赎的典型人物，他没有罪，把欢乐留给别人，把苦难留给自己，他还没有从旧制度的宗教观念下解脱出来。维克多·雨果正是用这样一个发人省醒的典型事例，深刻揭露了法国大革命前后法国社会受苦受难广大民众的一种社会现实，给人们带来深刻思考。

  而在《巴黎圣母院》中，维克多·雨果用现实主义手法揭示了法国宗教阶层的黑暗。1482年的巴黎圣母院是当时法国巴黎重要宗教重地。驼背而聋哑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和貌似正经的副主教克诺德·弗罗落同时爱上了吉普赛美丽姑娘爱斯梅达拉。克诺德·弗罗落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色狼，他以宗教为掩护，内心隐晦，外表慈善，爱上爱斯梅达拉后，神魂颠倒，不能自拔，几次欲占为己有。相貌极丑的残疾人见状后，由于也暗恋着爱斯梅达拉，为了不让克诺得·弗罗落玷污，情急之下，强行掳走爱斯梅达拉，途中被骑兵队长弗比斯“所救”。但弗比斯更是一个风流成性的上流社会人物，被妒火焚烧怀恨在心的克诺德·弗罗落刺杀未遂，并嫁祸爱斯梅达拉，爱斯梅达拉因此被判死刑。行刑时，卡西莫多将爱斯梅达拉救走并藏于圣母院中，同病相怜的众乞丐为救爱斯梅达拉冲入教堂，误与卡西莫多大战，副主教克诺德·弗罗落乘机掳走爱斯梅达拉。爱斯梅达拉被由克诺德·弗罗落带领的军队绞杀在教堂前面的广场上，卡西莫多愤然将站在钟楼顶上观望的副主教克诺德·弗罗落从教堂最顶层推摔死，最后卡西莫多抱着爱斯梅达拉的尸体殉情而死。维克多·雨果用爱斯梅达拉、卡西莫多、克诺德·弗罗落三个不同身份不同个性的人物，揭露了巴黎上层社会对底层贫苦市民的镇压，以及上流社会的虚伪、残忍和血腥，深刻刻画了人性最深处的真善美，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国在大革命前后的各个社会场景。

  重读维克多·雨果的著作，有助于了解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背景，从而深刻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精神内涵和写作者的背后初衷。

                                                                               （四）

 《旧制度与大革命》与维克多·雨果的文学手法不同，托克维尔用缜密的逻辑思维从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用大量铁的事实揭示了法国革命和旧制度之间藕断丝连的最深层次原因，提醒了人们在取得革命胜利后要严防旧制度的复辟，以及彻底铲除旧制度留给社会的一切不利因素和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不论是维克多·雨果，还是托克维尔，他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见证人和具体描述者。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论点主要是：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迄今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二、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会坍塌。因此，革命是迟早的事；三、法国革命即呈现出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四、关于专制、自由、平等三者关系问题。

  在对法国大革命经过缜密分析后，托克维尔得出如下结论：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托克维尔说的感受最轻实际上是苛政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困境”很可能就将他们推向革命；四、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能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五、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六、民众“搞革命”时种种不适当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七、在革命过程中，追求自由比平等更重要。

  托克维尔的几点结论是在总结分析大革命后法国社会现实得出。这种结论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指导下对当时现实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托克维尔曾对自己妻子说“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恰恰相反，《旧制度与大革命》不仅影响了后世的欧美，还得到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鉴赏和推荐，这说明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屏弃旧制度，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确保中国现代化改革成功，已经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中国改革进入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捧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有报道称：“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慎重。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道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与中国改革的某种关联性。”

  《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是导致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使社会矛盾更加动荡不安，这是法国革命的历史教训和经验。《旧制度与大革命》究竟能带给中国人什么启示，这或许正是王岐山先生推荐本书的根本原因。

  为人民勤奋写作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没有他们的努力笔耕，就不会有活生生的历史再现于人们面前，更没有人们从中得到的历史教训和种种反思。

                                                                          （五）

  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人们从浩瀚的世界名著海洋里游历一番后，众多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它们虽然从不同领域和侧面叙述了世界的本源，但还从来没有一部像《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样，对社会现实揭露分析的如此透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大革命前后的巴黎社会黑暗，也让人们认识到大革命后并不光明的现实。

  《旧制度与大革命》刚问世之际，并没有引起世界的关注，尤其是没有引起法国政坛上众多显要的重视。这是因为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争权夺利之上，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和反思自己的行为。当法国革命多次遭遇波折的时候，他们的后辈才想起了这本为他们指明方向而又击中要害的世界名著。“托克维尔这本书采用的是类似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方法，他重视各国间的比较，指出‘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正是通过对其它国家的考察，托克维尔认识到法国革命的独特原因以及它在全欧洲的影响。”因此，问题史学给人们提出了借鉴、比较、汲取经验、纠正自我的执政理念，在当前反腐倡廉中显得更为重要。

  文学是社会一切人类活动的综合产物。包括托克维尔和维克多·雨果在内的众多优秀文学家，他们除了文学本身还是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外，如果没有对社会事物深刻的洞察、理解和分析，是不可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君主论、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玩偶之家、群鬼、日耳曼人的弟子等浩如星海的优秀巨著，都是在这种先决条件下产生的。这些被人们爱不释手的优秀作品，都灌入了与中国孔孟学说相悖的思辨思想，抛弃了墨守成规观念，给社会注入了活力和启迪。而《旧制度与大革命》正是它们中间的佼佼者。

  余之侨乡壶流河两岸是一个古老而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域，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它的历史不亚于高卢人在欧洲大陆僭越的历史。从“商汤封代”到代地“无穷之门”，从公元前赵简子“与百神游于钧天”到赵襄子“登夏屋山觊觎代国”，从蒙毅随始皇出巡死于代郡到代郡人士为契丹建国出力，从赵歇王和夏说守代到汉将韩信夺取代地和张仓相代，从北魏的代郡代地到代郡人士参与北魏朝政……，直到代国代郡灭亡，其中经历了多少战火硝烟？辽金杀戮染红壶流河不说，元守城将领宝善屈膝献城，廖允中夯土圈城，周房甃石垒城，为大明江山巩固不贷，到满清政府统治时期，壶流河两岸还没有脱离农耕社会的基本架构，佛道儒三股绳拧成的固定思维是其中一条重要精神支柱。不难看出，这一切都是旧时代旧规矩留给后代的政治文化遗产。代地文化已经不是单一的地域文化。

  这些政治文化遗产需要挖掘整理，需要去伪存真去表及里，汲取精华去其糟粕。保护挖掘历史文化也无需革命，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无需革命也能完成”。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为人民写作就是自我革命，是一个为文者应有的作为。我们要严格按照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树立正确的文学历史观，坚持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信念。因此，处理好挖掘历史文化和文学创作、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十分重要。重在历史，根在人民，脱离这个原则，一切文学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人们却看到了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另一种现象，部分文学爱好者光有热情，缺乏实际，如空中楼阁水中浮萍，不是倾尽心力去探索挖掘壶流河历史文化，而是苑囿于自私自利的名利之中，看万山红遍，独我处是好，忘掉身份，脱离群众，成为文学“编织妇”；有的以作家诗人自居，自卖自夸，周游“列国”，混吃混喝，结帮拉派，划定圈子，做伶人态，排斥异己，绿杏苑出……明里施舍，暗中填还等等。还有一种文学叫黄糕豆腐干文学，甘做附庸，做表面文章，有的从孔孟宗学里挑拣词句，断章取义，装点门面，误导大众，贻害子孙；更有甚者，编造历史，无中生有，哗众取宠，以无知充有知；最可悲者是，月缺床冷，自我哀情，无病呻吟，悲悲戚戚，难以胜数之至。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或许这种描述并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但抽象的叙述总比镂空能掩盖一点什么。壶流河历史文化乃沧海一粟，当你读完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想到的和应该做的仅仅是这些么？

                                                                                                 2015.10.10